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的采写原则

第一节　对外报道的采写原则

由于对外报道的传播对象主要是国外受众,故其采写上应当与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一些共同性的采写原则接轨。关于这一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有过形象的说法:“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是国际表达。(梁山伯与祝英台)用民乐也能传播,但不如用西乐传播得快。”⁽¹⁾对外报道应当是中国新闻的国际表达。此处提出三条采写原则:内外有别的原则,平衡的原则,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这三条原则中,内外有别可以说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而平衡的原则、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主要是从操作层面来规定的。

一、内外有别的原则

“内外有别”是我国对外报道长期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有人称它是“对外宣传报道必须遵循的规律性指导原则”⁽²⁾。

关于这一原则,存在着两种表述。一种表述强调的是报道内容的“有别”,通俗的说法即“家丑不可外扬”。毛泽东在1949年1 月26日给华北局、中原局及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中,对华中某分区地委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提出过批评,指出“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谈任何问题”⁽³⁾。另一种表述强调的是报道对象的“有别”,即主要根据不同的受众来考虑其传播方式与策略。应该说,后一种提法更准确。在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很难做到信息内容传播的内外之别。这样,如何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来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与策略,才是真正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好好研究的。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对外宣传“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英国友人费里克斯·格林曾批评我们的对外宣传对不同的对象都是“八股调严重”,“咄咄逼人”,邓小平在1977年8月3日批示说:“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或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199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在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等方面与我国不同,他们彼此之间也有许多差异。因此,既不能把对内宣传的一套内容和方法简单地照搬到对外宣传中,也不能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对象都搞成一个样式的宣传。”⁽⁴⁾这些意见都是从受众角度来阐述内外之别的,是很符合传播规律的。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受众的不同情况,不仅注意到了内外之别,还注意到了“外外有别”。这与其说是我国对外报道的纪律规定,不如说是符合传播规律的科学原则。

内外有别这一原则告诉我们,要根据不同国家的接受对象,选择最为有效的,能为这些对象接受的,传播策略与方式去报道。

“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因为外国受众同国内受众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别,对外报道就要区别对待。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报道题材的区别

我国从事对外报道四十多年的沈苏儒先生说:“究竟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对外报道的材料呢?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国外受众感兴趣,二是他们能理解。”⁽⁵⁾比方说,我们在国内搞的典型报道,宣传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国外的受众未必有兴趣,也未必能理解我们的做法。

国外受众的兴趣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发现的。也就是说,要去主动研究国外的受众究竟想了解中国哪些方面的新闻。记得我在1993年七八月间访问瑞士时,50天时间里在瑞士国家电视台只看到两条有关中国的新闻。这两条新闻分别为:1)四川发生山洪;2)“民主人士”魏京生的最新消息。但生活中瑞士朋友问我不少有关中国的问题。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有瑞士朋友问我中国的妇女穿不穿裙子?可见,国外的受众是很有兴趣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的,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新闻媒体所提供的内容。

西方的报道比较注重人情味、趣味性,而我们的一些新闻报道,往往只注意比较硬性一点的内容。所以,我们的对外报道应多从人情味、趣味性上选取报道题材。

2008年奥运会前夕,有网友在网上撰文《胡主席的幽默回答为何不见了?》⁽⁶⁾,批评我国媒体在关于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

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大洲25家外国媒体的联合采访,在回答法新社记者“假如你作为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比赛,你会参加哪个项目?”的问题时,胡主席微笑着说:“我会选择乒乓球。不过,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名单已经确定,我的这一选择看来不可能实现了”。胡锦涛主席的幽默让与会的记者们都开怀一笑。这一段非常幽默的回答在正式的新闻稿中不知为何不见了。这使我想到不久前,温总理也有一句很感人的话在新闻中消失,那就是温总理在视察江苏时说“企业发展根本靠创新,看了你们这个工厂,我觉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接着他又幽默地说:“今天我可以多吃一碗饭了”。这句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愫的话不知为何在见报时也不见了。如果说温总理的“今天我可以多吃一碗饭了”是被记者忘了的话,那胡主席“我会选择乒乓球。不过,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名单已经确定,我的这一选择看来不可能实现了”的幽默也不会也忘了吧?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国家领导人是非常严肃的,讲话也是照本宣科。胡主席的幽默、温总理的亲民语言使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新风格和新面貌,使我们平民百姓和国家领导人的距离更近了、感情更亲了。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并没有随着国家和国家领导人的改变和进步而进入新的新闻报道层次和水平,还停留在传统的、也就是正统的、有板有眼的新闻报道模式之中。胡主席和温总理作为最高级的国家领导人,非常清楚在公开场合讲什么,用不着新闻媒体来“把关”。新闻媒体切莫按照自己的将人造为神的习惯,试图改变本来非常亲切、幽默、亲民、生活化的领导人的新形象。传统的有关领导人的新闻报道模式和观念,早已不适应新形势和新领导人,现在需要改变的不是领导人的讲话,而是新闻观念和模式。

网友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胡锦涛幽默的答问,本是最能吸引读者的内容,也有助于国外的读者看到中国领导人亲切的一面。报道者弃之,实在可惜。

2.报道角度的区别

报道角度指的是报道者在采写报道时的观察点与侧重点。内外之别,我认为报道角度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外报道一定要有国家意识全局角度。我们从事对外报道,每一篇报道都在向世界说明中国,国外的受众也有可能通过我们的报道就逐渐建立起对中国的印象。这就需要我们要学会从大处着眼,有全国意识,有些题材甚至要立足世界,从世界舆论的角度去把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编委会主任张霁苍说得好:“具体来说,我们在报道中国某一个地方情况的时候,特别是在做那类‘发展式’的报道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在报道中把它和整个中国这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显示这个地方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的意义,使受众通过对它的了解以及它与整个中国的关系进而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尽管报道中国肯定是需要通过对各个地方的事或人的报道来实现,但在新闻作品中以介绍中国为目的,还是以介绍中国某个地方为目的,这两者的区别还是巨大的,因此,即使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在写法和着眼点上区别也会是巨大的,最终产生的效果也会是不同的。”⁽⁷⁾

3.报道方式的区别

报道方式的区别表现在诸多方面。此处仅举一例说明之。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新华社与中国新闻社的报道方式就有区别。

新华社的报道: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邓小平主席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我们双方要忘掉两国关系中过去的一段不愉快,一切着眼于未来。”

邓小平说,总的国际形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新的政策和新的国际关系。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作为指导国家的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原则。中印双方作为倡导者要首先实行起来,不仅两国的关系要按照五项原则来处理,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交往也应实行这些原则。”

邓小平在谈到发展问题时说,人们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太世纪”,其实,真正的亚太世纪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才能实现。

中国新闻社的报道:

今天上午十时半,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走出他经常会见外宾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同印度总理拉·甘地紧紧握手。

邓小平微笑着说:欢迎你,年轻的朋友。

拉·甘地说:谢谢你。

邓小平又说: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又恢复了朋友的关系,好的朋友,国家的朋友,人民的朋友,领导人之间的朋友,你同意吧?

拉·甘地:同意,谢谢你的欢迎和热情友好的接待。

接着,邓小平同拉·甘地的主要随同人员握手后,宾主步入会见厅。

邓说:你的外祖父我认识,你的母亲我也认识,但我们没说过话。一九五四年你外祖父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时,我也是中国领导人之一,你母亲陪同你外祖父来访。

拉·甘地:是这样的。

邓:那时我们两国的关系非常好。

拉·甘地:是的。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两国关系有过一些困难,我希望使我们关系能够恢复到以前那样,克服困难。

邓: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这中间相当一段时间内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

拉·甘地:我们两国都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工作要做。

邓:我一九七八年访问尼泊尔时见到你们外长,我请他带信给你母亲——当时的总理,我们应该改善关系,没有理由不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之间就有一些接触了。真正开始改善关系是你的来访。所以谢谢你。

拉·甘地:谢谢你,是你采取了很多主动的姿态使我们这次访问能够成功,是你对我母亲作出的这些表示才开始了以后的接触,我很荣幸也很高兴第一次见到你。

至此,工作人员要求记者退场,因为时间已比通常允许记者采访的五分钟多了两分钟。

一百多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一会见。

两篇报道,两相比较,中新社的对外报道稿件就比较注重现场感,重视对话过程的实录,注意一些细节的捕捉。这样就比较容易接近国外读者的口味,引起其阅读兴趣。

二、平衡公正的原则

平衡公正的原则源于西方新闻报道中客观性理念。美国新闻学者麦尔文·曼切尔说:“不公正和不平衡的新闻被称为缺乏客观性。当新闻工作者谈到客观性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新闻应当不受记者本人观点的约束,而应当主要根据看到的事实。当一条新闻能够被某些原始记载加以对照证实,那么它是客观的……记者应该只限于展示这些事实。”⁽⁸⁾

客观性理念要求记者只是客观展示事实,不能含有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感情色彩。但实践中不带主观色彩的纯客观纪录是难以操作的。按客观性理念,新闻报道应当是“物质的而非心灵的,可被物理标准测定的”。⁽⁹⁾其实,即使是物理世界,德国学者海德堡也提出过“测不准”的理论,他认为观测者对观测对象的观测,本身就是一种介入或干扰。一个从事新闻报道的人,在选择、理解某一事实时,毫无例外地与他的认识水平、政治立场、个人喜好等诸多主观因素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关联,要脱离这些因素而超然于世,简直就像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正如《大众传播学诸论》的作者所描述的:“至少在多数西方社会,新闻媒介不是蓄意要制造幻觉或欺骗任何人。相反,新闻界的道德准则强调‘客观’、‘公正’、‘透彻’和‘真实’。但这是一场未曾开始就会输掉的游戏。消息的选择性和曲解是记者、编辑、制片人或发行人所控制不了的因素的产物。”⁽¹⁰⁾

但平衡公正的原则是可操作的,“平衡要求记者在撰写报道时给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以平等的权利……平衡意味着公正,记者在报道中应尽量照顾到来自各方的观点,避免任意站在争论的一方,这样才能保持新闻媒介的客观立场。”⁽¹¹⁾

平衡公正原则在操作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方意见特别是对立双方的意见要在报道中体现;一是意见的援引要注意到多方面的代表性。

以2007年1月1日至9月30日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Post》)有关人民币升值的报道为例⁽¹²⁾。

先看不同意见的平衡报道。总的来说,两家报纸报道的不同意见主要是:支持人民币加速升值,还是支持人民币稳定升值。

表6-1　报道主题的统计结果

从表6-1的情况来看,支持人民币稳定升值是两家报纸的主要态度。《中国日报》关于人民币稳定升值的报道占到了69.5%。《南华早报》有关稳定升值的报道占59.4%,略低于《中国日报》;但对另一意见即人民币加速升值方面,《南华早报》的相关报道占了18.8%,远多过《中国日报》的1.7%。显然,《南华早报》在两种意见的平衡上要处理得好些,更易为海外受众所接受。一边倒的做法不仅影响到报道的公正性,同时也影响到公信力。

再看在报道引用的意见来源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两家报纸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为统计方便,将其分为境内意见来源和境外意见来源。从表6-2的统计结果可见,《中国日报》和《南华早报》尽管在表6-2的各个类别中均有所涉猎,但侧重点不尽相同。《中国日报》的消息来源中,境内消息来源占样本数近六成,其中,境内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的消息来源是主力。《南华早报》的情况正好相反,境外消息来源占六成,尤其倚重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摩根斯坦利、高盛、瑞士信贷、汇丰银行等等。

表6-2　意见来源的统计结果

从对外传播的效果来看,《南华早报》引用的消息来源更容易得到国外受众的认可。由于教育背景、知识领域等因素,西方受众更熟悉摩根斯坦利、高盛这样的权威国际金融机构,更愿意相信他们的统计数字和分析结果。而《中国日报》过多地倚重于官方消息来源,容易被西方受众误读为一味地为政府唱赞歌,将中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完全等同于中国政府的“扩音器”,而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独立媒体。

这里分析的是一段时期媒体就某一主题报道的平衡情况。在某一单篇报道中,道理亦然。平衡体现的是公正,让不同的意见都得到展示。麦尔文·曼切尔举例说:“假如候选人A对他的对手B提出一个严重的指责,那么,公正就要求记者找到B,询问他的答复。受到控告的人应当永远有说话的机会。而且,他们回答应该是及时的。”⁽¹³⁾

三、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

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同样也是在客观性理念下的可操作规定。所谓客观,就是新闻报道中只陈述事实,不应包括任何意见、议论和情感因素。

这一点,也是世界各国新闻行业普遍遵守的原则。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新闻规约》中说:“健全的工作可以使新闻报道和意见表达清楚地区分开来。新闻报道不应该参加意见和任何偏见。”《欧洲委员会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也明确指出:“对新闻业的任何道德伦理研究最基础的规则就是要严格区分新闻和观点,绝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新闻是关于事实和资料的信息,而观点传播的是思想、观念、信念,或是媒介公司、出版商或新闻工作者有价值的论断”。《俄罗斯新闻工作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新闻工作者并没有义务在工作中保持中立,但在报道中要严格将事实与观点、猜测和译文区分开。”《南非媒介委员会行为准则》也规定:“媒体应有权对公众普遍重视的事件和行为进行公正、中肯的批评和评论。评论应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以其体裁应有的形式,并且要公正表述。评论应是一种观点的诚实表述,不应怀有敌意或不良动机,并且要全面公正的权衡会涉及评论对象的事实。”⁽¹⁴⁾

西方新闻界将观点、情感与事实严格加以分开的做法,与我国新闻的表述习惯存在一定的差异。据《中国日报》高级编辑黎星介绍,她们曾向美国《华盛顿邮报》供了一条稿件《达赖与旧西藏人权记录》。原文中叙述了达赖家族拥有的农庄里发生了一次农奴集体逃跑的事件。这些农奴被抓回来后,每人被打了100鞭子。那些活下来的农奴又被人用脚镣锁住,让其终身没有行动自由。作者用叙述完这一故事后写道:“这就是达赖喇嘛引以自豪的‘圣洁而又最美好的制度’;这就是达赖喇嘛让农奴们所享受的‘人权’。我怀疑那些支持达赖喇嘛的西方人士是否愿意将这一制度和这一人权介绍到他们的国家中去。”《华盛顿邮报》建议将其中夹杂观点与情感的表述去掉,改为:“这就是达赖喇嘛提到的‘圣洁而又最美好的制度’。我怀疑某些西方人士是否愿意将这一制度和这一人权介绍到他们的国家中去。”黎星说:“我们认为这里虽然进行了一些删改,但这一段主题未变,口气未变,读起来更显客观、冷静,所以我们同意做修改。”⁽¹⁵⁾

事实与观点分离的原则还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对外报道一定要注意淡化宣传色彩。我国与西方关于“宣传”一词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试比较之:

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宣传”的词条如此表述:

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¹⁶⁾

《新闻学简明词典》关于“宣传”的词条:

阐述某种主义、主张、思想、观点以争取特定对象达到既定目的的活动方式在阶级社会里,通常是一定的党派、团体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重要手段。⁽¹⁷⁾

而西方对宣传的理解与我们存在较大的差异。在《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字典》中,关于宣传(Propaganda)这一词条的表述为:

散布思想、讯息或谣传,目的在于帮助或者损害某一机构或某项事业或个人。

通过任何传播媒介,有意识地努力散布教条、思想、论点、事实或辩解,用以推进散布者的事业或者损害对立一方的事业。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宣传(Propaganda)这一词条解释为:

宣传是一种借助于符号(文字、标语、纪念碑、音乐、服饰、徽章、发式、邮票及硬币图像等)以求左右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动的有系统的活动。宣传均有明确的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宣传家都以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列举事实、陈述道理、施加影响。为了求得最大效果,宣传家可能抹杀一些事实或促使宣传对象只注意他的宣传而不理会其他的一切。宣传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宣传、宗教宣传、商业宣传、心理作战等等。当代宣传使用的手段,多不胜举,大致可概括为文字手段(如书报杂志、传单、招贴、广告、街头标语等)、视听手段(如电视、广播、电影、戏剧、展览等)以及组织手段。

可见,在西方人心目中,“宣传”带有不顾事实只求左右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动的意味;而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一般不愿意阅读和接受别人的宣传和现成的政治结论,他们更喜欢自己通过事实去得出结论。所以,宣传(Propaganda)就特别令人敏感和不太受人欢迎。正因为这样,中宣部领导要求,今后的对外出版物中,“宣传”一词将译为Publicity。曾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现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的张宏喜说:在对外传播中,“宣传”这个词不好,赵启正用的“说明”很好。外宣的重要性,有一段是不受重视的,而重视后又不会宣传,不会用对方的方式、思维、语言说明我们的意图,“可以说,宣传品制作了不少,但是都不对路,喜闻乐见的不多。”⁽¹⁸⁾

淡化宣传色彩不是排斥报道者的思想倾向。西方新闻界也承认记者完全保持中立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学会的是如何隐蔽自己的观点。西方称之为“藏舌头”。“舌头”即新闻的思想观点;“藏舌头”即记者只需要把事实摆出来,观点及道理让读者去悟而得之。深谙对外报道的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先生说过:“一篇好的新闻作品,不必把思想性单独抽出来。一个好的作品像一只漂亮的苹果,人们一见就喜欢,吃了它营养也自在其中。维生素C就像是作品的思想性,如果把它从苹果中提炼出来,制成片剂,和剩下的苹果再一起给你,反而不顺乎自然了。”⁽¹⁹⁾他不是说新闻报道观点与事实不要分开,而是说,二者要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让人浑然不知有观点包含其中。这应当是对外报道追求的一种高超的技巧与高深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