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道德退步

在一个决定论系统中理解意志的最后一个方法是通过“自由度”的概念——生物体拥有的作为自身复杂性结果的选择范围和作用于它的中介变量的数量。例如，昆虫只有非常少的自由度，并且几乎都是受固有的本能引导。爬行动物和鸟类有更多的自由度，关键时期可以随着环境触发器而改变的本能赋予了它们这些自由度，而随后的生命经历提供了应对变化的环境的习得反应。哺乳动物尤其是类人猿，借助可观的神经可塑性和学习，拥有了多得多的自由度。而人拥有最大的自由度，因为人类有大面积的脑皮质和高度发达的文化。

在我们的物种内部，有些人——精神病患者、大脑受损者、严重抑郁或者化学成瘾者——比起其他人拥有较少的自由度，并且法律因他们较低的法律和道德责任能力而调整。但在他们可以控制选择，尤其是在他们否决自己的犯罪冲动的能力限度内，我们仍然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越多的神经科学家钻进大脑的黑盒子解释揭示它的内部活动，就越多地揭示出我们应该连续地而不是绝对地思考道德责任。不要把人看作要么是理智的要么是疯狂的，要么是正常的要么是反常的，要么是守法公民要么是罪犯，我们应该把人放在一个连续统中——一个滑动的量表中——疯狂的一端是杰弗里·达莫，理智的一端是罗杰斯先生，这使得我们把行为系统中的自由度纳入考量。

法律也承认自由度存在，按照环境和意图，区分了不同程度的杀人。一级谋杀是一个人非法杀害另一人，有预谋恶意——那是谋杀，是蓄意的和预谋的。二级谋杀是一个人非法杀害另一个人，没有预谋恶意——就是说，它不是蓄意和预谋的。故意杀人是一个人非法杀害另一个人，没有杀害的预先意图，并且是在那些“导致一个理性人变得情感或精神错乱的环境”中犯下罪行，如激情犯罪那样：过失杀人既不是故意的也不是预谋的，是为疏忽导致的死亡事故而准备——例如，酒驾导致的死亡。并且，如我们会在下文看到的，有一些谋杀和杀人是由可以减轻罪责的因素导致，如肿瘤、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等——这些因素被认为限制了被告的自主能力，并因而在审判的量刑阶段被纳入考虑。最后，还有合法杀人，诸如战争杀人、自卫杀人或者政府执行的死刑。所有这些方式都使人的生命戛然而止，或者合法地或者非法地，或者个人执行或者政府实施，它们都考虑到了环境、意图和道德自由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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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下面几步我们现在证明了人类有自由意志：（1）我们的模块化思维有很多竞争性的神经网络；（2）这些网络允许我们通过对竞争性冲动行使否决权——自由否决——做出真实选择；（3）这些冲动通过改变自由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自主选择；（4）我们的选择是因果网的一部分，但在绝大多数环境和条件下，对于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来说足够自由。那些环境和条件是什么，它们如何束缚我们的选择，是道德责任中的案例研究。让我们考虑两种案例——精神变态和暴力犯罪——在理性社会会如何处理它们的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