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行丛书的背景与动机

第二节　刊行丛书的背景与动机

丁氏编刊的六部丛书部帙大小不一，内容取向也各有不同，但若仔细探究，则会发现背景与动机有相同之处。从时间点来看，这六部丛书都刊刻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军二次克杭之后。如前所述，此前八千卷楼藏书虽不甚显，但已拥有三万册左右的规模，并不缺乏刊书所需的底本，但却未展开丛书的编刻，反而是在战乱播迁、物力凋敝的处境下开始编刻丛书的。

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下开始刊刻书籍，其根本原因在于酷烈的战乱对素称人文之邦的江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加之太平天国政权在文化上的极端政策，使士大夫阶层深有文化破灭的危机感。丁丙友人张维嘉曾感慨道：“咸丰辛酉，浙省再罹兵燹，故家旧帙，失坠殆尽。”^[13]丁丙本人则称：“兵燹以后，孑遗仅存，凋落更十倍之。”^[14]因此重刊旧籍、网罗放佚一时间成为重大的文化命题，丁氏刊刻书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

在时局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刊行的《当归草堂丛书》所收几乎全为匡扶性理道德的理学著作。比如，《切近编》是一部“辑朱子及三先生之书最明白切近者，溥教齐民，一切妇孺，人人可知可行，共由大道，凡深邃者不摭入”（桑调元序）的理学普及读物。又如《松阳抄存》，经过“申与弟丙反复共读”，他们认定这是一部“言近而远，义峻而和，其间严儒释之大防，阅时俗之所服，惩彼流弊，肫然苦心”（丁申跋）的醇严精正的理学著作。唯一从目录学分类而言不属于子部儒家类的《张杨园先生年谱》，谱主也是“承紫阳之学”的理学者。

《当归草堂丛书》多收理学著作，可能还与当时“松生与高伯平游，有志宋儒之学”^[15]有关。高伯平即高均儒，伯平其字，秀水人，曾主杭州东城江舍讲席，卒于同治八年，其治学“不求博而贵专三《礼》，主郑康成，故自号郑斋，而笃守程朱之学”^[16]，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儒学者。

《武林往哲遗著》、《武林掌故丛编》、《西泠五布衣遗著》、《西泠词萃》，均刊行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选目则以乡贤著作或杭州地方文献为限。对此陈训慈曾概括道：“凡所刊印，虽大自经义（如补刊宋孙觉《春秋经解》），小及俗书（如《太上感应图说》），包罗綦广，而榷其旨归，除为其自有特嗜之例外（如小学书、宋词），几莫不与吾浙文献有联系，缪艺风所谓拾乡先辈之丛残者也。”^[17]

这当然首先是出于敬梓恭桑的乡邦感情。丁丙曾表露心迹：“吾杭山川清淑，人文蔚起，昔蒲氏宗孟辑诗，集三千余家为《钱塘集》，书久佚失，仅见其目于潜氏《临安志》。国朝吴氏城仿其体例，为《杭郡诗编》，旋亦散亡。吴氏颢踵而辑之，颢孙振棫再辑《续编》，版毁于兵。丙与先兄申不揣固陋，继之以《三辑》，重雕其初、续，书成，先兄不及见矣，而前代之遗什尚未克兼采也。吴氏允嘉先有《武林耆旧集》，自唐迄明，零篇只语，靡不搜录。卢氏文弨更辑《武林杂录》数十帙，稿本虽存，排比匪易。犹子立诚曰：与其汇集丛残，曷若先雕完整。寿之枣梨，藉以敬止桑梓。”^[18]

其次，由于战争的破坏，杭州的书籍业和藏书家被创惨烈，地方文献大量损失，亟待收拾。《丛编》俞樾序称：“自庚申、辛酉之乱，缥囊缃帙半付劫灰。承平以来，搜访遗文，存者仅矣。”《西湖韵事》丁丙跋称“：杭城两遭兵火，故家书肆，版刻纸抄，灰灭殆尽。”有部分书籍，在丁氏刊刻时已经无从寻觅足本，如《清波三志》蔡玉瀛序称：“今丁君和甫家藏是书二册，仅存记人、记事、记文三卷，欲求其全，久而未得。”^[19]又如《淳祐临安志辑逸》丁丙跋称：“此册余劫后购于市上冷摊，存祠庙及寺二门。后访得朱氏结一庐藏有旧抄，远道借录，较余藏本增多院及宫观二门，因亟为补抄。然叶数无多，似仅存学士所辑之半。”

面对文献放失、亟须整理的局面，晚清学者都注意到丛书以其大而通行，故能保存文献的功用。张之洞主张：“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20]俞樾也提出：“近有康氏莲伯、子兰两昆仲修《临平志》，得十余帙，皆厚如巨臂，乃乱后无一字之存矣。使其犹在，得刻入丁氏此编，不亦美乎？即此推之，知载籍存留日少一日，况遗文轶事，丛残琐屑，非如经义史学之师友渊源后先授受，可以永久勿坠也。然而征文考献则又不能不有取于此，苟非汇而刻之，则散失不传如康氏之书者，岂少哉。”^[21]

丁氏刊行丛书，也有如上考虑，《西泠词萃》便是一例，丁丙曾自述刊行《西泠词萃》的缘起：“光绪丙戌秋，予得仇山村先生《无弦琴谱》抄本，刊而传之。惧单词薄帙，久仍湮没，复刊周美成《片玉词》、姚绍尧《箫台公余词》、朱淑真《断肠词》、张天羽《贞居词》、凌彦翀《柘轩词》，题曰《武林六家词》。冀萃之众，而传之远也。”^[22]

再次，丁氏刊行丛书可能也有标榜声气、矜耀自夸的考虑。例如，《丛编》收入了不少丁氏族人及其师友的著作；与之相对，却有某些应收之书未被收入，如明人吴之鲸《武林梵志》，《丁目》卷八著录有“抄本”，可见并非缺乏底本，但此书却未被刊入《丛编》。而著作被收入《丛编》者（或其子弟友人）往往又协助了丁氏的刊书活动，他们在刊书序跋自然无一例外地对丁氏刊布遗稿、为古书续命的义举以及襄赞地方公益事务的嘉行予以褒扬（当然这些也确是事实）。因此在丁氏刊行书籍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以丁氏为中心相互标榜夸耀的关联互动，从中获益最大的无疑就是主导刻书活动的丁氏家族。

具体到各丛书的刊行，还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如刊行《丛编》，与丁丙的个人趣味及编辑《武林坊巷志》有关。万历丙辰刻本《快雪堂集》丁丙手跋称：

余少好武林琐细旧闻，尝聚小志数十种。辛酉围城中，尚得金江声先生《吴山志》。虽炮火满天，干戈遍地，一时不顾也。未几城陷，家室流离，图书荡尽，仅以身免。甲子乱平，重返故庐，复收残烬，杜门息影，辑《杭城坊巷志》，益思网罗群籍。^[23]

《年谱》光绪元年“八月，重刊《乾道临安志》”下小注云：“书第二卷纪坊市桥梁，府君辑《武林坊巷志》，引用首此书，故先刊之。”可见丁氏对杭州地方掌故素有兴趣，广泛搜罗各类地方小志，进而编辑《武林坊巷志》，又因编辑该书的需要，引起了刊刻地方掌故书的想法，最终催生了《丛编》。

至于收录书籍的选择，则是由一些更加具体而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

有些书籍入选，是因其知名度和重要性。如《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梦粱录》、《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均是久负盛名的杭州地方志，它们被刊入《丛编》乃是应有之义，反之则是不可想象的。

有些是因为师友的推荐。如元代僧人释圆至《牧潜集》（刊入《遗著》），何敬钊跋称：“丁酉自豫章旋杭，谒松生姻丈于里第，以余补授高安，出《牧潜集》示余，且戏曰：此为一重公案。披读其书，圆至虽产自高安，而集稿则传于天目，是去天目僧矣，亦武林文献也。怂恿付梓，许诺。”

有些则是为纪念亡故的亲友。如，《郭孝童墓记略》乃丁丙堂侄丁立志辑录，是书丁丙识语称：“从侄立志，号张甫，奚生弟之三男也。三岁而孤，目光炯炯，神似其父，事母尤孝。十龄后，读书罔懈，学为文，亦楚楚可观。余颇期其有成也。去秋八月病，病旋已旋作。今年仲春十一日化去，年十有七。吁，可悲已！因命其兄立燊检其窗作诗文于丛稿中，得此数帙，盖杂录郭孝童墓记也，并附七古一章。阅其结句，殆诗谶耶，岂其先鬼神已凭之耶？特就其所录刻之，以存其志。”

有些是出于对历史人物的敬仰，如《樊公祠录》，丁丙跋称：“天下惟不趋荣利者乃能不避危难。当樊公不拜帝师时，亦似稍迂阔矣，然劲气介节已基于此。及官浙省，徽寇猝至，卒能见危授命，大节不夺，其自命为孔氏之徒，何愧焉！向令尊孔氏者皆如樊公其人，亦何惧异教为？”

反之，若不收某书，则是因为：

一、无法觅得底本。丁丙曾有意将倪璠《武林伽蓝记》刊入《丛编》，但因缺乏底本而作罢。《神州古史考》丁丙跋称：“《清吟阁目》尚载先生所著《武林伽蓝记》一卷，惜不能与《方舆通俗文》并备掌故云。”光绪十七年，在购得明刊本《银海精微》后，丁丙表示编刊《当归草堂医学丛书》时（在光绪初年），欲刊行此书，但因未获得合适的底本而作罢：“前刻《医学丛书》，遍觅是书旧刻不可得。”^[24]又如，丁立中曾明言《遗著》选目不尽理想，与不少应刊欲刊的杭人名著仓促间无法获得底本有关：

又若周邦彦《片玉集》、释德净《山林清气集》、王洪《毅斋集》、释德祥《桐屿集》、高应冕《白云山房集》、许应元《水部集》、茅瓒《见沧集》、沈淮《三洲诗脍》、田艺蘅《子艺集》、高濂《雅尚斋诗草》，咸愿重梓而猝不可求。^[25]

二、刊本流传较多或近年已由他处刊行。如同上丁立中识语称：“先君子校刊《武林往哲遗著》五十种竟，复手书一目以谕中曰：乡先生遗书若强至《祠部集》、仇远《金渊集》武英殿已有刊本，叶时《礼经会元》已刻于通志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已刻于文选楼，邓牧《洞霄图志》、俞松《兰亭续考》、瞿佑《归田诗话》已刻于知不足斋，沈括《梦溪笔谈》、释文莹《玉壶野史》已刻于守山阁，李之藻《同文算指》已刻于海山仙馆，世间均有传本……若吾邱衍《周秦刻石释音》、陈思《宝刻丛编》，已乞陆存斋观察列入《十万卷楼丛书》，胡世宁《端敏奏议》、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沈遘《西溪集》、沈辽《云巢编》、沈适《长兴集》，当道已于官局重雕，蔚然彪炳。”因此丁氏就不再刊行以上诸书，以免重复，而优先刊行传本罕见、若存若亡者。

正因为在刊书选目时，丁氏注意回避传本较多或近有刊本的书籍，着意刊行未经刊刻的稿本、抄本以及旧刻罕传之书，使这些原本稀见的书籍得以流布，有了通行易得的读本，故而丁氏所刊丛书对于学术研究很有贡献，是不能忽略的。

清代学人普遍重视经史小学，而地方志书、掌故逸闻、燕社雅集之类书籍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加之此类书籍的印数有限，易于散亡。而丁氏以网罗文献为志，在书籍的选择上，没有门户之见，视野较为开阔，多刊畸零小种（《丛编》尤为突出），为后世研究地方史、文学史、文化史等留存了大量的材料。民国学者陈训慈曾评价“：惟先生（丁丙）之不朽，犹有所自。吾人考之道闻，覈其成就，则先生最有造于邦国者，厥为地方文献之保存与整理。”^[26]这一评价是中肯持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