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广播的社会功能

二、音乐广播的社会功能

以为听众服务为宗旨的音乐广播,把雅俗共赏的音乐艺术,以最现代的传播手段传送到千家万户,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马克思说:“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由于对于对象的感受所造成的。一件艺术品——任何其他的产品也是如此——创造了一个了解艺术而且能够欣赏艺术的公众。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音乐广播,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形态、审美情趣造就了自己的广大欣赏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它已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地。

音乐广播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传播音乐文化

音乐是人类艺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音乐广播是取之社会音乐,汇集社会音乐文化的精华,经过音乐编辑的选材、加工、再创造,利用现代化的录音技术处理,以声音为载体诉诸听觉,以愉悦听众的身心。一首奋发向上的乐曲能使人感到精神振奋,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甚至能解除病痛。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说过这样的话:“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这是欧阳修的现身说法,音乐通过对其精神的陶冶,精神愉快了就有利于病体的好转,从而使其得以康复。有消息报道:现在世界上有些经济发达国家已采用音乐给人治病,尤其是对体弱多病的老年患者,音乐能舒解他们孤寂的心理,促进其身心健康,并已收到良好的效果。这就是审美的愉悦产生的必然结果。而在这方面最能体现生命之流的应首推音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审美快乐的产生需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主体的审美需要,可通过审美前主体内部总体紧张力的状态作出描述,二是类生命的审美对象的刺激作用。”^[2]

音乐不仅能刺激于人体,而且对动物、植物的发育、成长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大家最熟悉的是奶牛听音乐能增加产奶量,蔬菜在音乐的呵护下能长势更佳并提前成熟。

广播电台是传播声音的最佳媒体,而音乐艺术又是以声音形式诉诸听众的。可见,音乐走向广播是其找到最理想的“伴侣”。

音乐广播首先要符合党和国家的宣传口径。尤其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年代,随着港台歌曲的纷纷登陆,音乐广播是最能显示一个电台的宣传宗旨和编辑水平的。因此,把握不偏离党的宣传政策的前提下,音乐广播要做到具有欣赏性、娱乐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目前,单纯为了受教育才听广播的人已经没有了,如果音乐广播(当然也包括整个的文艺广播)失去了欣赏性和娱乐性,其他的也就等于零,这样节目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美好的音乐作品能陶冶人们的性情,催人奋发向上,给人们以积极健康的艺术享受。

(二)普及音乐文化

我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传统,号称“礼乐之邦”。普及音乐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作为音乐广播工作者也肩负着这一神圣的使命。

音乐作为文化艺术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在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陶冶国民的情操、培养国民的道德修养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由于人们的文化层次、音乐素养、欣赏水平、艺术情趣千差万别,对音乐的需求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有的爱雅,有的喜俗,有的对极热烈的音乐情有独钟,有的却又迷恋于幽幽的丝弦……随着时代脚步的前进,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审美情趣的不断转换,流行音乐艺术化、高雅音乐通俗化、民族音乐现代化,在音乐广播中,音乐门类逐渐增多将渐成趋势。这既是音乐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繁荣我国音乐广播的需要。

音乐广播如何完成其普及音乐文化的重任,满足大多数听众的需求,这将是音乐广播工作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虽然近十几年来,国民的文化素养及欣赏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但就音乐艺术方面的修养而言,仍处于下里巴人阶段,“阳春白雪”的作品仍是曲高和寡。追忆起人民广播走过的道路,音乐广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主要是歌颂“时代的声音”——歌颂党、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伟大领袖和时代的英雄,如《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珊瑚颂》、《洪湖水浪打浪》等。“文革”后,全国人民的精神处于无比亢奋的状态,我国乐坛涌现出一批深受群众欢迎的歌曲。这些作品在广播的推动下响彻祖国大地,如《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太阳岛上》等等。1980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编辑部共同举办了广播歌曲的评选活动,评出15首歌曲为优秀作品。这次活动把音乐广播向前推进了一步。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以青年听众为主)的音乐欣赏情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是一下子从传统音乐作品转向了港台歌曲。因此,各电台的热线点歌和对流行歌手的追捧着实“火”了一阵子。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各传媒的“鼓动”有一定的关系,但细琢磨起来,也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长达十年的文化禁锢,致使人们只能去听、去看、去唱几个样板戏,几乎其他的一切文化活动都受到限制。这一枷锁一旦被打开,人们便会不顾一切地去寻找自己的精神世界。流行歌曲以它特有的生活气息(没有政治味),立即赢得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和迷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每个时代都应有符合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品种,这些艺术品种应满足时代的审美需求。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废琴》诗,是针对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古琴音乐,知音越来越少有感而发的:“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飞,朱弦尘土生。废弃来已久,遗音尚冷冷。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诗人清楚地告诉我们:音乐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得以发展,否则就只能“玉徽光彩飞,朱弦尘土生”了。

通俗歌曲虽然拥有相当数量的听众,但作为电台的音乐编辑不能单纯以听众的多寡来决定对其音乐广播中的音乐门类的取舍。通俗歌曲并不是音乐的主流,择优适当播出一些是可以的,但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去投部分人之所好,整日里“月朦胧,鸟朦胧”地没完没了,使得一些年轻人整天“为爱”死去活来。电台的音乐编辑要谨慎对待广播的导向作用,要为国家负责,为听众负责。

(三)进行音乐文化交流

人类的文化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相互间的交流和借鉴。这种交流和借鉴不是在已有的“有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是人类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交流和借鉴的需要和必要。这种交流,开始当然是近距离的,甚至是“身边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这种交流和借鉴就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地区性、民族性和国际性。

音乐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过程,也是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过程。音乐艺术的交流,在我国至少在四千年以前就开始了。在战国时代,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少康(夏·六世)即位(公元前2015年),诸夷来宾,献其乐舞。”这是在我国史书中最早发现的有关艺术交流的记载。但这并不能证明艺术交流发端于此。就现在情况看,很可能还有不是这么大规模的、集中的而又带有政治色彩的类似民间的交流,只是没有进入正史的记载而已。我国汉代的鼓吹乐(以排箫、笳、鼓为主奏乐器)是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成分而形成的;横吹乐(又称作鼓角横吹,以吹笛、角为主奏乐器)是汉代的军乐,据说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艺术的追求与探索的心理更强烈、更迫切了。从晋以后,各个民族之间、邻国之间的音乐艺术交流就更加频繁,我国现代的许多乐器就是在这种频繁的借鉴交流中酝酿、创造、产生的。在我国民族乐器中占有相当地位的胡琴,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京胡、二胡、粤胡、板胡、柳胡、四胡等多种弓弦乐器,至今还带着这个“胡”字,就是一种民族间音乐艺术交流的烙印。琴徽,这种镶嵌在乐器指板上的浅色标志,用以标明乐音高低的物件,在我国的古琴上和西洋吉他上都有设置,笔者认为这也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借鉴的产物。

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借着科学技术的翅膀,音乐艺术交流得以全球性展开,交流和借鉴的手段也更加完美。1926年4月25日,在意大利米兰的拉斯卡拉剧院,成功地上演了著名作曲家浦契尼的谢世之作《图兰多特》。这是一部以古代中国为戏剧背景的意大利正歌剧,讲述了一位貌美却残忍的东方公主最终被爱征服的动人故事。在这部歌剧中,作者首次将一首中国的民歌《茉莉花》搬上欧洲歌剧舞台,从而让东西方音乐在交融中碰撞,在辉映中璀璨。目前,广播、电视、电影、唱片、磁带、录像带、CD和VCD,都成为音乐交流的重要手段。广播的覆盖面最广,收听最便捷,所以音乐广播在传播、普及音乐文化和进行音乐艺术交流方面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改为“听众不出门,可赏天下乐”,这便是对音乐广播独特的社会功能最好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