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的产生与发展

如果我们定义自由意志为做其他选择的能力，[9]逐渐变得清晰的一个有用的方法是把“自由意志”概念化为“自由否决”——即为了支持一个冲动而否决另一个的能力。自由否决是拒绝无意识神经网络产生的行为能力，如此一来，任何以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行动的决定都是一个真实的选择。例如，我可能吃牛排，但某些自制技术提醒我还有其他竞争性的冲动（我的健康、我的体格），通过这些技术的参与，我放弃了肉类组合的选择，点了其他食物。这就是自由否决。我们有限制，这是真的——我们不能随心所欲——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有否决权；我们有说“不”的能力；我们能够这样而非那样行动，这是一个真实的选择。

支持这个假设的证据可以在神经科学家马塞尔·布拉斯和帕特里克·哈格德进行的实验中找到。当受试者做选择时，他们使用机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扫描受试者的大脑，不过受试者可以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推翻他们最初摁按钮的决定。当他们选择否决自己的最初决定时，科学家发现大脑的一个特殊区域变亮了——额叶皮质中间背部左侧（dFMC）——在做决策活动时这个区域通常很活跃，在故意禁止一个选择时尤其如此。这个事实说明，为一个有意行为做准备的大脑活跃区域与参与禁止这类行为的区域没有区别。“我们的结果显示，我们针对意向行为的大脑网络包括服务于禁止或抑制故意行为的自我启动的控制结构。”[10]那就是自由否决。

作者写道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发现与自我控制的重要性有关：“我们也发现与禁止相关的dFMC活动和禁止行为发生的频率在人群中正相关”。就是说，你越多地学着抑制你的冲动，你就能越好地激活你的dFMC以进一步抑制将来的冲动。反之：“在个体差异心理学中，失去抑制的冲动行为是一些特殊的人格特征的关键造成因素，这些特征与反社会和犯罪行为有关。”想想我提到的例子，那个谋杀犯和恋童癖以及他们不受控制的冲动。但大脑的选择结构中发现了挽回特征：“我们的发现说明对意向行为的禁止涉及的脑皮质区不同于，并且逆着意向行为的产生和执行。此外，‘最后一刻’的禁止过程与意图行动的有意识的体验相容。”[11]

换言之，我们的禁止神经网络高于初始决策网络，这意味着那些冲动和我们回应它们做出的早期决定，能够被高阶的神经网络推翻。布拉斯和哈格德总结认为：“我们的结果为一个广泛接受的观点提供了第一个清晰的神经科学基础，即，即使人们真诚地想做某事，他们也能够克制住不做。我们猜想dFMC可能与行为和人格的反应自我控制的那些方面有关。”[12]甚至本杰明·利贝特自己——他激励的这一脉络的研究使得很多神经科学家放弃了自由意志的信念——到头来俯身支持人性中包含自主元素：“有意识的自由意志的角色可能不在于启动一个自愿行为，而在于控制行为是否发生。我们可以将自愿行为的无意识的初始涌现看作大脑中‘冒泡泡’。然后，有意识的意志选择这些初始涌现中的哪一些可以发展为一个行动，或者哪一些被否决和中止。”[13]

这个研究意味着选择的神经结构能够被经验——换言之，训练和练习——修改。这意味着，长期而言，有了更好的神经科学和技术，我们不仅能够教人们如何阻止不利于适应的冲动如吃不健康的食物或者吸食危险的毒品，而且原则上，我们能够训练罪犯学习否决他们早期的和危险的选择，以做出更为社会所接受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选择是真实的：不论我们大脑的哪个部分做出选择，它们仍然是我们的选择，而且即使显然由潜意识做出的选择也能够被有意识的努力否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