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流动性因素的增长而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等级结构，使等级身份制逐渐走向解体。由于原有秩序的瓦解，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又向知识提出了要求，并要求知识分子介入到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上来。对知识的需求也相应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从而使知识分子可以不再依赖于“恩主”的供养，在经济上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让知识分子意识到了知识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到了18世纪，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兴趣，开始谋求直接影响和刺激政治的行动，试图将理性注入到社会发展中去。因而，习惯于学术冥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越来越接近世俗生活，并在逐步世俗化的过程中蜕去冥想的特征。这样一来，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了起来，他们是一群博格斯所说的那种雅各宾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近代早期出现的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变革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代理人出现的，他们担负起了稳定社会和建构秩序的职责，他们对人类事务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致力于通过理性与知识而为人类的未来设计种种宏伟蓝图。他们完全背离了中世纪知识分子的那种生存模式，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内省而孤傲的精神气质，演变成为一种更有雄心、更加现世化的社会角色。可以说，自启蒙时代开始，就形成了“知识与权力”共生的现象。而且，知识与权力的这种关系一经产生，就显现出了一种无限的自我成长趋势。到了工业社会晚期，随着知识分子再次蜕变为技术专家的时候，知识与权力的共生也发展到了极致。
不过，在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那种非政治特征都是非常明显的。尽管“知识就是力量”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尽管知识分子也难以抵御国家权力的诱惑，但是，直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非政治特征都是界定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主要标志。也就是说，在近代以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知识分子所持有的都是倡导理性、致力于科学和超越现实的态度，所挥洒的都是批判的激情，而不是直接参与政治生活，更不会看到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去参选某个政治职位。所以，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徘徊在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的，而不是直接进入到政治系统中心。从理论思潮上看，启蒙运动中确立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同时也呼唤出了诸如自由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诞生，这些都表明近代以来的整个世界是由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正是知识分子的理想，转化成了现实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然而，知识分子的实际表现却是，他们并没有置身于他们所建构的世界中心，并没有到他们所建构的政治体系中去谋取权力，反而是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地带去护卫理性，时时准备着对那些破坏启蒙时期核心价值的行为发动批判。
当然，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非政治性只是指他们并没有直接投身到政治活动之中去。其实，在近代以来这个政治覆盖了整个社会的条件下，在民主政治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来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也是无法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应当说，知识分子是通过某种间接的方式参与到了政治活动之中，是通过制造公共舆论而作用于政治的，是通过公共舆论而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近代社会实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直接进入政治的中心，却是公共领域中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总是扮演着公共舆论的制造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总是能够把公共舆论引导到他们所希望的方向。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到18世纪末，“代表型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个从国家当中分离出来的社会构成部分，而在德国，甚至形成了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公共交往网络是随着“读众”的产生而出现的。一般的读众主要是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层构成的。其阅读范围已不限于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而是扩展到了当时的最新出版物上。随着公共舆论领域的形成，读者数量大幅增加，与之相应的书籍、杂志和报纸销量也出现了倍增的势头。结果，公共舆论的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能够通过影响议员的观点而进入议会或者在外围对议会施加影响。其中，公共舆论事实上成了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
密尔在思考代议制的影响因素时，曾准确地描述了公共舆论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中，若还说什么公众意见现在统治着世界，那几乎是多余的废话了。唯一实称其名的势力，只是群众的实力，或者是作为表达群众倾向或群众本能的机关的政府的势力。”[41]显而易见，公众除了用投票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之外，是没有发声的机会的，公众是没有能力去制造公共舆论的。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把某些普遍性的意见表达出来，并引起公众的同感，从而把公众的投票行动集中到某个具体的方向上去，甚至会把公众的投票引导到某个具体的人那里去。因此，知识分子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而对政治中心施加了压力，使政治家们必须关注公共舆论。可见，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然地与公共舆论联系在一起的，并通过其驾驭公共舆论的技能而展示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智慧。这就是博格斯所说的，“政治智慧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大众意识问题，而是依赖于专业化的技能，这种专业化技能是知识分子贵族的内在特性。普通大众——大多数是穷人、未受教育者和乡下人——总是无法超越偏见、歪曲的意见和狭隘思维，不能对公众生活作出一个有识见而又连贯的决定。”[42]显然，在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中，知识分子具有一般公众不具备的优势，他们能够深入地分析社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给人以专业和内行的感觉。
如果说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知识分子是作为理性代言人的形象而获得了道德威望的话，那么，随着工业社会的政治生活以及公共生活基本定型之后，知识分子在制造公共舆论的过程中已经不再满足于吃“道德威望”的老本了，而是需要表现出在分析和认识社会问题方面的独特技能，需要拥有一种远比公众更为专业的形象。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公众，才能够让公众响应他们所制造的公共舆论，才能够使公共舆论拥有成为对政治家们施加压力的声势。这样一来，知识分子自身也承受了一种压力，那就是不能仅仅作为公众意见的收集者、加工者和传声筒，而是需要成为专家，在道德威望之外，还需要同时确立起专业知识的权威。
托克维尔描述了近代早期知识分子大举侵入公共舆论的过程：“强盛期的贵族政治不仅领导公共事务的整个过程，而且还支配着舆论，为作家的写作定基调，为新观念提供权威性。到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方面的支配权，他们的声望随着权力的下降而下降，原先他们占有的对公共舆论的统治地位现已成真空，因此作家毫无费力地篡夺了这个位子，并且丝毫不必担心有朝一日被赶走。”[43]不过，也应当看到，知识分子在公共舆论领域中的主导权并不是轻易获得的。由于知识分子并不处于政治的核心地带，他们往往受到政治权力的压制甚至迫害，而且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权力：一种是政治以及治理权力；另一种是话语权力。政治家以及社会治理者掌握了政治以及治理权力，而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则是话语权力。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设定为话语权力提供了巨大空间，而近代的政治以及社会治理实践又时时处处排挤着话语权力。所以，在近代以来的民主社会建构中，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的事件随处可见，尽管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打算过与政治家以及社会治理者直接争夺权力。
从近代早期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以书籍、报刊和评论为生的，他们是散文家和高雅的作家，他们为公众创作优雅的、易接受的作品，并因此而成为公众崇拜的偶像。无论是作为批评家、辩论家还是作家，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是依靠作品为生的人，虽然生计有时可能非常艰难，但他们从不屈从于任何人，从而保持了人格上的独立。正是这些，成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一直为后世所敬仰的原因所在。鲍曼在描述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的关系时写道，知识分子“并没有‘接管’对公共舆论的领导权，他们成为了公众，创造了公共舆论，由于这种创造，他们赢得了一种权威身份，这种权威身份使他们能够与‘掌握政府’大权的人进行谈判或者竞争。事实是，他们拿起了从世袭贵族的疲惫乏力的手上落下来的美德这一武器，对它进行重新设计，使之再度熠熠生辉；事实是，贵族的退位为他们重新设计和重新磨亮美德这件武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44]。
对于政治家以及社会治理者而言，肯定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在政治以及社会治理权力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话语权力，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所以，当知识分子主导的公共舆论发挥了引导民意的功能时，往往会让政治家们寝食难安。这样一来，政治家们必然会觊觎话语权，必然会有着向公共舆论领域殖民的冲动。因而，政府开始有了控制那些知识分子赖以发表作品并得以谋生的新闻媒体的冲动。1769年，维也纳政府发布了一项新闻出版规定，规定了控制新闻媒体的具体措施，因而，“为了让报纸撰稿人了解境内哪些规定、活动和其他发生的事件可以公诸于众，当局每周都会作出归纳，并把它们交给报纸发行人。”[45]到19世纪中叶，公共舆论方面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变得日趋激烈，出现了像《莱茵报》那样连篇累牍地评论官方书报检查制度的文章，再如《新莱茵报》那样进行“街垒战”的现象，这在当时显然不是孤立的事件。
意外的是，并不是政府及其政治家们对知识分子的排挤，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科层化，彻底铲除了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土壤，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分子的信念，并使“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失去指称对象的词语。在20世纪，知识分子死了，而技术专家则降生了。当然，知识分子的湮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这个痛苦过程又是一个令人欢天喜地的转机。这一点可以在20世纪的“格林威治村”的兴衰中看得非常清楚。众所周知，格林威治村是雅各比笔下的一个典型的波西米亚群落，它以承诺保证人生自由、艺术自由、性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吸引了美国的知识分子。由于这里只需要付廉价的租金就能进入，因而使知识分子趋之若鹜。
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格林威治村是人们逃离职业压迫的避难所，让独立的知识分子享受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格林威治村虽然远离城市，却拥有着城市的氛围和特质，咖啡屋里安置着游荡的作家，他们生产着报纸、杂志上的大多数格言、警句和散文。然而，它并没有能够阻止城市化对它造成的致命冲击，而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消灭了，从而也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消逝。在20世纪中期城市化进程中，格林威治村的廉价租金被取消了，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被挤了出去，房地产开发商占据了波西米亚式生活中心地带的地皮，书店或咖啡屋相继换成了健身中心和酒吧，廉价而又让人心旷神怡的公共空间不复存在了。城市生活环境的暗淡无光使得文化生活也不再神采飞扬，波西米亚式的文化人在城市的延伸中完全垮掉了。结果，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继续往乡下转移，但再也无法形成自由的舆论空间；另一部分则被带入市场的交换体系之中，被安置在了大范围的等级组织中。总之，知识分子的身影渐行渐远，以至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逝。
二战后，随着官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随着科学、技术、教育等文化资源的快速积累，政治文化也表现出了从分散到集中的趋势。在这一进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知识分子所坚守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让位于世俗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再被视为先验论价值观的宝库，而是或者被忽视或者被融入到社会治理的工具系统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市场的熏陶下成了商人、工人和手工艺者，或者受聘于大公司，成为大型商业组织中的职员；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随着战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逐渐放弃其作为自由撰稿人的职业，进入大学校园享受那种稳定的薪俸。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从城市进入了校园，从咖啡屋转移到了自助食堂，他们不再为了吃饭和付房租而烦恼，却将自己的自由梦想断送于冷漠而平庸的编辑之手。到60年代，大学已经从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识性工作，校园外的知识分子生活显得不切实际了。此后，很多知识分子就再也没有离开校园，或者说，他们找不到其他的去处。校园中的知识分子受到大学这样一个官僚组织的支配，通过大学而与政治联系起来，成为决策者重要的技术支持力量。所以，在所谓“体制”外，知识分子消失了；而在“体制”内，知识分子转化为了技术专家。
当知识分子被吸收到了大公司、政党、利益团体、教育体系以及国家的机构网络中时，他们的生活被重塑了，同时，他们的精神也被彻底地重铸了。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已经实现了职业化，成为职业活动者。因而，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成了技术专家。特别是在国家的政治过程中，知识分子完全是以技术专家的面目出现的，基于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与知识而获得职位、地位。这一方面是社会治理以及政治生活的技术理性化所使然；另一方面，职业化、专业化也是近代以来整个社会的发展逻辑，知识分子也难以逃离这一逻辑，必然会步入职业化、专业化的轨道。所以，知识分子全面转型为技术专家了，原先与知识分子相联的独立人格也在这一历程中为工具人格所替代，在各行各业中成为表现优异的工具。在公共生活、政治生活中，当知识分子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出现时，他们不再提出异见，而是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特别是在政策问题建构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地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去提供支持，甚至跻身于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心，直接地扮演社会治理者的角色，努力营造技术专家治国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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