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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与青海近代工业的兴起

时间:2022-03-2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抗战全面爆发后,大规模开发西北成为青海机器工业发展的契机。西宁发电厂的建成,开青海能源工业之先河,结束了西宁无电的历史。因此青海在马步芳主政时期并未实现他所期待的“全省工业化”。但考虑到青海在马步芳主政之前工业的落后状态,毕竟这些工厂的创办,使青海的近代工业开始了从无到有、且逐渐发展的过程。自此,开创了青海电力工业的先声,推动了新兴地方工业的建设。
马步芳与青海近代工业的兴起_甘宁青地区的回族经济开发活动与近代化研究

清末新政对青海地区的冲击并不大,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工业出现则是民国以后。从出现背景来看也是着眼于军事战略,以军事服务为先导。20世纪30年代,在传统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青海开始出现一些工厂。1929年,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1师为就地解决军用武器的修理,在府内街文庙内(今西宁城中文化宫)设立修械所,采用较先进的蒸汽机等设备。次年,国民政府改组地方军事力量为新编第9师,同时设立炮局。不久,改为修械所。1946年,省府在修械所的基础上又投资扩建为西北机器厂,是为青海近代最大的一所机器工厂,拥有车床、钻床、刨床、发电机、电焊机,内设机械加工、铸造、锻造、钳工、汽车修理等车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青海地区原来依赖内地供应的各种军用、民用物资短缺,甚至断绝了来源,迫使青海当局考虑兴办必要的工业企业以谋求自给,恰好这时外部条件也对青海兴办工业造成极为有利的机遇。青海民用工业企业就是出现于1938~1948年期间。抗战全面爆发后,大规模开发西北成为青海机器工业发展的契机。原本依赖内地供应的军需、民用物资来源断绝,客观上迫使地方政府兴办工业,谋求自给。另外,“边疆文化促进会”等组织的出现,促成大批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纷纷迁移西北,为青海兴办工业提供了人才条件。1939年秋,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工业部部长谷一泉在兰州召见马步芳,要求就地取材,积极创办工业,以增强后发自给能力,适应长期抗战之需要,并允诺在资金、技术、运输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年,国民参议会第2次大会通过了设立西宁发电厂的提案,并责成最高委员会转令资源委员会办理。次年4月,资源委员会与省府协商决定将电厂列入国家预算,并与地方合资经营,双方签订合同。根据核定的预算,共需资14920.8万元,由资源委员会承担60%,地方承担40%。双方各派理事,组成理事会,议定先建火力发电厂,随后再建水力发电厂。5月,资源委员会派副工程师孙运璇负责筹建工作,厂址选在西宁城内工会巷(今玉井巷)。9月,从缅甸购得英国制造的29千瓦柴油发电机。1941年2月15日安装试车,开始发电。西宁发电厂的建成,开青海能源工业之先河,结束了西宁无电的历史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内地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纷纷来到西北地区,这为青海兴办工业提供了难得的人才条件。马步芳这时已积累了一些资本,为了进一步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巩固在青海的统治,对兴办近代工业也很有积极性。马步芳遂于1939~1940年间,筹备了一系列军用、民用企业,号称“八大工厂”,即火柴厂、修配厂、三酸厂、玻璃厂、洗毛厂、制磷厂、织呢厂、代水泥厂。由于织呢厂和代水泥厂一直未投产,作为总厂的海阳化学厂初期只有上述6个分厂。以后常说的“八大工厂”一般是将后来兴建的皮革厂、纺织厂(后改为地毯厂)补入,连同海阳化学厂的6个分厂而通称的。这“八大工厂”的概况见表4-1。

此外,马步芳还筹建了烤胶厂、牛奶厂、印刷厂、瓷器厂和西宁电厂等。纵观马步芳所创办的这些企业,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大部分企业虽采用了机器生产,但由于设备落后、陈旧,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质量、数量都大大受限。因此青海在马步芳主政时期并未实现他所期待的“全省工业化”。除了部分企业维持了较简单的机器生产之外,尚有一些厂子仍以手工生产方式为主。但考虑到青海在马步芳主政之前工业的落后状态,毕竟这些工厂的创办,使青海的近代工业开始了从无到有、且逐渐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这些厂子中部分民用企业的成立和创办,对解决青海的内需以及特定时期青海地方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西宁电厂的修建,在筹建之初,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青海省政府共同投资兴办,1941年火力发电厂开始供电,从而结束了青海无电的历史,并促进了某些新兴行业如电镀、电焊行业和家用电器的出现和发展。后因电力不足,于1943年改为水力发电厂,并于1948年转为省营,更名为西宁水利发电厂。自此,开创了青海电力工业的先声,推动了新兴地方工业的建设。

表4-1 “八大工厂”概况

资料来源:谷苞、宋仲福等:《西北通史》(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5~676页;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其次,大多数民用企业的产品,除了部分提供给马步芳的军队之外,其余均进入市场,既活跃了地方经济,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用之需。与此同时,因企业的资金大多来源于马步芳个人或其控制之下的青海省政府,故使其具有官僚资本垄断性质,加之对资本相对弱小的私人企业的挤对和吞并,使这些企业呈现出畸形发展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又阻碍了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企业的管理权均操控于马氏家族集团的军政要员或亲信、亲属手中,对工人则实行军事化的强制管理。公司的员工除了公司直接派来的人员和聘请的外地技师外,大多为强征的民夫和派自部队的士兵,将他们以班、排、连等军队模式进行编制,工作生产和日常生活均统一行动,具有浓烈的军事化色彩和显著的封建性特征,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更谈不上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扼杀了企业活力。愈到后期,企业管理上的这种落后性和原始性的弊端愈加突出,这可以说是军阀统治在经济领域内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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