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联盟框架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二十多个年头。它作为传统分析模式的替代性理论是对进步主义、利益组织竞争和意识形态冲突三种政策模型的发展；它主要集中对信念体系的分析，把政策信念系统作为政策共同体内在的稳定的参数，强调政策僵局是发生政策学习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很长一段时期，在美国和其他任何组织、国家学者的推动下，倡导联盟框架的研究从美国扩及各大洲，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热点。作为一项日臻成熟的政策变迁理论，它已经带来了相当大的好处，除了有很多案例应用了倡导联盟理论外，还有很多主要研究批判性地运用了它。
（1）倡导联盟中的大多数关键术语都被清楚地界定，大多数支持联盟框架的命题也有清楚的陈述，并显示出内在的一致性。无论如何，“倡导联盟”的定义是非常清楚的。
（2）倡导联盟理论有两个驱动因素：联盟成员的核心价值和外部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生物学上的人口动力理论相似，在这里人口的质量水平是下面两个变量的函数：（a）个人之间的竞争和物种寻求使内在适应性最大化的努力；（b）外部的影响力。
（3）倡导联盟理论在适应范围上相当广泛，即它似乎是至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已经能很好地、合理地适应于分析大多数的政策领域。
倡导联盟理论也引来不同领域学者的兴趣和建设性的批评。这些学者包括受到制度理性选择训练的学者和那些倾向于对政策进行认知性解释的学者。总之，倡导联盟理论是以“革新性研究方案”的面貌出现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激发兴趣和推动进步的方案。[19]
当前，倡导联盟框架依然处于检验和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不少局限性并由此引发了若干质疑。虽然倡导联盟框架旨在替代阶段分析模型，但是倡导联盟框架主要针对一个时期的政策变迁展开分析，其前提需要对政策阶段进行梳理，在此意义上，倡导联盟框架实际上是一种超越而非替代。倡导联盟忽略了政策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意义，忽视了公众舆论（民意）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倡导联盟框架倾向于将主要政策变迁与单一外部事件相联系，但事实上可能是众多相互关联的外部事件共同促成了政策变迁；任何有经验的政策实践者都能够识别政治冲突中的各方，因此倡导联盟框架仅仅是陈述了十分明显的事实，缺乏理论创意和深度，意义有限；一些概念和因果机制的界定仍然模糊，尤其是缺乏描述联盟形成和联盟行为的概念化的、可操作的制度变量；其关于信念和自利性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解释是模糊的，对联盟形成、策略、维持和集体行动的描述还不清晰，并没有作出令人完全信服的有关集体行动问题的解释。尽管在应用与假设的检验过程中，倡导联盟框架还暴露出不少局限性并由此引发若干质疑，但是这不会影响到它的科学性特征，而且萨巴蒂尔对很多质疑已经作出回应，部分予以驳斥，部分予以反思，从而使框架的假设不断得到修订与完善。目前，我国社会处于社会利益格局分化的关键时期，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亟待调和，这是公共政策的首要任务。同时，各种矛盾、摩擦和社会发展目标给公共政策制定造成了多方压力，使公共政策过程日趋复杂。而倡导联盟框架正好通过将众多的政策行动者建构到倡导联盟之中，为研究如何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推动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共同的政策目标中一致行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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