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

三、新闻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

在《人民日报》进行新闻工作改革的同时或稍后，中央和各地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也都先后进行改革，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新闻工作改革热潮。

新华通讯社以建设世界性通讯社为目标，在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改进国内通讯社工作、加强国外分社工作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建国后，新华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存在许多缺点：新闻报道片面性严重，“不能经常反映事物的本质，而只抓一些表面现象”，“没有完全做到认真地、全面地、及时地、生动地反映实际情况”，“只报喜，不报忧；只报成绩，不报困难和缺点；只反映与领导机关意见相吻合的情况，不反映不同的或相反的情况；只报道已有定论的问题，不报道重要但还没有定论的问题；只注意完成工作任务，不注意群众的意见和呼声”^[11]。此外，新华社的国内工作存在严重的机关化作风，工作效率不高，组织管理与工作方法落后。国外分社工作也发展不快。1955年12月，毛泽东批评新华社在国外业务活动的发展上思想保守、行动迟缓，“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他指出，新华社“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2]。（图13．2）

图13．2　“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

1956年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两次同新华社负责人谈话，要求新华社“成为世界性通讯社”，还大胆地提出新华社“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的问题。刘少奇指出，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是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当然，讲坏的，不是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是客观主义，是有闻必录，要经过思考和观察，有自己的见解。要做到对当前斗争有利，不被敌人和反动派利用。他还要求新闻报道要讲普遍兴趣，多种多样，简短及时。关于新闻记者的思想与工作作风，刘少奇认为，第一要有老实态度，第二要深入观察问题，对事物要有分析，要克服报道中的片面性，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应该发挥记者的积极性，除了写新闻外，还要写通讯、评论，写各种文章，并且在稿件上署名，加重记者的责任。刘少奇还指出，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对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的经验，不要迷信，不要盲从。要克服教条主义，发挥创造性，要创造自己办无产阶级通讯社的经验。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要求，新华社在认真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新华社工作全面改革的规划，并于1956年8月以新华社编委会的名义就若干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呈送了请示报告。在建设世界性通讯社方面，新华社提出了发展步骤：“第一步在5年到7年内，新华社应首先集中力量建设成为东方（亚非地区）最有权威的世界性通讯社，第二步在10年到12年内，新华社应建设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和西方资产阶级各大通讯社相匹敌的世界性通讯社。”1956年，新华社国外分社由原来的9家增加到19家。关于新华社的国内报道，报告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念和改进措施：“新华社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政策，不是简单地宣扬政策的正确，而要反映政策在群众行动中受考验的情况。因此新华社不应仅只反映政策顺利执行的情况，而且要反映政策在执行中所发生的问题和偏差，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偏差的情况。”“新华社不能仅只报道已有正确结论的事实，同时也要报道暂时还不能作出正确结论的事实。”此外，各地方分社可以对当地报纸、电台发稿。关于国际报道，报告认为要实行“全面的客观真实的报道方针”，“全面地报道世界各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重要事件，而不限于只报道对我有利的进步的事件；在报道时立场坚定，但应尽可能赋予我们的新闻以客观的形式，避免宣传化的毛病”。这样做，是因为“通讯社的新闻报道，应不同于政府的外交声明，应该客观地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国的不同的情况，这不但可以使国内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国际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且可以使新华社的新闻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同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进行竞争”。

关于新华社的性质问题，报告认为：“从新华社作为一个舆论机关来考虑，特别考虑到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要跟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竞争，采取民办的形式好处较多。……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缺乏经验，因此暂时可以不改变目前国家通讯社的形式，今后应该尽可能少用官方的面孔出现，更多采用民间通讯社的作法，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决定是否改变。”^[13]

广播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以1956年7、8月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为标志。之前，刘少奇于5月28日听取了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长篇讲话。刘少奇指出，人民广播事业要加强同仁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广播要跟人民思想、人民生活、人民需要有密切的联系。他说：“跟人民密切联系，就要关心人民生活的事情。”“特别是地方的广播电台，有关粮食、鱼、肉的问题都可以广播。”刘少奇还提到了广播电台的广告问题：“广播电台为什么不搞广告？人民是喜欢广告的。生活琐事和人民有切身关系，许多人很注意和自己有关的广告。”关于对外广播，刘少奇认为，“以对亚洲和对华侨为重点，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搞规划要从全世界着眼”，“一定要把对美洲的广播列入计划之内”。刘少奇还要求大力发展农村有线广播，“但是不要因此加重群众的负担”。“发展有线广播主要靠群众，群众要搞才搞，群众不要搞就晚点搞。”为了培养大批广播工作者，刘少奇提出了办广播大学的建议，“应该有一个大学来训练广播干部”^[14]。7月25日至8月1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了长达20多天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刘少奇的讲话，讨论广播事业的体制和改进广播宣传等问题，确立了广播工作改革的主要目标，即改进新闻报道，扩大节目取材范围，办好文艺广播，让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更多的节目。

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结束后，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广播工作改革全面展开，广播工作有了显著的改进。一是改进新闻报道，注意增加新闻节目的次数和容量，强调新闻时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从1949年的每天4次增加到15次，密切配合国家的中心工作和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各地电台着重改进本地的《新闻联播》和《新闻报摘节目》，和中央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新闻报摘节目》一起，组成早晚两次重点节目群，同时努力提高节目的质量，力求全面、真实、生动、有兴趣和有立场。各台努力扩大节目选材的范围，使广播节目贴近与体现人民的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歌颂社会主义先进人物与先进典型。在形式上，力求多样化与生动活泼，语言注意口语化与通俗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56年11月开办了综合性的专题节目《祖国建设和人民生活》（1957年5月后改为《在祖国各地》），以通讯、特写、录音报道等为主要节目形式，后成为中央台的名牌节目。二是贯彻“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特别是纠正广播不得开展批评的错误观念。在苏联，广播批评被视为新闻工作的禁区。在改革中，广播工作者认为当生活中充满着各种矛盾的时候，不允许广播开展批评，就只能削弱广播宣传的力量，使广播脱离生活和群众。当然，在广播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要有明确目的，又要严肃对待。通过广播批评，揭露和纠正缺点错误，以教育人民和做好工作。开展批评要有立场，要考虑到是否对革命事业有利。三是努力办好文体、知识以及社会群体等各类节目，并力求丰富多彩，满足不同兴趣和爱好的听众的需要。1956年以后，实况广播体育比赛次数明显增加，成为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重要方法。文艺节目的题材、种类、形式日益丰富，逐步形成了欣赏性、知识性、教育性、服务性4类节目。对少年儿童节目，除了原有的对少先队员的《星星火炬》，1956年又开办了对学龄前儿童的《小喇叭》节目，以向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

在新闻改革的热潮中，《新民报》等非党报也积极参与，提出了不少新观念，推出了不少新举措。《新民报》总编辑赵超构针对过去报纸工作中存在的新闻和文章太长、报道面太窄、文章太硬、有教训人的口气等缺点，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3个口号：“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赵超构还对“软”字作了解释：“思想既要正确，又要把报纸弄得生动一些，通俗一些。深入浅出，对读者亲切一些。”《新民报》还加强《小言论》栏目，小型评论专栏《随笔》被移至第一版，每天一篇，由赵超构亲自撰写，并以“林放”的笔名发表。《文汇报》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文教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已于1956年4月迁北京并改组为教育部机关报《教师报》，但在改革的大潮中于10月1日迁回上海出版并恢复原名。

在新闻工作改革中，研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空气也十分浓厚。复旦大学新闻系等新闻教育与研究单位对报纸的性质与任务、读者观念、指导性与趣味性、中国报纸的传统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于1956年间精心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并于1957年初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邀请作了多次学术讲演。王中对报纸的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报纸的性能是“为人民服务”，在新形势下，报纸有指导工作、指导生活、扶植民主、培植道德等职能，但是不赞成继续照搬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主张“社会的性质变化了，整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了，那么报纸的性质、办报的方针也应当随着变化”。他还提出，报纸既是政党宣传工具，又是老百姓花钱买的商品，具有工具性和商品性两重性。他认为，“‘办报卖’和‘买报看’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这就要求报纸很好地为读者服务，让读者自愿地去买。

关于中国报纸的传统问题，广大新闻工作者普遍认为要予以全面的继承。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而言，既有在解放区办报的经验，也有在国统区办报的经验；既有将解放区某个村庄农民成立“变工队”的消息放在头版头条以指导具体工作的延安《解放日报》，也有按照国统区读者的新闻价值观采编新闻、但能同时表达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体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重庆《新华日报》，还有在国共合作中常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但本质上倾向进步力量的《救亡日报》。不少人还提出，旧中国出版的曾发挥过进步作用的或在业务上有可资借鉴之处的报纸的经验与特色，也都应该继承与借鉴，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风格更为多样、特色更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