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演变进一步探讨的可能趋势

二、新闻学研究演变进一步探讨的可能趋势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对主要是当代(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演变进行了通观上的整理,历史的反思功能不仅在于让人们认识过去所经历过的事情,同时也要求为现实提供借鉴,回应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问题,以丰富和深化新闻学科内涵。当代的研究与现实社会环境联系密切,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的内容还不能入史,因为它是近距离的观察,缺少一个历史观照的时空,不便于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确,没有经历时间之网的过滤沉淀下来的内容,所试图构成的历史叙事,其事实的完整、准确,评价的客观、公正等,都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产生对这段历史文本的编码和解码过程的种种困惑和疑问,所以,这一观点理由正当,并无不妥,而中国史学历来就有当朝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另一方面,有学者提出的“处身性”概念^[5]可以用来反映当代问题研究的语境性质,它实际含有两层意义,表明了一种身处其间的制约和优势,既有时空的限制、知识的限制,同时又有在场性和经验的反思的真切感。

这五十多年经历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具备了一定的历史规模,可以也应该将当代新闻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历史文本。而探讨其演变与传承以及各阶段的特点,需要通过历史的整合去发现和认识,孤立地研究个别事件和现象,或者将其视为当代就是这些事件、现象的简单相加,就无法认识到其新闻史上的意义。例如只有将1956年的新闻改革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改革对比,彼此可以作为历史的相互参照,新闻改革在当代新闻史上的意义至此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阐释和评价,新闻学研究才能得以升华。文革时期的社论《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其政治观点、学术观点和现在的新闻学研究比较,完全是两种范式、两种话语体系,但其研究价值可以从新闻学说发展史角度考察,揭示另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认识拨乱反正时期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调整,对于之后的新闻学研究反思与政治的关系,建立起新闻学术逻辑和学术化的语言有参照意义。

有关当代的下限时间是在不断延伸中,当代研究具有开放性,所以,对新闻学的认识也在不断的调整与深化过程中。至于新闻研究演化成为新闻大批判,从逻辑上分析,某种意义上沿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1943年)所使用的概念和叙述体系,它们是通过反对与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来建立起我们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文章用阶级分析的视角,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新闻学,富有理论创建性,对新闻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当时的时代特点和研究环境出发,在研究过程中区分事物、揭示规律不是主要的,首先从阶级区分,强调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新闻学理论,按照“是否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尊重事实”来划分,并预设了无产阶级就是唯物的,资产阶级就是唯心的前提。学术观点和研究者政治立场如此精密对接,并成为学术研究价值的判断标准,与新闻学研究的积累知识、探索规律、追求真理等原本意义的“学”的研究有所不同,几十年来中国的新闻学走过了一段阶级斗争、政治批判纠葛升级的曲折道路,与学术的路径有所偏离。虽然近年来有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可是时代发展如此之快,转瞬间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泛言时代”,众说纷纭,千奇百怪,谁都可以说,谁说的又都很快地被忽略和遗忘。这里仅就新闻学研究存在的一种现象而作的辨析,绝非是针对或否定某种学术观点,这种叙述方式、叙述体系,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就直接进入我们当代新闻史中,成为一种标准的历史叙述,规制认识框架,影响后来者,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闻学研究与思考的向度和限度。所以,对新闻学研究的历史考察及新闻学术史的建构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一领域存在诸多考验和展示研究者聪明才智的学术发展良机。

本书就体现历史整合的意义有初步的思考和浅显的分析,而这一问题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做进一步的深入系统考察,将会产生非常值得期待的学术成果。

中国新闻学研究演变的深化研究,还需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出发,对一些具体的、专题性的新闻学知识、观点的生成与表现的姿态进行文献梳理与考证；从宏观与学理层面对于研究范式进行探讨与把握；新闻学中唯物史观、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学术研究的比较与影响研究,如将中国学术内容融入世界,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为主”和西方的“揭丑”新闻的研究,除了从社会制度、从宣传工作角度认识,还可从新闻传播学术的立场考察,视两者构成一种学术上的互补关系,来把握在全球化进程中,现代新闻传播整合社会的能力与现象,等等,还有很多的内容等待着进一步挖掘。

新闻学研究史的宏观视角和体系也有待调整和建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研究提炼出富有理论开拓和学术容量的“现代性”命题,它与国家、民族及文化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相关,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6]“现代性”作为一个总体概念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空间,并在理论架构、研究方法、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合视角等方面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不同以往的研究范式,使现代性所涉及到的各个层面的问题得到整体观照。比较而言,新闻学对这一趋势或研究领域尚未作出必要的回应,有关学术研究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仍徘徊在资产阶级新闻学、无产阶级新闻学和社会主义新闻学三阶段划分的框架和认识层次。

在上个世纪尾声和本世纪开篇的转换之际,学术界也在进行着百年的回顾和反思,如文学领域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的主张,试图将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三段分期视为一个整体历史谱系,从延续超越断裂的视角考察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及学术的历史进程。如陈平原坚持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来考察,认为期间无论是文学运动还是思想学术都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合力的结果。^[7]陈思和也突破1949年的界限,将“抗战”至“文革”这四十年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进行研究观照。^[8]在解除社会政治历史分期的硬性切割,实现学术价值认知系统有机和独立把握等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使一些复杂的因果关系变得连贯明晰,深层次的历史症结有了释解的可能。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提出过“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问题,但基本上只是一个时间概念的冠名,具体论述的展开又回到原有的时段分割和过于比附政治史的叙事模式中,没能充分地、真正地贯通新闻学术的脉络。所以,在实现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具有更多实质性内容的学术创新方面还有许多课题要做,这种大时段提炼和内在有机性把握的研究路径,以学术的方式重写历史,可以给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史学方面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和启迪。

【注释】

[1]〔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42页。

[2]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3]参见李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试论开展新闻学术史》,《新闻大学》,1997年夏季号。

[4]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5]参见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页。

[6]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7]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