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贴与独立问题

二、津贴与独立问题

报纸接受津贴在近代中国的新闻界并非是什么秘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过一段时期，但已与北京时期那种采取“胡萝卜加大棒”式的赤裸裸干预新闻舆论的方式有所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政府对报业所采取的基本态度较北京时期是有明显进步的。

南京国民政府最初曾希望以最简便的方法来影响民间舆论。1928年，国民党中宣部创办《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公开发行的党报，但读者不喜欢读官样文章，销路无法打开。随后他们在全国销路最大的上海两家老牌报纸身上打主意，希望把官僚资本加入两报。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屡次向两报示意：英美日等国报纸日销数百万、日出一二十大张，而中国至多能日销十万或十几万，日出七八大张，推求其故，主要由于缺乏资金，不能扩大设备，倘由政府投资改为官商合办，而以民办为主，则以我国幅员之广和人口之众，肯定可以超过欧美而居世界之首。两报负责人当然不敢承教，谈判没有结果，最终仍得以保持独立的民间报地位。⁽⁶²⁾官商合办不成，政府只得转向依靠津贴等其他形式来影响新闻界的言论。

上海地域的报纸倾向于满足小市民需要，实用性很强，上海著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因地区经济发达，广告收入成为报纸收入的重要部分，经济上相对独立，都不接受外部津贴，依靠自身努力获得发展。

不可否认，即使某些著名的民营报纸早期也曾接受政府津贴来维持最初的经营和运作，其部分内容确实带有政治宣传性质，但如果说报纸拿了津贴就等同于“沦为简单的传声筒”又有失偏颇，因为不同报纸间的情况差别很大。就近代报人与政府的关系而言，并非接受津贴就意味着必定成为某一势力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他们之间的关系因实际情况不同存在着显著差别。比如险遭杀身之祸的成舍我，虽然《世界日报》一度接受津贴，但并没有动摇该报抨击时政的基本立场。

南京《新民报》早期也经历过寻求或接受津贴以维持生存的阶段。该报在早期经营阶段，除争取到四川军阀刘湘的资助，还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机关不同形式的资助，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以所出《七项运动》⁽⁶³⁾周刊随《新民报》附送为条件，月给津贴800元，直至1932年才停止。因此这个阶段该报一般以中央社的稿子为多，另一个经常要刊登的就是刘湘集团的文治武功，发行仅2000份，其中很多还属馈赠性质，每月广告收入不到200元，报纸入不敷出。之后，《新民报》又通过孙科的几个老朋友的关系，使孙科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经费中一次拨给《新民报》津贴2000元，名义是在《新民报》刊登该馆季刊广告。即使是这样，有时还是不能维持。⁽⁶⁴⁾为维持生存，《新民报》不得不发些表面文章，但它仍尽力淡化外部因素对报纸的影响，正如《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在创刊两年时所说，“新闻记者之情苦，早为社会所共知……本报不敏，绝不官报化，传单化，此则又可为社会之告者”⁽⁶⁵⁾。随着《新民报》经济状况的好转，它的独立性也就日益显现出来，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报纸。

武汉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当时全国重要的新闻中心之一，新闻记者接受津贴的情形一度非常严重，这与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系。那时武汉的报纸、通讯社如雨后春笋多至百余家，蔚为奇观。但报业的这种发展并非以社会的发展及需要为依托，促使这些新闻机关大量产生的土壤主要是“烟土”。当时南京政府为开发财源，筹措“攘外必先安内”的军费，在汉口设立“两湖特税处”，实行鸦片公卖；承包运毒、贩毒、销售的商人，则组成“特业公会”。正是这两个“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机关团体，按上、中、下三级，给报馆和记者以按月的津贴和“车马费”，以谋求与新闻界处好关系，这是新闻界一笔可观的收入。此外，当时“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专门负责控制和安抚华中一带的杂牌军队。这些军队，连那些新编师、新编独立旅，也都在武汉设立办事处，以便就近向何请示并分得饷银。而这些军队为了宣传自己的“实力”和存在，又都向新闻界送钱、送“谘议”等聘书。⁽⁶⁶⁾在金钱的诱惑下，武汉报业呈现繁荣盛况，但却是在外部利益驱使下的畸形发展，其言论状况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