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外“稳定”、“发展”的市场环境下产生的鲍莫尔企业家理论能否运用于中国“动荡”、“转型”的市场环境，是本书研究的目的。这里主要考虑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制度的变迁如何释放了企业家精神和有效配置企业家创新资源及才能。
全书共有七章：第1章绪论，指出本书的研究目标是利用鲍莫尔企业家理论框架解析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的制度创新和企业家才能配置，而这期间正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这与鲍莫尔的成熟市场经济理论框架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渐进式变革并不能完全复制鲍莫尔的理论，而且我们认为，尽管企业家行为肯定会对中国的制度变革产生影响，这样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和吸引力的，但限于时间和能力，本书并不进行研究，本研究团队已达成共识，将这个问题作为下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工作之一。第2章鲍莫尔企业家理论研究。本章作为理论部分，介绍了企业家研究的起源（Thfinen-Schumpeter，Knight-Schultz，Mises-Kirzner-Shackle）、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家才能研究和鲍莫尔的思想，讨论了为什么企业家才能的研究需要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然后，回顾了鲍莫尔企业家才能研究的主要工作：①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 ic Theory（1968）；②Cost-Minim izing Number of Firms and Determin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1978）；③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1982）；④Entrepreneurship：Productive，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1990）；⑤Entrepreneurship，Manage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1993）；⑥The Free-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 Analyzing the Growth Miracle of Capitalism（2002）；⑦Good Capitalism，Bad Capitalism，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2007）。根据鲍莫尔的研究成果，建立了本书的基本理论框架，包括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企业家才能，生产性企业家才能和创新，以及企业家才能和增长的分配等。
第3章制度、企业家才能与中国经济增长。我们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分为三个阶段：改革探索期（1978—1991）、改革推进期（1992—2001）和深化改革期（2002—2008）。第一阶段主要的制度变革包括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系改革和建立改革开放实验区（TEQU）；第二阶段的制度变革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鼓励私有企业发展劳动力市场与金融市场的改革；第三阶段的制度变革主要是进入WTO、企业所有权的完善、其他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公共管理制度改革。运用鲍莫尔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释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解析。
如果说第3章是总体上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制度变革的分析，阐明制度是如何改变和决定了中国企业家才能的释放和配置，第4、5和6章则是通过发生在中国这30年三个不同阶段的具体事例进一步解析制度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和才能的配置，分析了制度和游戏规则设计与企业家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创新行为之间复杂的关系。第一阶段（1978—1991），是中国企业家才能释放的开始阶段，且才能配置更多是生产性的，涉及领域有农村改革（鲁冠球和万向集团）、国有企业改革（马胜利和石家庄造纸厂、张瑞敏和海尔集团）、价格体系改革（褚时健和云南卷烟厂）等。第二阶段（1992—2001），通过案例（海尔集团——张瑞敏、娃哈哈集团——宗庆后、长城机电——沈太福），分析制度变革对生产性企业家才能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指出制度缺陷引起的很多非生产性企业家行为产生的问题。2002—2008年是中国制度变革的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从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集团（私有企业的发展）、唐万新和德隆集团（证券公司）、宋如华和托普集团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对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释放，同时也暴露了制度的局限。
第7章结论与展望，鲍莫尔将企业家才能看做是一种资源及这种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配置，所以，他架起了一座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之间联系的桥梁，从而重新将企业家才能这个概念纳入正统的经济学范畴。从1978—2008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验和事实丰富了鲍莫尔的思想，作为一种探索，本书主要对制度作用于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企业家才能进行了检验。当然，目前的研究尚处于粗浅状态，深层次的研究可能涉及不同情境下该理论的适用性。
图1.1 本书结构
由于对鲍莫尔创新和企业家才能的研究尚处在初步和探索阶段，而且基于对本书的定位和研究目标，因此我们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力求简单明了，倾向于采用解析方法和“讲故事”方法。如第2章的理论研究，我们只是对有关企业家和创新的研究脉络与鲍莫尔的思想进行了归纳和介绍，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同样我们在其他章节的实证中，并没有采用管理学研究方法中的大样本实证方法或其他数学、统计方法。
注：本章研究获得浙江省社科基金《制度环境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影响机制》（09JDZS005YB）课题资助。
【注释】
[1]本书在引用时若是英文文献采用Baumol W.J.作者名和英文版出版时间，若是中文文献则采用鲍莫尔作者名和中文版出版时间，特此说明。
[2]事实上，鲍莫尔已在他的著作Entrep reneurship，Management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1993）中进行了解析，同时出版的The Entrep reneurial Figures in China's Historical Vicissitude也对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才能和精神进行了考察。
[3]Entrepreneurship中文译名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创业能力等，本书在引用和特殊场合，一般翻译为企业家才能。
[4]事实上，鲍莫尔已在他的著作Entrep reneurship，Management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1993）中进行了解析，同时出版的The Entrep reneurial Figures in China's Historical Vicissitude也对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才能和精神进行了考察。
[5]Entrepreneurship中文译名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创业能力等，本书在引用和特殊场合，一般翻译为企业家才能。
[6]尽管我们可能对寻租行为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有争议，“以至于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才能的区分通常很困难。的确，这里所提及的一些活动，按照知识渊博的观察家的观点，已经对生产率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寻租的成分在内”。（鲍莫尔，2010）
[7]鲍莫尔指出“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指一种简单而具有统一特征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一种即使我们没有任何正式定义但一见到它也能认出来的东西。“这些体制之间唯一相同的地方是它们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除此之外，它们是非常不同的”，由于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我们直接沿用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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