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马的文化会通

成中英

本文主要谈中西马文化会通的问题。首先我要界定这里所讲的中西马：中，不只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也可以是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社会，此处主要指的是中国哲学与基于中国哲学的中国核心价值；西，可以说是西方哲学、西方文化，或者是西方历史与西方社会，此处主要指的是西方哲学与基于西方哲学发展出来的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马，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我们要讲的中西马是抽象地当做中西马哲学来看待。哲学是我们生活世界里面的一种理想陈述，既是一个自我认识，又是一个追求的方向，代表了一个深度文化的形态，一种心灵追求的价值形态。

一、如何理解我们的时代

任何一种哲学都有一个根本的起点，缘于人对所感受的时代的现象或问题感兴趣，产生好奇。但是当我们开始思考之后，往往忘记了这个现象和现实，忘记了哲学思考的起点。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哲学往往会离开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在于呼唤人们正视现实，在思考问题时不要忘记现实，这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精神之所在。马克思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感觉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要求马克思必须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未来，甚至如何采取一种规范的评价或一种行为，对此进行探讨。所以马克思的这句话很重要：不是要去认识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因此，人的作用很重要，人面对现实，对现实了解之后能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即认识现实，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能够对这个现实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与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那么，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我用两个基本的概念——后现代和后后现代来说明。我们是后现代，但是后现代不足以说明现实，也许我们更是一个后后现代。现代代表持续、理性、系统。后现代代表对理性的批判，甚至是一种非理性的批判。但批判之后怎么办，只是回到一种无序的状态，还是只是重视个体，顺其自然。这变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人们在批判现代之后，产生了后现代的自由或自然，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仍需要掌握现实。新生成的现实路线就会更广阔，更愿意去融合一些差异并在差异中找寻一些可能的沟通渠道，或者至少能够产生一种平衡的关系，是一种平衡、融通、超越的语境。在今天来说，面对后现代的差异，这种发展的方式还是在摸索之中，但是显然，它不会只是让这个差异发展下去，而是要寻求一种平衡，在平衡中找到一种融通，最后也许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持续。这是一个基本的潮流，这种潮流可以称为全球化，所以后现代、后后现代的表达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怎么能把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融合在一起。我们作一个比较抽象的说辞，时间代表空间，时间创造空间。空间是时间创造出来的，时间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展的力量。在科学哲学里面，我也思考过，我感觉时间用一种能量来表达的话，时间就是一种具有高速度的变化的光（相似的是，黑格尔似乎也用过光来表达时间的概念，而中国人也说时光）。时间通过光产生物质世界，产生空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讲，复杂的时间变化产生了一种全球化的意识。这是我们的一种现状。

那么我们再追问：什么是全球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全球化后还有一个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理想，而我们是否可以做到一种完全的平衡、一种融通，是否能做到天下一家？显然不尽然。全球化毕竟还是一个理想。所以后全球化是在全球化的框架里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新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建立新的权力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发现一个新的全球化的框架，但后全球化的力量总是要打破这个现实的格局，重化或重组板块。这可能是目前的处境。

最近在西方发生的一些基本的危机，如金融危机，就可以说明我说的这个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面对新的矛盾，去寻找新的框架的现象。现在全球的金融，是不是国际资本主义在极端的发展当中产生出的一种自我伤害行为？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很清楚，很多危机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但是由其自身的发展所产生。在政治权利方面，复杂的国际关系如欧洲与发展中国家或者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也是一种从殖民主义走向后殖民主义的变化。有人认为全球化其实就是后殖民主义的发展。殖民主义是通过压迫来把自己的意志、体系加在别国身上，从中取得利益。这会得到一时的满足，但会带来矛盾，产生自我必须面对的责任（德国人很不愿意一些非德国人在德国生存，新纳粹主义者反对土耳其人在德国定居，当初德国很多土耳其移民区搞建设，现在，土耳其人是德国的负担，就必须面对。法国也一样，由于当年的殖民带来的一些外来人口，造成一些冲突）。

怎么处理因为殖民政策带来的全球化的发展，如何面对它造成的困难，这不仅是全球化而且是后全球化要面临的时代问题。后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框架、理想下，全球化本身就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而由此衍生的后全球化就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因素如何融合与平衡。

二、中西马哲学会通的必要性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怎么来理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看，再从理论的角度看。

这个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换句话说，就是怎样去调解、解决冲突和矛盾。这个冲突、矛盾由差异而产生。

人与人的群体如社会与国家都会不断地相互异化，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异化变成一个有用的工具，或者使异化变为一个达到更高目的的台阶和阶梯，而不是取消这种异化。这就像人与人的关系，要从一个不了解到了解再经过一个冲突的阶段到更高了解的过程，这也是人实现自己的较好的曲折方式。一种文化的发展也是要经过曲折的方式，经过挫折，吸取教训，才能逐渐达到更高的阶段。人类从整体来说也具有这样的特性。人要面对很多矛盾，最后才能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里，我并非回到黑格尔，因为这个发展不一定要被看成一个绝对精神在作祟，也不一定要看成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或者经济力量在作祟。可以看做更高的人的意识的发展，更高的人性的价值的发展。这可能是儒家的观点，这就显示出中哲、西哲、马克思哲学的不同而殊途同归的结论，也就是说，会通时要把这些不同的地方会通起来，对人的发展、对人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中国面临着西方的冲击，中国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传统，必须面对自己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这个困难有时候自己不知道，只有在与外界交往中才会发现。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哲学或者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线索。

“五四”以后的中国哲学，基本上聚焦在找寻如何弥补自己的缺陷、如何强调自己原有的能力和精神上。这里包含两种态度：一是强调中国哲学先天（思维方式与态度）的缺陷；二是强调中国文化先天的优点与价值，而把中国文化的（尤其制度上的）弱点归之于历史环境所造成，推向历史上以私欲为中心的当权者的封闭与专制因素。两者都使中国文化受到蒙蔽，导致中国文化生命力的沦丧。先不论这两种态度的优劣，这两点不能不说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的现状。晚明以后，中国哲学走入虚灵的境界思考，偏向个人精神的解脱，与社会脱节，与世界脱离关系。继之以清代的闭关和锁国政治，把知识分子推向故纸堆，整个哲学的思考面临着双重的失落，外在专制的压力加上自身基于惯性形成的禁锢。辛亥革命以后，外在的专制压力已大量减少，但内在的禁锢却使中国哲学走向一个非常停滞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中，中国哲学不是名存而实亡，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名都没有了，可以说是彻底地丧失了、失落了。嗣后，再经数度打击，已到了穷途末路，现在到了必须重建的关头。

从这个历史回顾的意义上讲，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不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并非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所引起的社会革命的需要，而是面对国家存亡之秋、社会闭塞、民智落后、西方列强侵略的多种危机而不得不采用的政治信仰与救亡图存的多元工具。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工具，面对西方侵略，用后来的话说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之来改变命运。可以说，大多数的国人，甚至西方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将其视为哲学的主体，而只是侧重其工具性的一面，没有看到其哲学内涵是什么。

当我们回到近代中国，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多种态度，早期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等，对中国哲学持批判的态度；冯友兰、金岳霖，对中国哲学采取重建的态度；冯契、张岱年，对中国哲学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其目的也在重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么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是否“马”只是一种思想工具，或者这中间有模糊性和发展性，所以将其称为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就客观理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在本体性，而非工具性。近代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的变化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革命，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改变现实的力量，我们必须信仰它。它是信仰的对象，只有信仰它，相信它的绝对价值，我们才能用它，来达到建党建国的目的。如此我们就要问，这个力量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它的动力是什么。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唤醒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对现实问题正确理解，也能找到克服现实、改造现状的答案。因之，马克思主义是改造现实的哲学，这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本体性上，而不是工具性上。只有信仰它的本体性，才能发挥它的工具性。因之我们要实事求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要面对问题，要解决问题，来改变现状，实现我们的理想。回顾马克思主义从“五四”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能不说它是在政治思想上与哲学思想上的一种本体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体现在工具性。我是1985年第一次回到中国，在北大讲学。的确，当时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现状的力量，已有它自己的形式，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原则，更有新的理念与自我要求。基于信仰，透过权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有惊天动地的成就，造成了亘古未有的变革，但不得不承认，也带来巨大的像“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总体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作为治理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莫大的工具性，这种工具性能帮助我们掌握现实，帮助中国人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认识西方。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体现在现代性、世界性与全球性，甚至后全球性。这个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自觉，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革命的手段，而是一种现代化的手段。当现代化初步或者说基本完成之时，发现我们不应该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应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性的刻板应用，而要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的本体性，扩大它的本体性，创新它的工具性，以获得更大幅度的应用，更深程度的自由，更合乎时代需要的效能。为此我们要充实它，丰富它，使它不过时，而是与时俱进，更能为我们所用。认识它是属于我们的既是本体又是工具的政治哲学、领导哲学与管理哲学。因之，我们必须给这个现代化的“本体——工具”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的根源，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与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深切结合起来，甚至透过它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理想中具有的现代性、世界性与全球性。

这里我还要谈一个问题。有人说中国的传统经过“五四”和“文革”之后有一个断裂，基于这种中国文化传统断裂论的说法，我们必须完全重新建造中国的文化。我怀疑断裂论的说法。断裂是说完全断掉，将来是要重新给出一个开始，显然我们并不是要从头开始，我们意识中还是有一种深层的文化意识，它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体现在基于人性的社会关系、人的自我认识的价值观里。就客观考察来说，我们还是看到历史传统继续发酵的历史效应，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传统对我们逐渐发出呼唤，是由于我们对现代化的经验与实践效果，甚至由于全球化内外相应的需要。比如人们了解到解决冲突不是要制造更多或更大的冲突，而是要深切反思和谐的和谐化方法与价值，并通过对话、沟通与协调认识来产生理解或更多了解。事实是，不但中国文化体系没有完全断裂，世界上其他文化体系也没有完全断裂，比如欧洲人（包含现代的希腊人）对古希腊的文明仍然存在着向往，具有强烈的情感在内心中。中国的文化传承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更显得具有持续性，而非断裂性。中国文明还是在发挥作用，问题是我们把它变成现代的经济意识、政治意识与道德意识之后，它是否对我们解决现代问题有更多的帮助。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提出了会通的方法论来说明中西马哲学会通的必要性以及会通之道，也就是为什么要会通和怎样会通的问题。我认为会通有两种方式：一是彼此承认，相对地维持彼此承认的差异，进行对话，维持各行其道、相互尊重的平衡关系，但这不是最终意义的会通。二是一种理想的会通状态，即我们承认差异，认识差异，经过差异之间的认识，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新的意识，将差异融化在这种新的意识之中。这种融化并不是使差异消失掉，而是在更大的体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产生新的力量。但要注意的是，这个更大的体系发自差异者的内在的同一性，而非外加或强加的统一性。但也不是说系统的统一性不可能，而是说统一性必须建立或源于内在的同一性。

在此理解下，不同体系的会通是不是必要？答案是肯定的，会通是必要的。中西马的会通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的和现实的要求，不能避免。

另外，我们也必须理解不同文化与不同哲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与潮流中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人类族群的历史继续下去，甚至为了传统自身的发展，会通也是必要的。从中国当代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前所述经历了革命性、工具性和新时代里中国化三个阶段的发展，要解决中国人的生存问题，解决中华民族整体的救亡图存的问题。会通是革命所需要，是现代化所需要，也是中国化所需要，再进一步当然为世界化与全球化所需要。这同时是革新性的行为，是后全球化的文化融合的现象。更深层地说，是通过中国文化更进一步地发展，来体现人类文明更高的发展。西方人一时看来，就是一个所谓中国人的崛起。这样的语言其实是不准确的，具有太多19世纪民族主义的含义。我们更应该从世界人类发展的眼光来看当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包括中国人的发展、世界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历史通则，人类文明如何更好地将文化力量展开，来惠及他人与世界应是历史与文化进化的动力与方向。有人会说这是儒家的想法，很早就有的，我在此提出就是说明中西马的会通是合乎人类求整体的和谐发展的生存与繁荣所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经验所显示的道路。

三、中西马会通的方法论

（一）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论

1985年我在上海讲学，写了一本《中西哲学的会通》的书。今天更进一步讲中西马的会通，就是相对于中西会通的架构与过程，如何为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定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的认识或者是对其价值的肯定。我的方法是什么呢？用我的语言来说，就是本体诠释学的方法，其内涵是彻底认识任何一个个体或者生命体的发展，或任何一个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过程，都包含了五个相互连锁又相互促进、符合生命发展秩序的方面：本、体、知、用、行五个字是也。

事情的发展，首先有个开始点，有个根源在里边，这个根源很重要。起点不等于根源，但根源成为力量一定要有一个起点，根源意识一定会产生一种体系——生命的动力的体系。人成为人就是这样一种生命体系的产生。人的根源是最原始的生命体，慢慢才能成为人。整个宇宙也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产生一个宇宙的体系。这是从本到体的认识，即是“本的体化”的认识。同样，一个生命动力的根源也能产生一个现实的生命体系。生命体本身是一个有机体，能够有其自己的独立性，有内在的生命力，甚至能够改善、影响外面的世界，也能够融通外面的世界，产生对流和沟通。这是体的概念。但是这种体的意识是知识，知识来自一种自觉，来自对外界事物的一种知觉与认识。而知觉又必须来自生命的本体，知觉不可能无中生有，而是从已经发展的一个生命体中产生。

荀子就是这样来认知人的社会存在的。荀子讲气，气产生生命，生命产生意识。知就是意识。气而后有知，知而后有义。知很重要，知不是单纯的知识。也不是单纯的知觉，但是从直觉到知识，知识也不停止在知识这个阶段，它要产生一种价值，要使它自身的生命体系有一种继续的发展，同时使它能够面对环境的变迁，从而产生一种改变和适应环境的力量，这就是义。所以，知具有一种转化为价值的力量，知也代表一种价值。

我还要强调知的作用是用，用即用知来充实自己的本体、包含社会的本体与人类的本体，形成统合多元的大同社会。充实的意思就是使自己持续地发展，更进一步认识自身的内在的力量，使活的根源不断发生作用。

在用之外产生一种行为的方式和模式即是行，行使实现与体现具有价值的目的性。在行中能够让本、体、知、用的发展方式继续下去，产生更多的价值，达到自我的完美实现，或者理想投射出来的价值的实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了解生命、经验、意识的重新组合对于发展具有的重大意义。

（二）中西会通的本体之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了解中西马的会通就是要看中、西、马之间的本、体、知、用、行的关系，达到一种整体的了解，使三者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定位和关系，产生一种有利于全体发展的生命整体发展的动力与推进过程，进而产生一个更高的目的和实现这个目的的动力与推进。

中国哲学从宇宙观察开始，产生对人的了解，生发出对人的行为的要求。这个宇宙观的传统是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特色，我把它定位在周易哲学的范畴，是易经哲学的开始。之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一般没有注意与解决源头的问题。不管是胡适之或冯友兰，都没有面对中国哲学根本起源的问题。那么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就难以在根本上说明白。我想我们可从中国哲学的根本与源头上来看它的特色，可以从周易哲学角度来看。周易研究宇宙是什么样子，整体看宇宙是什么，体验这个宇宙是什么，观察宇宙，上观天，下观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得到一个世界形象。这个过程自然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利用这种认识来反观人的存在，来看人的自己的感觉和反映，得到和这个认识相关的人的认识。自我的认识还在更多的反求诸己，进而认识外面的世界，进而深度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后，怎么去发展自己，怎么经由对世界的认识来规范自己，进行一种能够发展自己能量的行为。从这个意义讲，周易的方法是本，是宇宙观，也是一套思维方式，导引出了儒家和道家。历史上也吸取了大乘佛学，汇合成为中国文化的巨流。

儒家和道家都是遵循周易哲学本、体、知、用、行的传统。周易哲学从远古时代，认为人类族群从伏羲时代养羊开始即发展了社会群体生活，产生我一再说的“羊文化”，产生了人类的价值观：群里有义，义里产生善，善里产生美，感觉到生命与世界的价值，而人有责任去实现这种价值。这是儒家哲学的基础。儒家进一步认为，君子学以知其道，学包含观察和体验。学而后来反思自我，修持自己。从学中产生礼，反思到仁。礼和仁成为儒家的基本精神。道家也是遵循周易的传统，尊重自然，认识道的创造性与德的涵养性，目的在于能够与道通于一。如此人方能在自然无为的道德中，过一个自主自足而安定无争的和平生活。

如此理解，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继承了周易的这种观而后感、观而后行的精神，是一种开放性的学习精神，开放性的认知精神，开放性的实践精神，开放性的自我完成的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能够吸收大乘佛学，当然我们也是为了解决问题。由印度开始的小乘佛教到唐代发展为中国大乘佛学，中国与印度的宗教传播不同，不是死板地接受一种所谓的空论，而是要实现对世界的一种重新认识，提升人的对存在的认识与价值的选择，这是一个悟的过程，最后达到一个实现人的悟知或超知的境界，达到人发挥人的自我实现精神目的的境界。其中也有价值的高下问题，所以才有所谓的判教。总体来说，中国哲学具有一种生活世界的基本价值和对生活的基本动力的导向。基于对生命及其创造力十分尊重的宇宙观，不是追求抽象的世界，不是追求身后超越的信仰，而是要在生活中体现与实践世界的真实性与价值性。这个基本的精神，从古到今中国人没有放弃过。现在，在人类全球化的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当然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既可以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起点，也可以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理想目标。如果理想失落了，放弃了，人类将面临精神生活的枯竭与贫穷。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就是一个本的问题，中国哲学是中西马哲学会通之本。

那么什么是会通之体？中国哲学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之本，中西会通是中国文化发展之体。中西会通非常重要。从现有的生活体验来说，中西的会通是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追问什么是西学，什么是西方价值，什么是西方传统、哲学、文化。

相对于中国来讲，所谓的西方基本上是一个具有更紧张、差异和矛盾的文化结构，是二元并行的文化价值结构，以希腊或希伯来的传统为代表。传统的希腊哲学在今天，是求真、求客观、求对象化的精神，是外在性地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要掌握外在世界的形式和规律。希腊哲学重视数学和几何学，其建筑雕塑艺术都注重一种几何美。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特别体现在后期的阿波罗精神里面，代表了一种明朗而美好的平衡、对称与和谐。另外一个同时发生的西方的精神传统就是希伯来精神，也就是犹太人的宗教精神。我们把基督教视为一个西方主要的力量，但是基督教我现在认识到其背后是一种犹太教的精神。西方有很多哲学家背后也是犹太教精神，甚至我认为康德、黑格尔也是这样。所谓犹太教精神就是一种外在地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把一个真实世界的根源放在世界之外的一个场所与主宰者之中。从这样一种认识超越的上帝耶和华的要求来看，我重新诠解犹太人的《圣经》，即一般基督教说的《旧约》，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耶稣教和伊斯兰教也只是犹太教的一种发展。犹太人认为耶和华是根本，耶和华超越这个世界，但是创造与主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具有种种矛盾、敌意、对抗。人怎能消除这些矛盾和对抗呢？只有用上帝的精神来驯服这个世界，因之必须彻底皈依耶和华。这种信仰方式与希伯来的文化和历史很有关系，与当初犹太人的遭遇有关系。希伯来的发源地，位于现在以色列的北部，有许多小山丘，生长着橄榄树丛林，是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但是往南走就是沙漠，往西走就是死海，生存空间很小。所以犹太人就必须争斗以求发展，虽然经过痛苦的灾难，但是仍然不放弃争斗的精神。历史上，犹太人为了保全自己，为了避免被征服或为了征服异己，逐渐把他们宗教的信仰当成一种发展的力量。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西方文化的两个传统——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的超理性精神，虽是并存，但在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立和辩证关系。理性化和超越理性化就变成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途径。理性化的方式是外在化，是把一切变成外在关系；超越理性化是把所有变成一种纯粹的精神存在。在整个诠释的空间里，出现了两个世界：指向外在的世界是纯粹的物质世界；指向超越的空间是纯粹的精神世界。两者都聚集在西方人身上，自然产生了一种冲突性。西方人觉得应该用超越时空的精神来说明或者克服现存的世界。而理性主义主张取消精神世界，走向物理的规律世界。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在近代，变成科学和宗教或者是人文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好处是开发出种种现代制度，比如追求自由、讲求效用、重视法律、重视人的基本价值、产生启蒙及对启蒙的批评等，而且是动态、无止境地追求，因为这些制度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与紧张，是无法取得决定性或绝对性的平衡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会通是什么意思？我想应该是以中国的活力与生命精神、整体地开放地对变化的认识，来容纳变化的种种方式，把它看成人适应世界的各种方式。但这种认识仍然是在我们对世界的终极认识之中，因为终极世界最后应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外在的超越世界和内在的超越世界必然是在人自身的修持中体验的，必须放在人对自我修持与对宇宙的深度认识的基础上去理解。也就是说解决外在新的问题需要掌握人的自身的内在性，开发人的心灵的能量，解决外在超越要依靠一种内在的超越，一种对人的创造能力的信任，而不是盲目盼望或者是迷执地信仰。

因此，融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方式。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本身具有矛盾，假如说不用中国世界化的方式，就要用西方世界化的方式。西方世界化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希伯来的世界化方式，信仰一个最高的权威——上帝，或者有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用上帝来说明一切、征服一切，但最后却导向霸权主义。美国人的基本教义派的确具有这样的信仰倾向，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认为得天独厚地与上帝在一边。经过“9·11”的冲击后，这种感受更为加强，而非减弱。另一个西方世界化的力量是用科学精神，不是用上帝来控制一切，而是利用一个理性的力量来控制世界。这个来自希腊的理性精神，到了近代欧洲，黑格尔称这个力量为“诡谲的理性”，或者叫绝对精神。这是比较接近基督教的说法，绝对精神就是上帝，但是不提上帝的意志或意旨。这个力量，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力量，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力量，是外在的力量，人要发展就必须考虑这一个经济发展的力量。我们要问资本主义是否就代表这样一种力量。如亚当斯说无形的手或者如黑格尔说的看不见的理性，表现为绝对精神的作用。显然，只是追求科学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即使加上上帝的信仰，也是不够的，因为仍然无法体现人的发展以及人的自主的创造性与责任心。

可见，中西文化传统追问世界化的方式不同。所以中西会通，对中国人来说，最好把西方人的科学与宗教纳入人和世界相互认识和沟通的易、儒、道的观点。这个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人们可以在认识世界之后展现人的内在的能力，实现人的需要和理想，而不必要把人的世界变成物理世界或变成超越的神的世界，但人的世界里可以包含物理的世界与宗教的世界。西方文化中的冲突与矛盾可以在中国文化中获得消解。

中西会通在中国文化的基础已经建立了一种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融合。在今后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将考验这样一种会通方式的优越性，因为它能以和为用，包含不同文化与宗教的本体。就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的发展而言，即是以中国哲学为本，产生中西哲学会通之体，这是我说的中西会通的一个前提。

（三）中西马会通的本体之问

我们进一步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这就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然后我们才能说在中西会通的体上，怎么产生中西马的会通之用。

何谓马克思主义，我的了解可能比较肤浅。我小时候离开大陆，在台湾读完大学，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我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研究，让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需要，产生的力量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是必须肯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精神？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已参与了上述西方文化传统的两个精神，一个是希腊精神，一个是以色列精神。但我们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从希腊精神来看，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物质世界的认知，所以它建立的唯物史观完全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历史传统的表达，更进一步从描述的观点来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唯物史观不只是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形成的，也认为世界是由能量发展出来的。物质这个概念开始于18世纪，今天来看，物质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涉及能量与自然资源的原料。近代物理学讲的量子论、时间、空间等，提供了一个基于能量与物质的互换的物理，来更好地说明能量宇宙的历史发展。这是非常希腊的说法。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的发展中，人的基本要求是生存，持续地生存，要从个体走向群体，人不能离开群体做事情，必须在群体中发挥追求生存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生产力。发展人的生产力，人才能够制造工具来改变世界，进而改变人的命运。

这样，经济的发展作为历史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观点。面对现实，人要生活下去，解决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才能谈政治权力，政治作为生产关系要适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文化从未否定这一点。中国文化强调民以食为天，但我们不能被动地靠天过日子。我们要积极地去发展农业与工业，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只是发展还不够，我们还要实现理想。我们解决生产还不够，还要追求最好的生存方式，这个方式有一个理想在其中，这个理想就是最完美的世界。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乌托邦的思想，如果有的话，就是说我们能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统合的问题，趋向一个平衡分配、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这样的发展可以说是和谐化了希腊的科学精神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

这是否也相当于以色列所说的天国的境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也会受到自己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包括海德格尔，虽然吸收了相当多的道家精神，最后也会受到西方宗教传统的影响，最后还是要把最后的存有作为个人生命发展的基础。

这种马克思的理想追求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基本力量，在今天的重新诠释中，甚至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当做生产力的发展，更进一步，把社会关系转化成为生产关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并基于现实的经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创化的能力，能够变通地面对世界与现实问题，产生规范与策略，把人力资源的参与变成一套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有意愿能够达到社会的公平分配、和谐创新的境地，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目标。这个目标具有超现实性，不是单纯的事物的描写或者规律的描写，而是代表人的不断地提升追求与人的不断地自我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讲，伦理、道德、政治才具有一种人文与人性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这还是与西方文化内涵中追求理性、知识、自由与正义的精神可以相通的。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希腊和希伯来两种精神的升华，成为今天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想，这样一种对马克思的理解可能离谱，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近代中国凭什么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凭什么能够激发人的意志或者人的转化现实的力量，也就是凭什么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改变现状，用什么新的方法来改变现状。要肯定的是中国的改变现状、跳出困境是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会通的基础上来实现的。不管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概念，或是邓小平灵活的实用的概念，都发挥一种影响现实的作用。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的超越与理想精神，只有在结合中国文化的实际中，形成了中国人的新实践主义与新实用主义。中国人的存有与创发思想和认知变化（通变）与变通的能力，也给予了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活力与主导力。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已经变成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部分。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中国人实现现代性的基本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马的会通必然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体立场，来寻求人的基本价值的发用，来建立一个仁爱、正义与和谐友善的社会，并创造出一个全球化的道德发展的环境，以一种融合的方式，来同时达到伦理化的目标。要做到这点，脱离不了中西会通之体，也就是以仁爱、正义、和谐作为基础来实现现代化中的自由、平等与繁荣。这些基本价值不能违反终极的社会价值，也就是中国哲学启发出来的仁爱、正义与和谐的德性伦理。

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得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中西文化会通来改善现状的一个“用”，一个“行”。

中西马的会通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之用。无论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或从中西文化的本体发展来看，中西马的会通无疑是必然的。如何去了解中西马的会通，必需通过本、体、知、用、行的分析与融通方法去理解。这就要去界定什么是本，什么是体，什么是知，什么是用，什么是行。中国哲学是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的本，是生命力的来源，是原始价值观的基础。中国文化经过150年的痛苦经历与急剧发展，面对西方的差异，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会通。这个会通从中国来说，是容纳西方文化来界定人的价值，使西方的价值产生一种适应中国价值的力度，也是使中国的价值来帮助西方价值的实现，解决西方文化中的超世和外在相互矛盾的状态。所以中西文化会通具有解决西方内在矛盾的作用。

就近代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扭转西方消解和瓜分中国的过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了中西会通基本的战略与实用价值，发挥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的那一块矛盾或者理想主义又必须透过发展中的中国的价值观，即追求和谐、正义、友善的道德观来进行一种提升。所以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提升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面临世界的问题以及世界本身面临的问题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中西互融、中西马会通分别扮演着本、体、用的角色：中国哲学的发展是本，中西互融是体，中西马会通是本与体的用。由于本体的用，行之使其一以贯之，形成周游循环的动态力学体系。因之我们可以把中西马的会通看成一个不断循环、发展与创发的更新过程，也就是生生不息之道。

我在这里不展开讲人类在文化上的更新问题，如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的更新问题，这些实际上都是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工业革命时，西方文化与哲学受到儒家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出现了启蒙思想，而启蒙思想又影响了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中国的儒学思想对于西方文化的更新显然起了一种间接促进的作用。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进行信息革命是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信息革命推向一个境界，是人的心灵对世界认识和表达方式的更新。这种发展可以说是代表了几种精神传统的汇合。中西马的会通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要经过时代的变迁中所发展的新的文明来进行新的认识。

总之，中西马的会通是人类必须走的路径。这条路不一定就叫做中西马，但是今天我们叫中西马，显然它具有其特殊性，任何特殊性都有其普遍性的基础，任何普遍性都必须落实到特殊性上。在这个意义上讲，中西马的会通可以看做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与世界化、走出前全球化、或贡献后全球化、找寻新的世界架构的一个新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基于以上所说，这个方式显然从其效果来看，具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其中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够忽视，需要我们深入讨论，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这是与中国人的命运与中国人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的。

作者简介：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