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国统区的反新闻统制斗争与地下办报宣传活动

一、中共在国统区的反新闻统制斗争与地下办报宣传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在“八七会议”后由武汉迁到上海，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革命斗争。为了向国统区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集团的反动面目，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针锋相对地开展反新闻统制的斗争，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积极从事办报等新闻宣传活动。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整理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积极筹备出版对党内、对党外的报刊。

据此精神，中共中央在其所在地上海先后创刊及复刊了《布尔塞维克》、《红旗》周刊、《上海报》、《红旗日报》、《无产青年》、《中国工人》等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布尔塞维克》和《红旗日报》。

《布尔塞维克》，1927年10月24日秘密创刊，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先后担任主编。该刊前16期为16开周刊，后改为32开半月刊、月刊和不定期刊，1932年7月出版第5卷第1期后停刊，共出52期。《布尔塞维克》一创刊，就以全力揭露国民党叛变革命的罪行和国民党改组派的反动本质，同时以大量篇幅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英勇斗争，及时报道“八一”南昌起义、海陆丰农民运动及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情况，批驳托陈取消派的反动谬论。《布尔塞维克》在白色恐怖下出版，为迷惑敌人常采用伪装封面并不断改换刊名，曾用过的假名有《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经济月刊》等。受党内几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布尔塞维克》也宣传过一些错误的政策、主张和口号，如“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等。

《红旗日报》创刊于1930年8月15日，其前身是《红旗》三日刊和《上海报》。《红旗》创刊于1928年11月20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初为16开周刊，后改为32开周刊、8开单张三日刊报纸，自第40期起确定为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上海报》的前身是《白话日报》，创刊于1929年4月17日，由中共江苏省委主办，李求实任主编，5月中旬后改名为《上海报》继续秘密出版，为4开小型报纸，还曾化名《天声》、《沪江日报》、《海上日报》等出版。《上海报》与《红旗》三日刊合并改组为《红旗日报》后，仍由李求实主编，初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自第162期后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该报设有《苏维埃区域来信》、《莫斯科通信》、《欧洲通讯》、《红旗俱乐部》、《短斧头》等栏目，每周还发表一篇综合时事述评，发刊词《我们的任务》提出“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红旗日报》受当时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影响甚大，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出版日报本身就充满“左”倾盲动主义的色彩。因此，该报虽为工人阶级及劳苦大众所欢迎，出版不满一个月，发行量即高达12000多份，甚至还有国外订户，但出版环境极端险恶，发行人员先后被捕四五十人，承印的印刷厂多次被封，因而报纸篇幅不得不由对开1大张缩小为4开1张、16开1张，至1931年3月8日停刊，共出182期。

除了中共中央外，各地各级党组织也秘密出版了一批党的机关报刊，如湖北省委的《长江》（后改名《大江》，向警予担任主笔），广东省委的《红旗》半周刊（广州起义爆发后改名《红旗日报》）、河北省委的《北方红旗》、四川省委的《工人之路》等。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及党内一次又一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1932年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机关几乎全部被破坏，至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在国统区主办的地下报刊绝大多数都被国民党当局所摧残。

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末在国统区开始兴起，其活动内容主要是组织进步文化团体，出版进步文化刊物。

1928年1月，创造社、太阳社等进步文化团体在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月刊和《太阳月刊》几乎同时创刊。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月刊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杂志，由朱镜我、冯乃超等编辑，用很大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起了一定的作用，还发表了不少倡导和讨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对革命文学的产生、革命文学服务的对象等问题作了阐述。出至第5期时，该刊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改名为《文化》，不久停刊。太阳社创办的《太阳月刊》是一份宣传革命文学的刊物，由蒋光慈等编辑，发表了不少阐述革命文学重要理论的文章。受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文化批判》与《太阳月刊》也发表过一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并引起了革命文艺队伍内部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论争。1929年11月15日，创造社成员又在上海创办了一份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新思潮》，刘梦云（即张闻天）、王学文等主编，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该刊曾刊登“苏维埃政权万岁”、“拥护中国革命”等在国统区不准刊登的口号，于1930年7月1日仅出版7期即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前后，鲁迅等进步人士又在上海创办起《萌芽》和《拓荒者》、《巴尔底山》、《前哨》、《北斗》、《十字街头》以及《文学月报》等机关刊物。此外，与“左联”有密切关系的《文艺新闻》于1931年3月16日创刊，由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进步文人袁殊主办。

利用报纸副刊进行宣传，是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战术。鲁迅在上海的9年里以《申报·自由谈》等报纸副刊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他说：“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太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1934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一本《花边文学》。”^[1]据统计，为了同黑暗势力及国民党的书刊检查官们作斗争，鲁迅一生用过130多个笔名，仅在《申报·自由谈》上就先后使用过40多个笔名。

1931年10月21日，由集结在《文艺新闻》周围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发起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并发表《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言》，内云“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1932年3月20日，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记联”）成立，并通过了《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斗争纲领》。“记联”成立后，团结新闻界进步人士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及其御用新闻机构。“记联”曾建立国际新闻社，对国内外报刊发稿，内容以报道抗日救亡活动为主，仅办了4个多月即被封闭。1934年1 月7日，“记联”出版《集纳批判》周刊，仅出4期即被迫停刊。“集纳”为英文Journalism一词的音译，“批判”是该刊的目的，即强调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及其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服务并欺骗人民大众的新闻事业，探讨无产阶级新闻学和建设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新闻事业。1935年秋，“记联”创建中华新闻社，对外发稿，一直坚持到1936年5月“记联”宣告自行解散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