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深度融合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世界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它所涉及的大规模制度变化，“属于人类所想像到的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之列”^[1]。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转型与遭遇分崩离析等“出乎意料”后果的东欧国家转型不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可能是这场转型中“最大的正面的意外”^[2]。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早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于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它“首先是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同时还伴随着“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的深刻变迁”^[3]过程。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必然要求出版业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出版业转型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出版业的转型始于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确定了新的出版方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当前政治任务服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党和政府宣传、传承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等服务；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对调整我国的出版结构和解放出版生产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83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确立出版工作既要注意社会效果、也要追求经济效果的原则，为出版改革奠定了基调。1992年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首次提出了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即17号文件），对于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整个传媒业来说，明确地提出集团化、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经营性资产可以上市的改革思路。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21号文件提出了要全面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新闻出版总署随后下发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昭示着中国出版业，乃至整个传媒业的改革全面推进。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根据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制定并印发《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对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指导思想和具体路径进行了全面、系统、清晰的表述，明确提出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等原则；“形成科学有效的新闻出版宏观管理体制；形成富有效率的微观运行机制，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出版物市场格局，确保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出版市场体系；形成推动我国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的开放格局”。

从三十年出版改革的历程看，出版业转型和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一样，是一个渐进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也就是出版业逐渐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治宣传工具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过程。与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相比，出版业转型的启动并不落后，但在进程上却更加曲折和滞缓，以至于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之后，出版业仍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4]。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是由于中国转型的独特逻辑以及出版业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决定的。中国转型的目标“不是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赋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的活力”^[5]，这一性质不仅决定了中国转型的方式和过程必然具有温和渐进的特点，而且还决定了经济体制相对于政治体制来说的超前性改革，而受制于政治体制约束的文化体制改革自然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转型中，出版业由政治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演变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最后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业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功能使其在改革道路上逶迤前行。

同时，出版业转型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在传统体制下，出版社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出版资源和产品都按照计划手段进行分配；转型后，最终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出版业市场经济体制，出版资源和产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出版机构从政府的行政控制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则从办出版的角色转变为行业管理者。在这一过程中，出版业转型不仅面临着一系列新制度的创建，还经历着大量旧制度的革新，最终使政府、市场和出版机构都在市场制度的约束下运行。然而，在中国转型背景下，出版业转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很容易在制度变迁中形成路径依赖，从而不利于出版业机构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出版市场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