孙尚书大全文集五十七卷

孙尚书大全文集五十七卷　（宋）孙觌撰

宋刻本。黄丕烈跋，张祥河题款。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存三十二卷（六、十五至十九、二十三至二十四、二十九至三十五、四十、四十二至五十七）。

孙觌（1081—1169）字仲益，号鸿庆居士，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北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又举词学兼茂科。历官翰林学士，吏、户二部尚书。立朝正直。先后知秀州、温州、临安诸郡。因忤执政，归隐太湖滨西徐里。孝宗朝尝命编类蔡京、王黼等事实，上之史馆。乾道五年（1169）卒，年八十九。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孙氏《鸿庆集》四十二卷，并谓孙氏“尝提举鸿庆宫，故以名集”。《四库全书》所收《鸿庆居士集》前保留有南宋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周必大所写的序文一篇，谓：“其子兴国太宗、介宗以书谓必大曰：‘先君文稿，中更兵烬，存者无几。而闽、蜀所刻复杂翟忠惠之文，大惧不足传信，今定为四十二卷。其未备者，方裒次《外集》，为我序之。’”表明《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乃孙觌之子孙太宗、孙介宗所编类。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十六引录了一段孙介宗庆元五年编完《鸿庆居士集》所写的跋文，谓：“仅得四十二卷。先君自号曰《鸿庆居士集》，今闽中有镂版者，多讹舛。介宗不孝之孤，吏退之余，复加订正，刊于郡斋。敬当百拜乞叙于一代鸿儒，为不朽之传云。”他请的这位鸿儒就是周必大。这段跋语表明，在庆元五年之前，孙氏文集已有闽、蜀刻本行世，只是讹舛过多，故才复加订正，刊于郡斋。这个郡斋，就是兴国军的郡斋。兴国军，即今湖北阳兴县。此为四十二卷本《鸿庆居士集》的编刻过程。

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孙尚书大全集》五十七卷，并谓孙觌“尝以靖康间文字得罪，废徙久之，终于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这个五十七卷本的《大全集》是谁编类的，难以详考。此本简、俗体字甚多，似是书铺所刊，亦疑为书铺所编。清嘉庆九年（1804）黄丕烈曾从周锡瓒处借到此本加以影抄，并写下一篇跋文，谓“此残宋刻本《孙尚书大全文集》，仅存三十三卷，即赵希弁《读书附志》所云《孙尚书大全集》五十七卷本也。外间传布颇少，余借诸周丈香严处，用旧纸委门仆张泰影摹，两匝月而竣事，藏诸读未见书斋，居然影宋抄本矣。虽不及毛抄之精，而一时好事之所为，以视汲古阁中入门僮仆尽抄书者，其风致何多让焉。嘉庆甲子六月八日，荛翁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八）。这段跋文只说了其借抄的经过，未言其所借抄的底本究竟是宋代何时何地所刻。

今细检此本，系竹纸印造，其版式风格、字体特点，尤其是书中简、俗体字甚夥，当属宋时福建书铺所刻。考书中讳字，其卷十六《范宗尹除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崇福宫》“汝慎厥修，以恢远大之业”中的“慎”字、卷十九《密州到任》“伏遇慎微”中的“慎”字，均缺末笔，为字不成，显然这是回避南宋孝宗赵昚的嫌名。而于卷十六《尚书右丞陈过庭除中书侍郎》“惇德而难任”中的“惇”字，则不缺笔，显然于南宋光宗赵惇之御名未行回避；卷十九《礼制局编修夏祭敕令格式颁降了毕》“伏遇敦劝”中的“敦”字，亦不缺笔，南宋光宗赵惇的嫌名也未予回避。这些现象表明，此书之刻未届光宗之时，而很可能就在孝宗一朝。若果真如此，则此五十七卷本当早于四十二卷本，或者就是前边孙介宗所说的闽中刻本。前引周必大序文中已谓闽刻本阑入了翟忠惠的文章，孙介宗或者去其伪作，定为四十二卷，也未可知。

此本钤有“汪印士钟”、“三十五峰园主人”、“应陛审定宋本”、“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两夫妇之印”、“清梦轩”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