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洁敏(1)
［摘 要］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大外交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日本确立“文化立国”战略目标后，一直坚持不懈地推动文化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基本达到了预想目的，如从“文化输入国”变为“文化输出国”、从昔日战败国到“国家形象排名第一国”、在当前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明显提升等。日本文化外交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所积累的有效方法和宝贵经验，对当前我国塑造“国家品牌”、提升国家形象、增加国际亲和力、消除“中国威胁论”、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等都是有所启示或值得借鉴的。
［关键词］日本文化外交；特点；方法；作用；启示
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大外交形式，具体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通过文化教育方面的项目交流、人员往来，以及文化贸易等手段，促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尽力消除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误解或文化误读，增加双方或多方的文化理解与认同，进而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相对于经济、军事外交等，文化外交属于软权力范畴，所以亦被称为“柔性外交”。
冷战后，随着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上升，文化外交作为不同于传统外交的新型外交形式受到世界诸国的普遍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基于“文化立国”战略，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对其国家形象的改善、国际话语权的增加，以及迈向“正常国家”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日本在文化外交方面多年积累的有效方法和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众所周知，日本战后从一片废墟上崛起，至20世纪80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然而，由于软权力没有得到同步发展，日本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内国际地位不高，甚至被讥刺为“经济动物”“跛足巨人”“东京没头脑”等。为此，日本政府痛定思痛，决心“第三次远航”（明治维新、战败后崛起分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远航）。1977年，日本前首相福田赴夫在马尼拉阐述“福田主义”三大原则：不做军事大国，要为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与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建立“心心相印”的友好信赖关系；以合作者的身份支援东南亚。这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立志于文化外交的政府宣言。1979年1月，大平正芳就任首相，在其施政演说中说：“（日本）在以欧美为榜样的百年近代化历史上，在追求经济富裕的30年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脱轨’，在物质文明被认为达到极限的今天，时代开始从经济中心向文化中心转移。”(2)言下之意，日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向以文化为中心。1980年，日本政府的政策研究会下属的“文化的时代”研究小组召集了200多位有识之士共同探讨日本的未来，在此基础上发表的《文化的时代》报告书中提出了重视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立国”正式被确立为日本长期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政府表示，面向21世纪，要从过去那种“引进在欧美土地上培育的优良技术，并加以改造的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迈向“发挥独创性的文明开拓时代”，进而实现“人为国际社会中的人，国为国际社会中的国”的理想目标。中曾根康弘上台执政后，将文化繁荣、文化外交视为走向“真正的国际国家”的前提，并提出迈向“政治大国”的口号（将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最高政治目标，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措施）。他在“建设具有文化力的国际国家日本”一文中说，“过去，我们对吸收和消化外国文化，即对文化的‘接受’过于热心，而对文化的‘传播’所作的努力很不充分”，如果“只停留在经济国际化，而不在文化、政治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1年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计划（ODA）将推广日语纳入预算，推动日语学校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1991年，日本外务省针对具体国家制定了面向美、中、加、英、德、法等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同时把东盟诸国列为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国家。1994年，日本关于国际文化交流的恳谈会向时任首相羽田孜提交了《新时代的国际文化交流》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日本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构想，并制定“适应21世纪的新文化大国战略”，认为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在文化艺术方面向世界做出贡献。也就是说，日本应当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来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用“文化”来争取国家利益。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的报告书中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在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认为对文化进行重点投资、全面推动文化基础建设等是振兴日本文化的关键。同年，日本文化厅发布《实现新的文化立国——关于文化振兴的当前的重点施策》，对文化行政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4)。1996年，日本政府公布《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表示要继续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加强传播日本文化，在文化上做出国际贡献。其后，日本制定、修改了一系列扶持文化艺术的政策计划，所谓《特殊21计划》就是日本文化厅为顺应21世纪“文化立国”战略而制定的扶持艺术创作的专门计划，将“推动国际艺术交流事业”列为重点开展的四大事业之一(5)。
1998年，日本文化厅发布《文化振兴总体规划——为了实现文化立国》报告，进一步明确文化立国战略的重要意义，并将传承和振兴民族文化列为日本21世纪文化行政的新的发展方向(6)。2003年8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对1992年版的旧大纲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进一步强化了对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对外文化机构的资金支持。2005年在总结多年实施文化外交的基础上，日本发表了文化外交的纲领性文件——《文化交流的和平国家》报告书，进一步诠释和深化了日本文化外交战略。这一文件的起草历时半年，由当时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审批成立的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主笔。这一恳谈会曾邀请日本一流专家学者就如何开展文化外交、提升日本文化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进行了全面探讨。2006年4月，日本时任外相麻生太郎发表了代表政府的政策演讲《文化外交的新构想——寻求众人的力量》。
近年来，尽管日本政府频频换届，但是文化外交的既定方针一以贯之地坚持不变。总体而言，日本文化外交战略有三大理念：传播、吸收与共生。传播包括日本语言的推广和茶道、书画、动漫等日本传统的、流行的文化的输出等。日本政府自信地认为，日本的时代已经开始，要向外国输出日本文化。现在日本可以向世界提供的不仅仅是属于硬件的技术和资金，还可以提供软件方面的东西，如日本的企业精神等。吸收重在“创造性吸收”，即将日本打造成充满活力的“文化创造基地”。日本历来善于吸收他国的先进文化，并使之成为激发日本文化活力的源泉。日本文化史就是一部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共生意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创造人类共同拥有的新文化及其交流的新空间。日本政府认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要积极推动相互理解，培养共同价值观念。为此，日本文化外交重在将日本打造成文明对话的平台，努力促进各个层面的交流对话，体育、艺术、流行文化、建筑等都是文明对话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日本的文化外交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再接再厉，不断迈向新高度。2008年2月，日本海外交流审议会向时任外务大臣高村正彦提交了《关于提高日本对外传播力度的措施与体制》的咨询报告，内容包括强化电视对外播放、扩大日语教育、有效开展包括流行文化在内的日本现代文化的传播、加强对文化交流有功人士的表彰等。这一报告书还提出具体措施，如争取将NHK的国际对外广播扩充到英国BBC的规模等。2010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的《新增长战略方案》将文化产业定为“新增长战略”的支柱产业，首次明确提出在“酷（cool）日本”的框架下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包括促进文化产业出口、以民间企业为中心在海外进一步拓展与“酷日本”相关的商务，如加强节目交易、数字传输、放宽海外内容流通规定、防止盗版等。这一报告书认为，利用“软力量”构建安全战略对于日本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2020年前要实现重塑日本国家形象的目标。
自从确立“文化立国”国家战略后，文化外交一直是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迄今为止几十年的具体实践中，日本文化外交可以说已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和风格，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方式方法。
日本文化外交始终在政府主导下稳步推进。日本政府作为最高权力者，主要从政策引导、机制完善、资金保障等方面坚定支持并身体力行地推动文化外交。战后初期，日本文化交流活动一般仅限于留学生交换、青少年交流等，直至1968年才设立了直属于文部省的文化厅，专门负责文化遗产保护、日语的改革和普及、国际文化交流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有关文化外交的机构不断增加或强化，1972年10月日本政府出资100亿日元设立了特殊法人国际交流基金会，作为更具灵活性的推进文化外交的半官方机构。国际交流基金会总则的第一条表明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外国对日理解、增进国际相互理解的同时，促进国际友好亲善，富有成效地从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并以此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的福利做贡献”(7)。这一基金会为了在全球推广日语教学，每年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的500名外国教师赴日本免费参加培训课程。时至今日，国际交流基金会仍然活跃在日本文化外交的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日本已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开展文化外交的“立体网络”。一方面是首相挂帅，中央省厅全面参与和协力，如日本文化厅早在2001年就设立了作为国际文化交往窗口的国际课，以利于在国际文化事业中更好地与外务省合作。另一方面是充分重视和发挥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等，使日本文化外交成为日本全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比较典型的案例有：1987年，日本文部省在京都设置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吸引了大量国外著名学者来此进行学术交流；1988年，日本自治省设立了地方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其任务是配合政府推进地方的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其后，这一国际化协会又设置了国际协力中心，推动自治体职员协力文化交流事业。1994年和1996年，日本外务省分别设立了“民间援助支援室”和“民间—外务省定期协议会”，着力解决地方文化外交开展中的问题。同时，日本政府将许多国际交流文化项目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让地方自治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日本政府和民间“劲往一处使”，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所以形成了渗透力很强的“官民结合”的文化外交机制。
日本政府深刻认识到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对文化外交并不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积极加以推进，追求长远效果和利益，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展日本文化的交流项目和内容，并不断更新文化交流的方式。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除了传统项目外又增加了“文化振兴协力”等新的文化外交内容。被作为日本进行“国际贡献”的代表性例子，主要是协助受援国进行文物的保存和修复工作，包括对中国莫高窟石窟艺术保存工作进行资助等。
日本文化外交尤其重视教育国际化、青少年交流、体育运动、艺术传播、知识互动等，试图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最终达到日本文化为世界广为认同，并自然产生“知日派”“亲日派”的目的。2007年，日本外相顾问机构海外交流审议会在关于推广日本文化的建议书中认为，仅仅将日本的文化和政策强加于人是毫无意义的，只有获得对方国家和国民的共鸣才能发挥效果，产生对日本的好感。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外交亦重视“传播的力量”。1995年，日本对外传播的官方机构日本广播协会（NHK）开始面向北美、欧洲进行电视海外播出；1998年面向亚太地区播出NHK World TV；2001年8月又扩展到之前一直无法收看的非洲南部地区，从而基本实现了全球覆盖。2009年2月，NHK World TV全英文频道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开播，开始全天候地向海外播送“日本国产”的纯英文节目。它制作一些轻松的文化节目，在不经意间消除人们对日本的“文化误解”。例如，一个旅游节目叫“东京视角”。由于一般认为东京物价贵得出奇，该节目就安排一位外国人带路，采访东京市区内的便宜旅店一条街，借外国人的口说出“即使在东京也有很多廉价、干净又舒适的旅店”。另一节目“酷日本”则经常邀请外国人进行激烈讨论，以“匡正”日本的国家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化外交注重细节，善于“攻心”，不仅对“海外援助”交流考虑周到、细致入微，事事体现人性化服务，而且对在日的外国人也没有丝毫的马虎。例如，在常住外国人较多的大阪市，为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理解和互相尊重，着力构建“多文化共生社会”，制定了“大阪市外籍居民施策基本指针”，并在其下属各区政府设有为外籍居民服务的咨询专用电话，可用7种语言提供有关外国人登记和国民健康保险等区政府业务的询问、咨询和有关信息等。另外，考虑到在日本的外国读者的使用方便和人身安全，市政府向市民发放的防灾手册用日文、英文、中文、韩文四种文字编印，还专门组织外国人防灾讲演比赛等，以加强对本地外国人的消防安全教育。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经过日本政府多年的“国际化意识”培育，对外展示良好形象已成为日本全体国民的共识或核心价值观。普通民众一般都注意文明礼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一些日本人认为，同其他国家保持友好交往，并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是日本的责任，所以日本青年海外志愿者的队伍日益扩大。如日本政府运作的日本海外合作志愿组织（JOVC），自1965年起已经向70多个国家派出了超过3万名志愿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或者寻找退休生活新意义的老年日本人。他们的海外服务包括种植耐寒的大米、组织环境教育培训、教授数学或自然科学等。他们特别喜欢接触国外的年轻人，通过介绍日本文化来使之了解“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化。据日本外务省网上资料，日本青年志愿者在发展中国家很活跃，如大西健介1996年创办的非政府组织“日本和平之风”，从苏丹到东帝汶，已是日本最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之一。
振兴以动漫为中心的日本文化产业是日本文化外交的重要一环。日本政府希望以动漫带动文化产业，以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传播，从而正面打造日本形象，树立日本“国家品牌”。在日本文化外交的一些纲领性文件上，多次写明要将日本的动漫等文化强项作为文化传播的“入口”，期望在世界上赢得“动漫一代”。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日本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有人说日本整个产业结构开始文化产业化了，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其动漫、游戏软件等已同其汽车和电器产品一样，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亦是事实。迄今为止，许多日本动漫形象，如铁臂阿童木、狮子雷欧、聪明的一休、海贼王、凯蒂猫和宠物小精灵等已成为世界诸国年轻一代耳熟能详的明星人物，尤其在亚洲地区很受欢迎。2003年，日本动画片《千与千寻》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同时造就了动漫行业大师级的人物，如宫崎骏和手冢治虫等。
日本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产业大国，并注重通过文化产业展示日本独特的生活方式、输出深层次的日本文化理念，以争取世界诸国对日本文化的好感和认同，从而提升国际亲和力。例如，日本政府要求文化传播不仅要“可亲”，还要“可爱”，让人听到“日本”一词立刻联想到明快、温暖、漂亮和“酷”。日本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特意设立了“酷日本室”，专门负责国内外相关宣传活动，并协助政府促进文化产业出口，提出相关人才的培养方案等。日本对打造“酷日本”寄予厚望，计划到2020年文化产品的海外市场收入翻一番，产值达人民币1800亿元左右。目前，日本已推出一系列“酷日本”推广活动，如把日本料理打造为世界三大料理之一，为日本餐饮业进军海外提供支持；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双方设立基金，协助日本文化产业继续向海外拓展；在亚洲主要城市举办各种宣传活动，推广日本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等。
据介绍，2007年11月，日本外务省在其海外安全宣传活动中起用“给人安心与安全感”的漫画形象铁臂阿童木为“海外安全大使”。2008年5月，日本国土交通省宣布启用人气卡通形象凯蒂猫（Hello Kitty）作为中国的观光亲善大使，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日本旅游。2008年3月，日本时任外务省大臣高村正彦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外交使节就任仪式，主角是日本乃至世界各国家喻户晓的卡通形象“哆啦A梦”（机器猫），它正式接受外务大臣的任命，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动漫文化大使，承担向全世界宣传日本动漫文化和提升日本对外形象的重任。同年，日本外务省又推出了三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女做“可爱大使”。负责这一活动的日本外务省文化事务主管中泽努坦言，希望利用风靡欧亚的“可爱文化”维持日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贸易立国”到80年代确立“文化立国”，这是日本反省战后所走过道路的历史转变，也是其顺应全球化潮流的明智之举。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努力，日本文化外交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巨大成功，其直接的和间接的、短期的和长期的效果体现在众多方面，最为关键的是其国际形象大为改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在历史上，日本一直是被动“接受”和“吸收”外国文化的“学生”，尽管是“优等生”。20世纪80年代确立“文化立国”战略后，日本认为“日本的时代已经开始”，决意要向国外输出日本精神：“日本可以向美国和世界各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属于硬件的技术和资金，还可以提供软件方面的东西。如日本的企业精神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8)所以一直热衷于向外传播日本文化，扩大日本文化的影响力，竭力使日本成为影响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文化辐射源(9)。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从昔日的“文化输入国”变为“文化输出国”。例如，日本文化随着日本文化商品不断向世界各地蔓延渗透，不仅有日式方便面、卡拉OK、日式庭院、电子游戏机等有型文化，还有日本的艺术、电影、茶道、柔道、空手道和禅等大量的无形文化。另外，在日本政府的长期努力下，柔道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日本甚至成为西方民众体验东方文化的最佳去处，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之一，每年到富士山游览的外国游客超过百万人。
对此，许多国际政治学者给予积极评价。2002年，美国政治分析专家道格拉斯·麦克格雷（Douglas McGray）在《外交政策》第5～6期上发表《日本国民酷总值》（Gross National Cool）一文，高度评价了动漫、流行音乐、电玩、家电产品、建筑、时装和美食等日本流行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10)。他指出，“国民酷总值”（GNC）是软实力的一种形态，可与国民生产总值（GNP）一样用作衡量国家实力的一项指标(11)。2003年8月，《时代》周刊指出日本正从一个“制造国家日本”向“文化国家日本”转变，也就是说日本正从产品制造大国转变为“酷文化”输出大国。约瑟夫·奈于2004年6月在《外交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日本的软实力：局限和可能性”的文章，指出“日本虽然经历了十年的经济萧条，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在不断地以文化为基础增强软实力”。他认为，日本的软实力除了禅和空手道等传统文化以外，还包括漫画和动画片等流行文化(12)。
日本作为曾经的战败国，其国家形象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是非常负面的。战后日本国际形象的改善过程亦是借助文化外交手段重构国家新形象的过程。日本通过文化外交从无到有地构建软权力是有目共睹的，在长期的文化外交实践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对过去残暴的日本人作为“侵略者”“掠夺者”“战败者”的不良印象，而以团队精神、认真精神和文明礼貌树立了当代日本人的形象。正如日本自己认为的，“日本正在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13)。
在日本崛起中，“日本模式”曾经闻名遐迩。早在1982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了“学习日本”和“向东看”的政策。近年来，日本在一些国际机构的国家形象调研中始终名列前茅。例如，2007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调查显示，27个国家将近3万民众评估了12个主要国家，其中日本国家形象位居世界第一(14)。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部在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进行“最受信任国家”调查，规模与前者相似，日本在这两次调查中分别排名第二位和第一位。2009年6月，据英国调查机构的“世界和平指数”排名，日本较去年下滑两位，但仍然名列第七，在八国集团中取代加拿大排名首位，在亚洲国家里也高居榜首(15)。2010年3月，据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有56个国家12万民众评估全球20个主要国家中，日本国家形象从2007年起连续位居世界第一，实现罕见的“世界三连冠”(16)。
据报道，2015年1月29日，联合国成员国中由亚洲和中东54个国家组成的亚太组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决定在10月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一致支持日本。这使日本于2016年1月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已成定局，任期为2年。如果成功当选，日本将继2009～2010年之后第11次成为非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历史上成为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国家。
随着日本国家形象大为改善，国际地位亦相应提高。近年来，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为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然而它抓住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普遍关注，成功策划1997年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在京都召开，并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于是，“一个注重环境保护的国家形象”迅速传播到世界。此外，日本不仅在对外开发援助领域中增加了环境保护的投入量，并且积极参与各类跨国界的环保活动，努力争取在国际环保领域的主导权。日本还通过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积极推动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国际条约的制定（该条约于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日本是第三个缔约国）等，塑造了日本“既是经济大国，又是富于文化的、知识型的国家（所谓形象清晰的日本）”(17)的国家形象。
日本在其他国际事务领域也很活跃。文化协作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文化外交新模式。日本先后以提供资助、派遣专家、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柬埔寨、阿富汗、中国以及一些南亚国家的古迹保护，如主要协助受援国进行文物的保存和修复工作，包括对中国莫高窟石窟艺术保存工作进行资助等。同时，日本积极参与以亚洲、非洲地域为中心的音乐、舞蹈等传统表演、传统工艺等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工作。在国际禁毒领域，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就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禁毒合作计划提供资金，帮助减少罂粟种植，实施替代农作物栽培，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对吸毒者进行治疗，培训禁毒官员等。日本还参加了所有的国际禁毒会议，批准了所有关于禁毒的国际条约，并与美国、加拿大、欧盟等达成了在禁毒过程中交换情报、联合行动、加强合作的多边协议(18)。
据称，日本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中占据要职的人员比其他国家要多，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的要职就曾由日本人担任。日本人在这些重要机构担任领导，既显示了日本的重要存在，也使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发挥自身作用及其影响力的空间。
文化外交亦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构成和新的外交增长点，是我国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从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来看，我国文化外交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难得机遇，但是依然存在着需要攻克的很多难点问题。例如，如何塑造我国的“国家品牌”，从而提升国家形象以及国际话语权？如何增加国际亲和力，消除“中国威胁论”？如何将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等等。我们要虚心学习日本文化外交方面的经验和方法，进一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据统计，2007年，中国与世界123个国家签订有效期5年的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了43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交往，与世界数千个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联系，涉及文学、艺术、文物、图书、博物馆、广播、卫生、教育、工、青、妇等诸多方面。每年经文化部批准的文化交流项目有1200多起，22000多人次(19)，并通过与不同的国家协议举办互惠的“文化节”“文化周”“文化季”“文化年”等活动，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魅力，增加了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对相互文化的了解，成为巩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友谊的重要途径。
然而，不可否认诸如此类的交流活动同日本全方位地推进文化外交的努力相比还远远不够，更要学习的是日本从上到下协同作战，并坚持不懈地推进文化外交的精神。同时，也要防止各种急功近利的模仿或迎合，如追求表面上的热闹和华丽、流于形式等。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让中国梦融入世界是一项长期的、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远并持之以恒，包括文化产品的精耕细作、相关机构的充实完善、相关人才的激励培育等。
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还是制度文化，只有具备处于领先地位的先进性才能对他国民众产生吸引力和影响力。尤其当一个国家将其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全体国民的文化共识后，才能充分发挥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作用，将其外化为国际认可的文化符号。为此，首先要搞好本国的文化建设，尤其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因为文化外交所指向的软实力构建是由内而外的“力量外溢”。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要想实现全方位的崛起，不应该只向世界提供“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还要向世界提供具有吸引力、感化力的“中国创造”的思想、文化、制度、发展的经验、话语体系，需要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有自己积极的作为。
在这一过程中，让世界接受一天天壮大的中国，最终使中国这个“品牌”为世界各国及其民众接受和喜爱，那么“中国威胁论”等也就不会有什么市场了。这是当前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
软实力同硬实力的本质区别是以非强制的“吸引力”赢得“他者”的心灵，使其言论行为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这就注定软实力必须采取“润物细无声”的运作方式。当一国国民被他国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所吸引时，就会对这个国家及其民众产生亲近感。无论文化思想还是文化产品，能为其他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无疑意味着成功。也就是说，软实力的成功体现于对“他者”的作用，而“他者”之所以会被影响和吸引，则需要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的感化力量。
所以，文化外交在方法上不像传统外交那样“就事论事”，它寻求的是细水长流、润物无声，讲究心灵互动、水到渠成。要像日本文化外交那样注重细节，重视小事。目前，我们在文化外交上还过于“自言自语”，以为中国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于是中国官方的各种外文传播媒介，不论是报纸杂志还是广播影视，不论是网络视频还是网站博客，所播出的内容都主要是在介绍或宣传自己。然而，文化外交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文化沟通，需要同“他者”进一步互动。这是一个主动寻求共识的过程，因为软实力的构建在于“柔性促使其转向预定目标”，即采取“吸引”“说服”的方式，以对方受到感动并给予认同为实际效应，进而取得政治或经济外交难以取得的效果。显然，这是一种“涉他”行为，客观上取决于不同对象的接受和认同度。认同属于精神文化，它具有无形和抽象的特点。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价值规范是极其坚韧的内核，它的变化要比文化的其他层次缓慢得多。文化认同是一种观念上的“融合”和“共鸣”，它超越主观意志或“口号”，是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动或争夺人的“心灵”，实现潜移默化的。可以说，这一尽可能求得“他者”理解和认同的过程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为“一种对对方信念偏好的影响乃至改变，一种对普通人心灵的控制与争夺”。
为此，要遵循国际文化交流的规律，注意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和开放性，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既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又体现中外文化的相通共鸣。并非把文化传播出去就一定增加软实力，关键是输出什么样的文化，有无得到认同的可能性，能否在潜移默化中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从而最终实现本国的战略目的等。
民间力量在日本文化外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确实，信息传播、文化交流都是由“人”来实现的，“公众外交”一词的出现并盛行意味着外交已从政府为主体、公众为客体转变为政府和民间共同协力。现在，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国际对话不再是纯属政府间的行为，同样也存在于各国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与民众之间。
文化外交是国家以自身的文化特色为载体，通过政府支持传播或者民间渠道开展的外交活动是维护和发展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中心的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现在，世界诸国都发现了民众在全球化舞台上的重要作用，希望他们由旁观者、追随者转化为行动者、创造者，进而更多地实现国家利益。可以说，传统的外交理念及其方式已经大大更新。尤其在信息时代，微博等正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重要的公共外交平台。它们通过微博不仅推介本国文化、教育及旅游资源，同时也试图对他国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
所以，文化外交策略的建立不可忽视民间力量的作用。政府应当对民间力量进行整合和管理，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等的投资力度，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和人力投向民间文化交流。可以说，民间智慧是政府外交的有力推手，它的强大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深厚基础，因为能够在国际社会推出起主导作用的思想理念、制度设计等，其背后必然有强大的民间力量支撑，如富有创造力的大学、高质量的研究机构、具有竞争力的媒体、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意见通道等。由学者、民间人士、企业家组成的对外交流和交往力量优势互补，往往能对政府外交进行有益补充，影响政府的对外决策。
同时，民众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承载者和体现者。日本的国民素质就对国家形象的贡献度很高。在对外文化交流和交往中，普通民众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国对本国的看法和评价，决定着本国对他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换言之，国际影响力源于一个国家的内在实力，它包括国民素质及其精神风貌等，在向世界展示本国形象的过程中，普通百姓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网络时代，民众更是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力量。超越国界的高速信息流动使网络利用不仅方便快捷、成本低廉，而且具有反应迅速、即时互动和全球同步等特点，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民众之间进行国际交流与对话的理想通道。为此，“网络外交”的概念应运而生。网民有意识的对外交流交往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外交意义——他们的言论随时可能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并反过来成为世界了解这一国家的窗口等。
日本提升国家形象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与时俱进地更新传统的外交理念及方式，充分重视民间的对外交往和交流力量，努力构建具有很强渗透力的“官民结合”的文化外交机制。
1．秦亚青：《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2．俞新天等：《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郭洁敏：《软权力新探：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12月。
4．张清敏：《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1期。
5．周永生：《冷战后的日本文化外交》，载《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
6．丁兆中：《战后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势》，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
7．文化外交の推進に関する懇談会報告書：《“文化交流の平和国家”日本の創造を》，2005年7月，http://www.kantei.go.jp/jp/singi/bunka/kettei/050711houkok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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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洁敏，复旦大学外文系文学学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日本学会理事，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文化研究。
(2) 内阁制度百年史编纂委员会：《内阁历代总理大臣演说集》，日本大葳省印刷局，1985年，第987、988页。
(3) 《自由杂志》（日本自民党机关杂志），1986年3月号，第263页。
(4) 文化厅文化政策推进会议：《新しい文化立国をめぎして—文化振興のための当面の重点施策について—》，1995年7月。
(5) 文化厅：《文化立国21プラン》，1996年7月。
(6) 文化厅：《文化振興マスタ一プラン—文化立国の実現へ向けて—》，1998年3月。
(7) 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编：《国际文化交流基金十五年の步み》，1990年，第235页。
(8) 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就是敢说“不”》，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60～161页。
(9) 赵平：《日本政府扶植文化艺术事业的新趋势》，载《中国文化报》，1998年3月3日。
(10) Douglas McGray，“Gross National Cool”，Foreign Policy，2002，5/6.
(11) “Japan Rules OK！A Special Report on Asia's Pop Culture Superpower：What's right with Japan”，Time，August 11，2005．Vol．162 No．5．
(12) 包霞琴：《战后日本外务省公共外交的发展与挑战》，载《中国网》，2011年12月30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1-12/30/content_24291531_2.htm。
(13) 《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编国际文化交流基金十五年の步み》，1990年，235页，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7/899911.html。
(14) 《日本国家形象为什么位居世界第一》，“环球论坛”，2011年3月4日，http://bbs.huanqiu.com/thread-539694-1-1.html。
(15) “英国调查机构评各国和平指数 中国第74日本第7”，载《环球时报》，2012年6月3日。
(16) “深思：日本国家形象为何位居世界第一”，发展论坛，2010年1月27日。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3475778/1.html.
(17) 小仓和夫：《新しい文化外交を目指して：課题と展望》，《国际文化会馆会报》15（2）（通号39），2004年12月号，国际文化会馆编，第1页。
(18) 金熙德：《21世纪初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导言。
(19) 张清敏：《文化外交：塑造国家良好形象》，中国网，2009年9月10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9/10/content_185010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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