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改革与韩国阶级政治的“褪色”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社会发生了两个结构性的改革，改革逐渐使之与之前的以威权—发展型政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渐行渐远。这两个结构性的改革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开启，并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加速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另一个是1987年开始的政体民主化。这两个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代韩国的政治生态。政体民主化对于韩国阶级政治的影响，我们已经在上节提及，这里主要阐释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于韩国阶级政治的作用。

（一）韩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触及了威权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内核，即国家与财阀间的关系。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主导经济发展，或者说，要让私人资本投资到国家所确定的战略领域中，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规制者”的定位显然不足以帮助政权达成这一目标，发展型政权必须具备其他的影响私人资本的“特殊”手段和资源。韩国的发展型政权所拥有的“特殊”手段和资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本市场的国有化和垄断。国有化使得政权能够用行政手段来确定和影响资本的价格，甚至能够直接决定贷款的对象。垄断指的是国家不允许财阀染指金融领域，并禁止企业自行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资本市场的国有化和垄断使得企业要获得借贷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为其战略产业和领域（如“出口第一”、重化工业战略、技术密集型产业）辅之以优惠的贷款，以诱使私人资本的进入。二是政权的威权属性所提供的便利，一旦财阀没能积极响应政府的经济战略，就会面临旷日持久的税收调查和审计，甚至水电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也可能被切断。^[96]

正如李浩延（Yeon-Ho Lee）在金融危机后对韩国新自由主义改革所作的反思中提及的，自由化和去规制有着不同的内涵。自由化指的是在市场内引入更多的竞争，而去规制意味着减少或者取消不必要的政府干预。韩国的改革将自由化混同于去规制。^[97]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韩国的新自由改革热衷于解除规制，而没能建立起与自由市场相对应的规则体系。这样的改革当然有利于财阀，它使得财阀得以进入之前被禁止染指的一些领域。自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主要的财阀逐渐地取得了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所有权。1981年到1983年间，政府出售它在五家城市银行中的股份，尽管政府禁止26家最大的财阀参与竞买，并将单个个人或者公司所持最大股份比例限定为不超过8%，此举意在不让这些最大的资本家染指银行，但最终的结果是，10家最大的财阀通过他们所拥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通过财阀所有者的家庭成员，总共获得了这些银行股份的12%~52%。这表明“在1961年就已经形成的政商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制度性改变。它被证明是韩国资产阶级获得更大政治和金融独立性的预兆。”^[98]旨在改善大企业的财务结构和抑制经营领域过多的举措，也由于金泳三任内所推行的去规制而受到削弱。这一时期，30家最大财阀的负债率从1994年的355.7%增加到1996年的386.5%和1997年的518.9%。他们所拥有的子公司数由1994年的616家增加到1996年的669家和1997年的819家。^[99]改革最终进一步壮大了财阀的实力。斯蒂尔斯（Richarcl Steers）曾这样描述当时韩国最大的财阀现代集团的势力：“现代集团公司拥有数不尽的生产线和服务业，包括建筑、汽车、造船、电子、石化、石油冶炼、海上钻油、银行和投资、木质品、铝业、工业机器人、商务海运业、工程服务、超高层公寓混合楼、百货公司、旅馆及广告。1991年当77岁的郑周永从现代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的时候，集团的总销售额超过了510亿美元，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6%。出口额达90亿美元，占韩国对外贸易的12%，法人资产总值超过300亿美元。1997年集团雇员达到20万，遍布国内超过50家的集团公司及在其他53个国家中的113个子公司。”^[100]

民主化也为韩国财阀将其经济能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民主化将真正的竞争带到政治精英间，提高了政治资金在政治竞争中的重要性，作为最有能力提供政治资金的社会力量，政治家将不得不更加依靠财阀来追求和维系他们的权力，威权时期政治家在政商关系中的主导地位现在似乎更多地转向了财阀一边。^[101]“财阀共和国”的说法在卢泰愚执政时期也不胫而走。然而，韩国财阀依附性增长的发家史成为其攫取政治地位的最大障碍，其竞争国家权力的行为，会被政治领袖视为不忠而受到报复。最有代表性的是1992年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组建统一人民党，参与总统角逐。在竞选中，郑周永抨击卢泰愚“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导致目前的经济凋敝”；讥讽另两位候选人金大中和金泳三是“一辈子只知道反对和斗争的过时人物”。金泳三赢得选举后，专门针对现代集团的税务审计开始进行。政府指控郑周永动用公司资金用于竞选的行为违法。郑周永承认违法，辞去统一国民党的职务。现代集团会长郑世永其后声明：“我们再也不会卷入政治风暴。”^[102]由于与威权者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社会普遍将财阀视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韩国的财阀也没能获得类似于西方同行那样的道义。民主化后的韩国财阀始终是公民社会最为重要的斗争对象。“公民经济正义联盟”是韩国最为重要的公民组织之一，它所开列的成功案例几乎都是针对财阀的。这些运动致力于打击房地产投机、推动金融交易的实名制、改革财阀结构、实现公平征税等。^[103]财阀“为富不仁”的形象使得金融危机后当新自由主义改革展现出危及其利益的一面时，财阀并无太多“招架之力”。

金融危机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下，韩国开展了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最终拆除了发展型国家的所有核心制度要件。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所确立的四个关键领域分别是金融、企业、劳动和公共部门。^[104]针对财阀的改革确立了五项政策目标。第一项是提高公司管理的透明度。一套新的综合财务报告系统被引入，以便能够公开整个企业集团的总的财务状况，而非之前的只是针对每一个单独的子公司的，它旨在使财阀的所有权结构和财务杠杆更加透明。第二项目标是取消财阀企业间的相互债务担保，而这曾经是财阀充分运用银行贷款扩展其企业帝国的最有效手段。第三项目标是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根据规定，到2000年3月，财阀的债务—股权比要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4到5减到1以下。第四项目标是实现能够更好反映出国际标准的公司治理。财阀企业的创始家族尽管只拥有企业总流通股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却能够免于股东的干预而控制财阀的管理权。为了确保财阀对于股东更加负责，政府降低了股东要采取行动所需要的最低股份门槛。最后一项目标是要求财阀集中其核心业务，财阀被要求宣布他们的核心业务，之后通过出售或者财阀间的业务交换来放弃非核心的企业。^[105]

改革也破坏了韩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特色，威权时期长期维持的低下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改变。“在过去，外资经常被看作掠夺性和剥削性的，这激励政府和公众团结在国内资本周围。在危机后的政策环境中，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外资企业作为有助于增强市场竞争的力量而受到欢迎。”^[106]在解除了外资对国内企业持股比例的限制后，外国投资者蜂拥而入。1997年11月浦项钢铁、三星电子、SK集团和现代汽车中外资所拥有的股份分别是20.8%、24.2%、13.7%和23.6%，金融危机后的2004年2月上述数字分别达到了67.3%、59.5%、54.1%和50.8%。^[107]针对劳动部门的改革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大大增强，劳动商品化程度快速提高，外包、兼职等生产和雇佣方式流行。韩国企业能够挺过危机，主要是以大规模的裁员为基础的，尽管它们很快恢复了元气，但是却拒绝恢复正规就业到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多数新入职的雇员不得不接受各种类型的非正规就业，对于这部分员工，稳定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谈判能力是不可企及的，他们得到的社会保障收益也是极其有限的。

表7.4　正规工人和非正规工人的比例，1995—2003

Hyun-Chin Lim&Jin-Ho Jang，Neo-liberalism in post-crisis South Korea：Social conditionsand outcomes，JournalofContemporary Asia，36：4，2006，pp.442-463.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与韩国的阶级政治

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深刻地影响了韩国的劳资冲突。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劳资争论的焦点逐渐集中于劳动法的修改。劳资双方都不满意威权时期延续下来的劳动法。劳方的要求集中于组织工会上，具体包括能在同一层面（同一企业、产业和全国）成立多个工会、第三方介入劳工事务、工会的政治活动、公务人员（包括教师）的工会化，同时激烈反对裁员。资方则力图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并约束工会的活动，具体包括裁员的权力、“不工作无工资”、不给专职工会官员支付工资等。由于不满意金泳三亲资方的劳动法草案及其不民主的立法过程（排除反对党议员参加，用时七分钟），韩国工人在1996年底到1997年初发起了持续三周、多达三百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罢工导致这部法律重新进入立法程序，再次修改后的法律并未向劳工明显让步，然而工人没有发动另一场罢工，被迫接受了它。有研究认为，这是由于罢工的“政治机会结构”已经失去，^[108]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状况，尤其是1997年底的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化的影响”^[109]。全球化增强了资本跨国界流动的能力，导致劳资关系向着更加有利于资本方面发展。在经济危机时期，韩国工会也被迫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金大中在1998年执政初期，按照社会协商模式正式引入了“劳资政三方机制”（tripartite concertation）。三方机制创造了一个相对高水平的产业和平，尤其是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普遍出现的裁员和经济重组。这种成就的取得与韩国转型方式密切关联。韩国保守民主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民主政权继承了威权时期强国家的遗产^[110]，政府保有足够的权力来约束和规范公民组织的活动，这是三方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表7.5　劳资争议数量及其损失工时

数据来源：http：//kosis.kr/statH tm l/statH tm 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