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本书针对移动政务的具体情境构建了一个整合的采纳模型，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该研究在涉及调研方式、研究内容方面还存在着局限性，所以认真总结将会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借鉴。
一、样本方面
本书关注的是影响公众使用移动政务的因素，研究对象针对的是所有公民。虽然本书使用的是大样本，但采用的却是非随机样本，且样本主要以上海地区为主，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限制。本书调查的群体局限在上海地区。上海是我国典型的特大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率等方面都处于国内前列，而对于一些偏远的网络覆盖率低的地区，本书的结论就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后的研究可以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并且扩大样本收集的范围来重复本研究。
二、模型构建方面
本书的基础模型为UTAUT模型，即在UTAUT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展。因此，本书主要选取了UTAUT中的几个变量，同时增加了新的变量，即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信任网络、信任政府和服务质量维度等。所有的变量都为单维变量，研究结果较为抽象。今后，可以更加深入细致地划分变量，即可以将绩效期望进一步划分为工作绩效、生活便利、娱乐体验，社会影响则可以划分为周围人的影响和大众传媒的影响等。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为政府部门提升移动政务服务水平提供建议，所得到的接受模型也会更加细致。
三、其他视角
影响个人用户接受移动政务服务的因素，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探讨，包括不同的移动政务业务本身以及其他外在环境等层面。本书仅是针对移动政务的个体使用者，通过对移动政务的使用意愿、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信任因素和服务质量因素来探讨使用的行为。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开展研究。
四、调节影响
本书将Hofstede（2005）的文化维度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四个维度的调节影响，研究发现大部分研究结果未得到支持。这可能是因为：第一，Hofstede（2005）的文化理论主要是针对欧美发达国家提出的，且文化维度是国家层面的文化，以往研究大部分是将其文化理论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虽然本书认为他的文化维度也可以用于分析个体层面，但似乎缺少了经验支持。第二，Hofstede（2005）根据中国儒家文化特征提出的长期导向／短期导向，从提出这一个维度以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究其原因是该维度的测量存在很大问题，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不够，即使在Dorfman和Howell（1988）开发的适合个体层次分析的文化测量量表中，长期导向／短期导向也未能消除这一弊端，本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该维度的测量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本书也未能对其调节影响加以实证检验。第三，本书关注的是移动政务服务用户采纳问题，以往将Hofstede（2005）文化维度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个体用户IT采纳时，大部分都是关于企业组织的IT采纳研究，而移动政务在我国是新生的事物，公众认知度不高，可能会存在一些认知方面的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重新考虑文化因素在IT采纳研究中的作用。
【注释】
[1]Gefen，D．，Karahanna，E．，Straub，D．W．，Trust and TAM in online shopping：an integrated model，MIS quarterly，2003，27（1）：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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