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催生大众传媒的革命

第十三章　战争催生大众传媒的革命

张志华

有人说:“战争是传媒的狂欢节。”的确,任何一次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战争,都会给全世界的媒体提供一个提升的机会。无论媒体是否反对战争,战争这个巨大的黑洞越来越吸引着媒体的注意力,为媒体提供新生的契机:海湾战争成就了CNN新闻频道的神话；“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成就了凤凰卫视和半岛电视台的异军突起；而中央电视台则把握住了伊拉克战争这个“机会”,开创了中国新闻的直播时代。实际上,战争对其他媒介的影响同样巨大。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在其著作《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把战争、进步、文化作为传播的三个支撑点,重新构筑了传播空间的联系。他认为,传播首先是为了用来进行战争,因为远距离传播技术的发明一开始就源于军事的需要,从电报到摄影的最初发展莫不如此。^[1]

此外,战争对新闻原则、新闻理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1856 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颁布第一个调整报刊与军队关系的法令,凡涉及军事行动场面的形象均受到审查,这在现代媒介史上是第一次；^[2]1914年,法国通过有关制裁“战争期间泄密的新闻机构的法令”；^[3]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宣传机构,也是第一个政府检查机关——克里尔委员会,它在战争期间颁布了两个法令:《谍报条例》与《煽动条例》,严厉制止所有针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对违反规则的记者和报纸的检查达到苛刻的地步；^[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实行绝对的传播垄断,将宣传手段与恐怖手段相结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政府在1942年成立“战时新闻局”,不断发动政治战；^[5]1982年英阿马岛之战中,新闻记者首次集中发布信息；^[6]海湾战争期间,记者被集中起来统一发布新闻,建立信息集中系统；^[7]伊拉克战争中,五角大楼规定了长达12页的《战地采访须知》,对包括美军伤亡人数、美英军事部署和调动不得报道等都作了严格规定,实行新闻垄断,“国家干预、政府控制”的新闻政策被强化,强调用传媒工具来干预和控制人的行为特别是政治行为。可以说,从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到21世纪的伊拉克战争,百年来的战争“塑造”了现代传播的制度和理论。^[8]

另一方面,传媒对于战争又有着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从伊拉克战争中声势强大的信息战就可见一斑。拿破仑曾说过,“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一支笔,能抵三千毛瑟枪”。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明确地说:“炮兵在步兵进攻以前扮演的拦阻射击的角色将在未来由革命宣传来保证。这涉及到军队开始进入行动以前先从心理上粉碎敌人。”战争中,纳粹德国对传媒的利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传媒完全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政治工具与战争凶器。^[9]基辛格说:“一个自由电台的能力等于20个师。”“二战”中的这种由电波编织的攻心大战丝毫不比军事意义上的陆海空大战逊色。于是有人说“战争塑造了传媒,但传媒也塑造了战争”。

本章旨在探讨战争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即传媒在战前做了什么准备,战时有什么应对措施,战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