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高桥有多少人口

（一）避难与拓荒

根据浦东各姓家谱记载和实地调查所得的回忆资料与传说，元明时期人口迁入浦东而成聚的原因按照案例数量由多到少的排序为：避海难飓风等流落此地、避政治迫害迁来此地、逃荒落脚于此、富户置地、官员置地、船民定居、捕鱼谋生、开设手工业作坊、种田为生、开发滩涂^[53]。以上因素几乎涵盖了新成陆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各种移民因素，但历史阶段性特征并不明显，似乎属于各个历史阶段均可发生的共性现象，这也符合新成陆土地开发空间大、对外来移民吸引力较强的历史真实。以避难型和拓荒型的移民为主，显示了聚落缘起的滨海性，地处偏远，行政管理疏松，但却拥有土地潜力，正是吸引难民和闲余资金的地方。

根据地名志统计出的成聚原因，基本不涉及盐业聚落，这是因为古代盐场属于官营，盐民灶丁不隶属一般民籍，盐民居住的盐团系封闭式管理，有围墙濠沟与外界隔开，所占土地由官方统一划定，所以盐业聚落与农业型的自然村聚落区别较大。盐业聚落的时空变动远不如农业聚落那样活跃，而且在明代中叶之后随着卤水变淡出现了中断，逐渐被不断兴起的农业聚落所替代。关于盐业聚落向农业聚落转型的自然与社会背景，本书将在另外的章节论述。

浦东聚落形成的原因中，部分可能是出于一种在民众中长期流传下来的层累式历史记忆（由家谱的追忆体例和实地调查聚落史时讲述人的记忆认同可推知），而并非是客观的历史真实。人们对于自身或家族历史的记忆，不仅是一种社会构建，而且是出于面临具体生活境遇时的一种心理需求和环境认知，浦东位于长江三角洲边缘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江南整体社会生态格局中所处的边缘地位，使生活在此的人们更愿意将自己的始迁祖归类于“拓荒者”或“被迫迁移者”的类型^[54]。例如，各种迁来原因中“避难”占主流，包括自然灾难和政治灾难，这正是浦东并不使人乐观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移民心态上的集体认同和折射。

（二）始居与分宅

明中叶以后，浦东自然村聚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见图3-4），明中期以前已经奠定的聚落基数不可不考虑，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快。学术界对于今浦东地区历史开发的旺盛期已形成较为一致的认同，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代，清代的开发进度尤其显著。其中，王文楚通过历史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明清时期上海大陆地区的市镇兴起在浦东是有显著表现的，指出浦东的开发成效在明代开始凸显，因为明弘治时已兴起一批新兴的盐业市镇如新场镇、下沙镇、周浦镇、大团镇等^[55]。由于市镇的产生和形成需要一定密度和数量的乡脚作为支撑，没有广泛分布的乡村聚落作为基础，就不具备产生市镇的需求，尤其大型市镇的兴起更是如此。

图3- 5：清代今浦东地区分宅而成聚落与始居聚落的分布对比

图3-5显示了清代浦东新形成的聚落分布，从扩展形式上分为始居聚落和分宅聚落两种。所谓始居聚落，是指新到移民在浦东聚族而居所形成的初始村落，这些移民所迁出的区域，既包括今江苏省以外的其他省份，也包括长江以南的江苏省各地、吴淞江流域的青浦、嘉定、宝山、太仓、昆山等县份以及上海县的浦西地区，可见清代浦东作为后进而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对外来移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家谱和口述资料在提到先祖定居时的自然环境时，出现频度最高的词汇分别是荡田、芦田、滩涂、荒地、低洼地、芦苇荡、泥塘、草滩、海塘、四面环水等^[56]，这说明有清一代许多外来移民初来乍到所面对的多是原始未开发的滨海湿地，这样的土地聊可作为生存资源，而且容易获得。

在外区域迁来移民中，太湖平原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即人口由较为稠密的低乡或开发较早的高乡西部，向浦东滨海地区的流动占主流，大于从外省迁入的规模；而由平原西部东迁的人口则大多经历了逐代向海靠近的递进过程。例如清初迁来浦东高桥的陆氏家族，其祖先就曾“自云间迁上海之马桥，又迁二十二保虬江之上”^[57]，在清初又迁到濒海的高桥镇。浦东清河张氏祖在宋南渡时避乱入吴，初始祖卜居于靠近黄浦江的浦东内地三林塘，至明代成弘间一支迁往海滨高行一带，后在此繁衍旺盛^[58]。这种由西向东的移民取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时期长三角平原西部出现较大的人口压力和缺粮危机，人群逐步向滨海后进地区疏散的趋势。樊树志等前人研究早已证明，“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59]，明清时期滨海地区始居聚落的快速增长，与西部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农业资源的紧缺是紧密关联的。

由分宅而成聚落，是我国古代以宗族聚居为主要方式的乡村聚落发生分化增殖的一个普遍现象。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通过对汉人家族村落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以家族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村落，为汉人民间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离“中央集权较远的边陲地区更多地存在家族村落”^[60]。他的这一观点在一度曾为海疆前缘的浦东得到了极好的验证。这不仅表现在浦东因开发较晚存在并延续着绝大部分的主姓村，直到该区进入城市化之前依然如此，杂姓村落相对较少^[61]，还表现在当家族人口增殖到一定程度时所发生的“分宅”现象，也一直是浦东聚落分化与扩展的另一种方式。

从聚族而居的老宅分出的新聚落，无论距离老宅远近，仍然大部分保持聚族而居的主姓村形式，分宅聚落仍由原姓氏命名，不过加上“东、西、南、北、中”等方位名词与老宅的村名相区别，有时加以“新”、“小”等词。例如沈家宅与南沈家宅、中沈家宅、东沈家宅；吴家宅与小吴家宅；大胡家宅与小胡家宅之类名称成系列而又相距较近的村庄，均与分宅有关。

图3-5显示始居聚落与分宅聚落，不仅空间上具有良好的重叠关系，时间上也相伴始终，这说明清代的浦东在长江三角洲发展格局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后起之秀，至少在清代末期浦东的人口承载力仍未达到饱和。

（三）海岸线变化

元明时期浦东聚落即进入快速铺展时期，其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是，该时期成陆速度明显加快，新淤涨的滩涂为更多人口提供了生存的空间^[62]。但海岸线推移对聚落空间演变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聚落的增长方面，陆地坍塌入海则是海岸线变化的另一种表现，能够引起滨海聚落的减少或者内移。

以高桥为例来说明。明代中期成陆较早的高桥镇周边的乡村聚落已达到相当的密度，但至清代却出现了聚落增殖的空白点，相反其北面的凌桥地区却成为新的聚落增长区，这与明后期至清中后期高桥一带的海岸线变化密切相关。据史料载，万历八年宝山附近塘岸决去二十余里^[63]；顺治年间，高桥一带捍海塘之外岸“亦咸蚀去，渐次坍进，南北不及二十里”，致使宝山堡城倾没^[64]；老鹳嘴一带在光绪年间坍进三十里^[65]，其主要原因是长江河口沙洲发育所造成的主泓南偏，致使南岸受到的冲刷加剧，造成沿岸线滩涂和圩塘的不断坍陷入海。明末清初人孙和鼎感慨曰：“我生也晚，未见海塘之全，闻之故老，言有大小两护塘。大塘压宝山所域之东，迤逦而南北者，是今冲坍未尽所谓旧垒也。小塘东去大塘三里，即如今黄家湾以南所称为小护塘者。同制此坍没已久，所谓新垒也。”^[66]可见高桥一带在明代原有两道海塘护卫，但到清初已残缺不全，由此造成了塘内外人户的迁移。旧海塘被毁后要尽快兴筑起新的圩塘，但要距离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有一部分被规划在新圩塘之外的村落也要发生迁移，据《江东志》载，光绪年间因筑新塘，“徐姓散迁塘内”，范家弄“人居迁散”^[67]，这些都是信手拈来的例子。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地名志》整理的资料表明，明后期至清中期高桥成为近海一些新聚落人口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此可为高桥人口内迁的一种证据。当然这些资料仍然部分属于历史记忆的范畴，不一定完全真实和全面，但至少是在陆岸坍塌与聚落内移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关性。

表3- 1：明清时期由高桥内迁而成的主姓村聚落^[68]

（续表）

由高桥内迁的人口主要选择有坚固统塘所庇护的塘内之地（即塘西）定居，小部分在钦公塘外（即塘东），但亦贴近塘身，距海有一段距离，当时的钦公塘外已经形成了多段外堤，居住在此有一定的安全保障，农垦的空间也比较大。黄浦江滩地更靠内地，但由于地势低洼，常遭潮水淹浸，开垦条件不好，也为后来人口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廉价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