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毛泽东、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进行革命实践所展现的理论成果、优良作风、精神状态的总和，是党在这一时期推进精神建设的丰硕成果。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一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公仆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担当精神，“两个务必”的赶考精神，“发扬民主、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和“服从大局、纪律严明”的守纪精神。

一、“一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公仆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在人民的养育和支持下发展壮大的。始终与人民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优势和鲜明特征。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靠的是老百姓不惜牺牲生命支援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靠的是从革命领袖到普通党员都与人民群众一块儿吃苦，“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延安时期党群关系的生动写照。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双重任务，艰巨的革命任务要求党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迫任务。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够得到解放区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援，才能够打败蒋介石的军事进攻。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随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轰轰烈烈展开，亿万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终于回到自己的手里。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下，翻身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农业生产，踊跃参军参战，担负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自己的子弟兵，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生活。《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制定科学的农村阶级划分标准，又片面强调贫雇农的领导，对待地主、富农、工商业的过“左”，以及受绝对平均主义等原因的影响，土改运动出现了这样那样“左”的偏差。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明确指出要保证土地改革的主流，反对“左”的浪花。要求全党对“左”的错误随时纠正，立即纠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是因为有效的群众工作，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洪流。正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依靠群众、关注民生，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亿万人民最充分的组织动员和投入，我们党才获得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动力与源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切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公仆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根本所在，它生动地体现于土地改革运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之中，表现于创造解放战争奇迹的历史实践之中，统一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奋斗之中。

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担当精神

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和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担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扛在肩上，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革命战争年代这种担当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不断走向胜利的精神支柱。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建党初期，尽管中国革命的力量还十分弱小，但革命者敢于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挑战；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不畏艰险，爬雪山，过草地，坚定信念北上抗日；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和解放区规模不断扩大，但同国民党在经济实力、军事技术装备和军队数量上，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但就是在这样的悬殊力量对比条件下，我党、我军和解放区人民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抓住战略机遇，果断发起三大战役，发动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大决战，一举改变了战争形势，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基础，并最终获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此间，无论是西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不敢相信中国共产党能这么快取得全国胜利，甚至还提出了划江而治的妥协方案。然而，毛主席以革命战略家的气慨，明确地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推动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一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正确性和正义性的坚定不移的确认和笃信，是一种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大无畏的马克思主义彻底革命观，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正是这种必胜的信念，使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及时抓住时机，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构筑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大决战。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饮马长江，横扫全中国，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角吹遍大江南北，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同样需要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担当精神。

三、“两个务必”的赶考精神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作风，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和思想情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与精神力量。

西柏坡时期，人民革命力量已经由弱变强，从防御转为进攻，从内线转到外线，从被动变为主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变化，如何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本色，警惕被胜利冲昏头脑，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产生？这是对全党及每一位党员干部提出的严峻课题。另一方面，我们党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党和政府迅速荡涤国民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医治战争创伤，全面进行各项事业的建设。而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极端脆弱，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历年战争创伤，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是满目疮痍，在这样烂摊子之上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加之处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封锁，使得新中国经济事业犹如雪上加霜。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大国，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经济并使之兴旺发达，繁荣昌盛，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正是站在由农村到城市、由战争到和平、由革命到执政、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折的历史方位上，正是直面执掌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我们的执政宣言：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如何经受住执政考验，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并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表明了我们党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拒腐防变的决心。

“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之所在。“两个务必”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转折的时代要求。中国革命胜利即将到来，历史不仅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把实现从农村到城市、战争到和平，从革命到建设重大转折的历史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毛泽东深刻总结历史经验，预见胜利危险，提出“两个务必”的告诫，为实现历史转折，巩固革命成果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两个务必”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任重道远的思想自觉。中国革命胜利即将到来，将建设新中国的世所罕见的历史任务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能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能否使全党同志继续保持战争年代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两个务必”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长久执政的必然选择。中国革命胜利即将到来，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赶考”命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反思中国，总结局部执政经验，证实党的作风变化，预测执政危险，“两个务必”的告诫，表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彻底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从根本上解决长久执政和为人民执好政的历史性课题。

“两个务必”的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是克难履险的重要法宝。

四、“发扬民主、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建党开始就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重要源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追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当家作主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奋勇前行。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民主联合战线工作，早在中共二大中就提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抗战时期，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依据，认真吸取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教训，总结统一战线实践中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西柏坡时期，党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纠正了解放区工作中“左”的偏差，全面落实了统战政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粉碎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最大限度地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战线的统一。1948年，“五一”口号中正式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次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开幕，这是一次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主大会。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从此，中国历史步入了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新时代。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人民开始了创建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伟大探索与实践。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先河。同年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是我党为准备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是由革命根据地政权向新中国政权的过渡形式，它揭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建国方略的制定、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设计变为现实，团结合作一一践行，这既是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是中国共产党广泛团结、民主建国精神的充分体现。

发扬民主、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是西柏坡精神的内在要求，正是凭借着这一精神，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以一种开创新事业的时代精神凝聚全党，团结人民。正是依靠着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逐步步入民主化、法制化轨道，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新路。

五、“服从大局、纪律严明”的守纪精神

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有严格的纪律，能够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能够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能够保证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

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这一胜利，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适时进行工作重心转移，即由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由农村转向城市，进而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社会发展方向的全局性问题，如何服从大局、顾全大局，保证工作重心的顺利转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秋，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从全国战局出发，决定进行军事大会战，要求全党全军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取得全国的胜利。另一个大局是从乡村到城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毛泽东还强调：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全党、全军、全民都要服从工作重心转移这个大局。

为克服由于长期被敌人分割和农村游击战争环境所形成的地方主义和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为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为解放战争和新解放区建设的大局服务，党中央、毛泽东特别把“加强纪律”和“执行政策”作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中心环节”，要求全党全军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组织和群众纪律。早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已指出，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勉励我军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由于全党全军严格执行纪律，革命事业迅猛向前发展，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五个方面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构成了完整的西柏坡精神体系，“两个务必”则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