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冀东抗日大暴动

1938年7月6日晚，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夜，300多名拿着各种武器的抗日战士在滦县港北村一个深宅大院集合，中共滦县县委直接组织的暴动队伍——由李润民任总队长的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率先建立，拉开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帷幕。于是，在日军严密统治下的冀东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全民抗战风暴。

勇赴国难，发动社会各界共襄义举

冀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东扼辽沈，南濒渤海，西屏京津，北据长城，农业发达，矿藏丰富，境内有北宁、平谷铁路和塘沽、秦皇岛等要港，海陆交通便利，是联络东北与华北往来的枢纽。日本侵略者早就对这一咽喉要地垂涎三尺，占领山海关后，又攻占热河，染指冀东。1935年冬天，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动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悍然把冀东22县置于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之下。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狼狈为奸，在冀东到处开设鸦片烟馆、赌场，横征暴敛，推行奴化教育，血腥统治冀东人民，疯狂掠夺战略资源。冀东成为日军进犯华北以来受害最早、最深的地区。

早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冀东的战略地位，确定了开展与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方针，提出红军可以分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为了实现中共中央这一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提出在冀东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并对组织冀东武装暴动作了具体部署。

照此部署，中共北方局及河北省委派大批军政干部来到冀东，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教育争取各地民团和伪军警，大力培训暴动的领导骨干，积极准备暴动。

李运昌

洪麟阁

1938年5月的一天，在天津法租界，一个由冀东各抗日力量代表人物参加的秘密会议，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召开了。

这次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对冀东抗日暴动作了具体安排。会议决定组建冀东抗日联军，推举高志远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王仲华、李楚离则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分别前往指导高志远部和洪麟阁部。

中共中央对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极为重视，派出宋时轮、邓华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以下简称“四纵”）5000余人，挺进冀东，为那里酝酿已久的抗日大暴动点上最后一把火！“四纵”自平西出发，下昌平，克永宁，取四海，攻兴隆，于1938年6月抵达冀东。主力到来，群情大振，恰逢4月至6月间，日军扩大侵犯中原，驻华北部分日伪军南调，冀东日伪兵力空虚，正是暴动的最好时机。

6月下旬，由李运昌主持，在丰润县田家湾子村召开了起义前军事会议，各地统一举行暴动的时间定在了7月16日。

6月底，中共冀热边特委得到情报：八路军“四纵”挺进冀东已到达蓟县靠山集一带；冀东即将起义的消息已经暴露，敌人准备全力镇压；为防止暴动，日军马上就要收缴散在冀东民间的23万只枪，并到处搜捕组织暴动的可疑人员。

1938年6月，邓华、宋时轮率八路军“四纵”挺进平北、冀东，开展游击战争

形势可谓千钧一发，暴动必须提前举行。

风暴突起，各路义军雄起冀东各县

冀东的7月，骄阳似火，抗日的力量如喷薄而出的岩浆，四处开花，势不可当，又似闪着寒光的利刃，刺进日寇的脊背。

首先爆发的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7月6日晚，红军干部李润民和中共滦县县委的同志宣布成立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之后大力宣传抗日，攻打警察局，摧毁日伪政权，扩充队伍，收缴武器，活动于昌黎、滦县、乐亭之间。

7月7日，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员兼第二路军司令员李运昌和时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的胡锡奎在迁安岩口镇打出起义的大旗，建立了冀东抗日联军第四总队，孔庆同任总队长，丁振军任政治主任。迁安、遵化、丰润边界地区的暴动队伍齐向这里集结，高潮时，这个总队曾达到4000人。不少上层人士主动捐款献枪，民团、伪警察主动来投，抗日暴动队伍迅速壮大。

7月8日，洪麟阁、杨十三在李楚离的指导和协助下，在遵化县地北头村一带发起暴动，队伍迅速发展到4000多人，编为冀东抗日联军洪麟阁部第一、第二两个总队，活动于玉田、丰润一带。

7月9日，王仲华指导和协助原滦县马城民团团总高志远和沿海联庄会首领陈宇寰组织的武装暴动，在滦县南部、乐亭一带蓬勃兴起。成立了12个总队，一万余人。

7月12日，驻滦县安各庄的伪警防队队长周维新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争取下，率队起义，并向全国发出宣布脱离日伪的通电。

杨十三（杨裕民）

7月14日，在以蓟县为中心的冀东西部地区，中共蓟县县委领导举行了邦均起义。暴动骨干十几人突袭了邦均镇伪警察所，缴获步枪30余支，揭开了冀东西部抗日暴动的序幕。到7月底，蓟县、玉田、遵化一带参加暴动的队伍已达一万余人。

7月15日，抚宁县七家寨回乡度假的伪满医科大学学生茹振泰，联络有反日思想的伪乡长许维纯率众起义，攻占台头营镇，组织起临（榆）抚（宁）抗日游击大队。

7月16日夜间，为策应开滦矿工起义，以抗日联军第四总队为主，共五个总队万余人，把北宁铁路唐山至昌黎间截成数段，牵制了日伪的军事行动。7月18日，抗联队伍向开滦赵各庄矿区进发时，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领导开滦工人当夜即发起暴动，并攻占赵各庄伪警察局。赵各庄、唐家庄、林西等地的矿工，在周文彬、胡志发、节振国等人的领导下先后起义，和唐山敌伪军多次作战。

大暴动波澜壮阔，各个阶层都卷入了武装抗日的洪流，其中高敬之“骂城”的故事传为佳话。高敬之是卢龙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是当地颇有声望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家乡拉起了400多人的暴动队伍，打联庄会，剿土匪，很快发展到3000人。1938年8月8日，高敬之带领暴动队伍浩浩荡荡直奔卢龙县城。在城外举目四望，军警和保安团早就站在了城墙上，荷枪实弹准备应战。高敬之先派人把县城周围的电话线割断，然后登上城东南角外的娘娘庙台，高喊：“弟兄们听着，咱们都是中国人，都不想当亡国奴。我们起义是为了抗日，现在我们要进城捉拿日本顾问。”高敬之带着一个护兵，从东南角开始绕城，边走边冲着城上不停大骂：“‘牛犊子’（伪县长）是吃里爬外的汉奸，他不是黄帝的子孙，不是中国种。有种的，起来抗日，打死日本鬼子，活捉‘牛犊子’！” 高敬之从南门一直骂到北门，历数伪县长的汉奸卖国罪行，骂得口焦唇燥，直到太阳落山。伪县长眼看情势不妙，偷偷从县城溜走。保安团的士兵们打开了城门，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高敬之“骂”开了卢龙县城门。

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的部分指战员合影

此外，在武装暴动浩大声势的影响下，还有多股自动组织起来的队伍。如在昌黎南部有丁万有部3500人，曾围攻昌黎县城；在兴隆、遵化一带有绿林英雄杨二的2000多人，称救国第五路军。

国民党的“蓝衣社”成员也纷纷起义，组织部队。原国民党蓟县党部负责人李维周组建了有500人左右的“蓟北抗日救国军”。陈维藩在宝坻、武清一带组建了中央“忠义救国军”第七路军，有万余人。王文组建了“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有3000余人。还有许多叫不上名来的抗日军队，自立旗号，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抗日暴动的声势。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冀东抗日暴动，尽力给予配合支援。7月8日，中央电示，要“四纵”须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8月中旬的一天，铁厂镇上嘹亮的军号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浴血奋战两个多月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了。乡亲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欢迎自己的子弟兵。

1938年的冀东，心怀国仇家恨的人们从山区、从平原、从矿山、从乡野，悄悄凝聚起一股股反抗的力量，在这一年的夏天，汇成一条喷着怒火的洪流，冲向日本侵略者和他们扶持的伪政权，燕山滦水间，群英并起，民心沸腾，长城内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呐喊响彻大地。

冀东大暴动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东起山海关，西到潮白河，北从雾灵山，南至渤海滨，在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汇聚了武装齐整的47个总队、10万余人的抗日部队（原计划成立6个总队，约1万人）。起义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占领了兴隆、昌平、蓟县、平谷、玉田、宝坻、卢龙、迁安、乐亭9座县城，横扫敌伪的反动势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组织的一次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诚如唐山市大城山公园中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纪念碑”所镌刻的碑文中所写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工农大众勇为中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及诸多有识之士起而参战，伪军民团倒戈向敌，爱国绅商踊跃捐献，起义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驱日寇血洒长城内外，扫顽敌交刃巷闾之间。”

冀东大暴动形势图

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胜利，震撼平津，轰动全国，军民为之振奋，国人欢欣鼓舞。

9月1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发出贺电：“中共中央与北方局今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贺电中还对建立冀东根据地提出了要求和期望。

卧薪尝胆，在挫折中顽强奋起

“四纵”进入冀东后，一直处于连续作战状态，伤亡较大，未能休整和补充。冀东暴动队伍庞大，成分复杂，即使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队伍，也缺乏政治和军事训练，其他抗日武装一时更难以实现统一指挥。

面对这种形势，“四纵”主要领导人认为八路军挺进冀东和抗日群众广泛暴动，已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严重注意，我大兵团在冀东活动和进行整训是困难的，决定把部队撤到平西，并电请中央。中央还未回电，宋时轮即率部分主力西撤过了潮白河。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和毛泽东、刘少奇都曾来电阻拦暴动队伍西撤，指出，目前即将暴动队伍大部拉到潮白河以西，是很不妥的计划。部队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进行整理，着手建立根据地工作，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潮白河以西转移，但也要全力建立基干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

10月8日，“四纵”党委与中共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领导人召开会议，一些领导认为，冀东形势已到“万不得已”之时，遂决定“四纵”主力和抗联部队西撤，仅留陈群、包森、单德贵等几位相当于团职的干部，组成3个相当于连队的支队，分散在冀东基础较好的地区坚持斗争。国民党第七、九路军和其他暴动队伍没有西撤。“四纵”和抗联部队西撤总计约有5万人。

包森

正如中央在电报中所预言的，部队西撤遭受了严重挫折。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在交通发达、日军视为心腹的敌占区西撤，沿途没有可靠的补给，队伍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走在前面的还能勉强找到吃的，走在后面的只能饿肚子。加上当时已是深秋，战士身穿单衣，还不断遭到日伪军阻击。刚刚拿起武器的群众，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基础，背井离乡，挨饿受冻，士气低落，离队现象无法控制。这是一场极其悲壮的大撤退，无数刚刚拿起抗敌武器的冀东儿女倒在了西撤的路上。经过无数次浴血奋战，只有冀东抗日联军一部，在李运昌、李楚离率领下，返回冀东。

部队西撤受挫后，中共中央对冀东的武装斗争作出评估，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来说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中共中央强调，在冀热察创建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一定要坚持该地区的游击战争。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党组织和部队领导很快收拢集合起武装力量，至1938年底，队伍扩大到1400人，重建了冀东抗日联军总队、大队，与八路军留下的三个支队相配合，积极开展以小股、多股为特征的游击战争。1939年9月，冀东抗日联军和八路军三个支队统一编成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在中共冀东分委和冀东军分区领导下，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冀东抗日军民共作战233次，歼灭日伪军1500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扫荡”。1940年1月，冀东民主政权的领导机关——晋察冀边区冀东办事处成立，丁振军任主任。此后，冀东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有统一领导、有计划地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尽管斗争依然残酷和困难，但经过冀东军民长期顽强的战斗，到1945年初，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已有25个联合县抗日政权，3.6万多名共产党员，近两万人的抗日部队，15万民兵，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冀东暴动即验证了这一论断。冀东大暴动充分显示了冀东广大人民的抗日决心和伟大力量，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抗战，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