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社会与国家产生良性互动，社会具有自主性的倾向。如果我们从自主性社会运动的某一方面要素或特征来看，中国自主性社会中的公民权运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为了摆脱苏联模式影响，中国开始探索走自己的道路，最先从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索。1961年提出的“鞍钢宪法”，^[13]就是这一探索的成果。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基本内容的“鞍钢宪法”就是要积极推进职工参与权利、民主管理的制度。由于社会基础和当时的中国国情，导致与此类似的“农民参与社队管理”等公民参与权利都无法实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引进西方市民社会理念，^[14]但真正形成研究成果是在90年代中后期，因为到这个时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才逐步生成，我国才初步具有推进自主性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这种自主性社会基础和条件主要有：

一是市场经济发展引起人们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改变。这里主要分析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因为经济体制对这部分人口的经济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具有更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交往活动比较少，农村个人的经济交往活动主要是从集体中获得少量的现金或者分配口粮，少量的现金用于购买家庭的日用生活品。部分人将少量的家庭多余产品在市场上买卖或交换，经济交往活动有限，交往方式单一。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生产方式到市场经济生产责任制下的个体生产，再到向外出务工和承包集体农地的生产方式转变。经济生产方式转变导致经济交往方式的转变和交往方式的多元化。过去农村中的公社（乡）-大队-生产队的经济单位，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中个人、家庭或企业为主的经济组织单位。资源分配从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分配到集体、再由集体分配个人的方式，已经转变为市场经济中以个人生产出售产品、个人从市场交往中获得收入的方式。不仅经济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日常交往和日常行为方式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农村人注重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步被市场中的契约关系所替代，现代性社会因素增强。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逐步完善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决定社会，经济生产和活动方式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结构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基层群众从固定在单位和集体生产队的生活方式，到可以基本能够自由流动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自然会带来其他更多方面的改变。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计划经济时期“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到当前形成的十个社会阶层；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以农村社会为主，当前我国社会以城市人口为主，到2014年年底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4.77%。^[15]社会结构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必然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的、开放型的社会转变，社会发育成长并逐步与国家分离，因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的地位更为基础，社会的变动必然会影响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调整。整个社会开始重新组织起来，改变了社会力量，社会重新获得了权力。社会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16]另一方面是国家职能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变化而产生了转变，特别是现代国家职能体现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必然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重塑政府就是重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就是按照竞争-合作主义理念，建立权责清楚、功能分化、协同治理、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的新型模式”。^[17]就当前中国社会特殊的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来看，党的领导执政方式和政府职能转变决定了社会发育的程度和社会可能的未来，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主导要素。这样，市场经济推动了国家社会关系逐步发生了质的转变，社会与国家逐步分离。

三是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和现代性发展，对于现代自主性社会形成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权利发展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改善，城乡公民权利都得到了发展，并推动了公民权利平等化发展。^[18]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获得，特别是个人获得的经济方面的自由权利包括择业自由权利、居住自由权利、迁移自由权利等，给个人特别是农民流动、外出务工提供了基本的环境和制度供给，同时，个人参与组织的权利即结社权利的获得，使得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公众参与包括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19]公民个人既可以参与社会中的一般活动，也可以参与政治性活动。总的来看，公民参与社会生活中的多种活动，有利于政治参与和发挥政治参与能力和作用。正是公民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活动、参与能力提升推动了自主性社会的形成。整个社会现代性生成和快速成长，社会气象生机勃勃。

四是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改变。传统社会组织比较单一，现在社会组织分化且复杂，有合法的和非法的、有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有综合性的和专业性的。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组织通过凝聚、整合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一个持续分化和多元化的社会，自主性的发育程度是衡量其进步状况的基本标志。”^[20]这种自主性、多样性首先体现在社会组织化和现代社会组织的成长。“政治发达社会与政治不发达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各自拥有组织的数量、规模和效率。”^[21]因而，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社会组织是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细胞和主要标志。现代社会组织奠定了社会现代性基础。

自主性社会在中国这一古老而又全新的社会兴起，一方面表现为我国自主性社会的主体成长，社会组织数量快速增长，逐步形成了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重要部分和社会治理的“社会协同”作用；另一方面是自主性社会作用和功能得到体现，表现为我国公众参与的发展。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主要特征。

就公众参与发展来看，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公众参与的领域不断扩展。当前，我国公众参与领域主要包括：带有政治性的公众参与，如参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社区管理中的参与以及政治性的抗争；带有经济性的公众参与，如参与重大建设工程的立项、规划和决策或者经济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和决策等；公益性的公众参与，如城市规划（地区规划）、环境保护、社会监督，这些公众参与基本上是有益于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秩序；服务性的公众参与，如参与慈善活动、参与志愿者服务，这类公众参与都需要参与者无私奉献或者少回报多奉献。其次，公众参与的方式不断创新。公众参与除了正式参与，也包括非正式的公众参与。正式的公众参与在法律、法规和社会生活的惯例之中，如参加听证会、协商会等；非正式参与具有比较随意性，在正式规定或习惯之外，如在网络上对各种事件和在论坛中发表的评论，表达个人利益倾向的意见等。最后，公众参与的途径不断拓展。参与途径不仅包括合法参与，也包括非法的公众参与。合法的公众参与是指按照法律法规的程序和规定的各种公众参与形式，如依法申请被批准的游行示威；非法的公众参与则相反，如没有经过申请或申请未得到批准的游行示威等。

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市场经济中的公民开始更多关注个体自身利益，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这也就是一些学者强调的我们从“整体性社会”到“个体化社会”发展转变。^[22]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公民参与渠道增多，公民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参与到社区活动和社会组织活动当中。近年来，网络的普及给公众的参与手段和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我国公众参与还处在发展之中，以征求意见和网络参与为典型、以听证会和座谈会等为常见形式。与国外比较，我国公众参与还处在较低水平；与总体性社会比较，新时期公众参与推动了公民参与权利发展。新时期我国公众参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公众参与愿望同参与渠道少和参与程度低之间矛盾突出。而实际上，公众参与低也是新时期我国社会问题和矛盾增多的一个难以言说的原因。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能够真正实现法律赋予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利，搭建更多平台，拓宽更多渠道，开通更多领域，切实推动公众参与，实现社会治理，确保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

这种自主性社会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被称为“市民社会”，这个用法当前也很普遍。“民间社会”是汉语较为普遍的用法，然而近些年随着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正名，这种用法在正式文件中的使用频率也逐渐减少。而王春光、胡鞍钢^[23]等人近年提出了“人民社会”^[24]的概念，强调人民社会的集体性、合作性、互动性。其实，无所谓我们给予当前自主性社会名称是“市民社会”、“民间社会”抑或“人民社会”，关键是我们赋予其本质的内涵是什么。西方的市民社会“原本含义指的是当时资产阶级所控制的城市逐渐摆脱封建国家的控制而追求自身独立的利益，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上层建筑的剧烈矛盾”，^[25]因而强调自治性、对抗性、独立性以及合作性、互动性、伙伴关系；“人民社会”强调合作性、集体性、自主性和良性互动关系。就理论延续和适应性来看，“人民社会”更适于当前我们所要建设的自主性社会，但“人民社会”并没有被广泛接纳。因而本书主要采用“市民社会”的用法，并将“市民社会”赋予更宽泛的含义，即市民不限制身份，市民社会不仅包括市民而且包括向现代化发展中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