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颖
腐败是当今国际社会上一个具有普遍存在性的问题，腐败的产生绝大多数来自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而这个博弈过程中，由于腐败的存在使得整个过程丧失了公平公正的意义。目前，反腐败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通过查阅国内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我国正处于消极腐败现象的高发阶段，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腐败现象也逐渐蔓延，从开始的企业与企业之间，逐步扩大到企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实行腐败测度和反腐败方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能使得我国对于腐败现象进行有效的治理和改善。我国目前在腐败问题上，应该实施合理的对策，科学的调查和统计方法量化来评价我国腐败的严重性，危害性以及反腐败工作的成效。我国目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突出，腐败现象也成为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权利的腐败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越来越脆弱。因此通过我国现有的腐败数据可以有利于对腐败特征进行总结，同时利用国外的反腐败经验对我国现有的反腐方案进行指导性的改进。
一、腐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腐败统计指数的确定
腐败指数的最初研究，如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管理研发研究院、政治风险服务、经济学家智库、国际商业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盖洛普调查机构，全球竞争力报告(GCR)指标;商业国际组织指标，世界竞争力年鉴指标，国际国家风险指标等10多种腐败指数。本文所选取的腐败统计指数是基于我国2000－2010年间腐败案件立案数与公职人员之比进行确定的，由于我国的自身情况比较复杂，选择这种统计指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同时结合统计年鉴中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有利于全面并且综合的考究我国腐败现状。
(二)腐败发生的时间序列分析2000－2010年:全国数据
基于选定的腐败统计指数，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理，因《中国检察年鉴》历年各省对贪污贿赂案件称谓略有不同，本文使用的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数包括反贪污贿赂案件，即贪污案，贿赂案，挪用公款案，集体私分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和其他案件;渎职侵权案件，即滥用职权案，玩忽职守案，徇私舞弊案和其他案件;职务犯罪案件。1995－2008数据来自《中国检察年鉴》和西南政法大学密集书库;在2009－2010年数据采集过程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贵州，甘肃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其他省份因数据缺失，因此使用了剔除趋势的二次移动平均法(N=3)对这部分省进行预测取值。
表1 部分城市2000－2010年间立案数与公职人员之比
图1选取了表1中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图中的显示，该部分城市在2000－2010年间腐败发生的频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也可以观察到部分城市有很明显的波动现象，这说明我国在反腐败措施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急需改进。
图1 部分城市2000-2010年间立案数与公职人员之比表
二、腐败发生的横截面数据分析
(一)全国腐败发生频率排序(2000年;2005年;2010年)
我们选取全国30个城市的腐败发生的数据，这部分数据包含了11年的立案数与公职人员之比，因此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选取了2000年，2005年以及2010年三个不同的时间段进行频率排序分析，通过排序可以直观的看出这些城市在腐败问题上的特性。
表2 全国30个城市2000年，2005年，2010年腐败发生频率排序
从表2中不难看出，这三个时间段中的各个城市的腐败发生频率基本有三种走势，一种属于排名一直比较稳定(包括发生频率较高或者较低的情况)，没有太大变动，例如北京、江西以及新疆;另一种则是呈现发生频率上扬的趋势，这些城市在这三年中腐败发生的频率一直上升，例如广西、湖北;最后一种则是呈现发生频率一直在下降的趋势，例如山东、辽宁、河北。
(二)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之间腐败数据比较
根据现有的全国30个城市腐败发生频率的数据，我们针对我国东部、西部以及中部进行了城市划分，利用不同区域的城市平均值来研究这些区域在腐败发生频率上的不同，表3展示这三个区域的腐败发生频率均值，这里东部包括了北京在内的一些沿海城市，西部则以四川为中心的一些城市，而中部则包括了湖北、湖南等。
表3 我国东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腐败频率
根据表3中的数据，我们无法直观的看出三个不同划分的区域之间的腐败问题的特性，因此采用折线图的方式可以有利于发现它们之间的异同点，图2即为该表所对应的折线图。
图2 我国东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腐败频率折线图
根据图2中所显示的情况，东部城市在开始阶段腐败发生频率较高，通过不断的努力，其腐败发生的频率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中部则在开始的阶段具有较高的腐败发生情况，后续其腐败发生的频率比较稳定，但是并无明显的下降趋势;西部的城市则在开始阶段就有很低的腐败发生情况，后续有一定的下降趋势，这也许是由于地域性因素和经济因素所造成的影响。综合三个区域来看，东部在反腐败问题上有较强的势头，而中部则相对较弱，西部则由于某些特定等因素，腐败发生的频率较低，而反腐败的工作也不是很强。
(三)民族地区之间腐败数据比较
由于我国是众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因此在衡量腐败问题上不能仅仅从地域上进行划分，同时针对于不同的民族之间也需要进行深入地考究，这里我们针对于主要的几个少数民族的地区进行分析，这部分地区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区域，因此带有很强的代表性，如表4所示，所选取的地区分别是内蒙、广西、西藏、宁夏以及新疆。
表4 主要少数民族地区
从表4中可以看出这五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差异性，同时结合地理因素以及环境因素，不难理解五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比如西藏地区地广人稀，能够进行的经济建设比较有限，相对于其他几个地区来说，这个地区的腐败案发频率相对较低。
图3中清晰的展现了不同少数民族之间在时间序列2000－2010年之间的腐败发生频率变化的趋势。结合表4可以看出，西藏地区的腐败繁盛频率十分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广西则一直处于较高的频率，腐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宁夏在2000年的时候和西藏处于腐败比较轻的地区，而到了后期，该地区的腐败越发的严重，在2008年超过了广西成为了五个少数民族地区中腐败发生频率最高的地区。
图3 主要少数民族地区之间折线图
(四)直辖市之间腐败数据比较
由于我国的城市设置情况，直辖市作为省级单位同样值得在腐败问题上进行研究，而我们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没有重庆的数据，主要是因为重庆在前半段属于四川，而在接近2000年的时候成为直辖市，相对于其他三个直辖市来说，考究这三个直辖市更能够反映出直辖市的腐败情况，因此这里只通过对北京、天津和上海进行直辖市的腐败情况分析，如表5。
表5 直辖市腐败情况
三个直辖市之间有着不同的表现，北京作为首都，其政治氛围最为浓厚，在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在对于腐败问题上的防范是做得不错的，其腐败发生的频率一直都很低。相比而言，距离北京较近的天津则表现的差强人意，其腐败发生频率一直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甚至已经达到了北京腐败发生频率的数倍。上海市作为我国新时代的经济金融中心，其经济发展程度是四个直辖市之间最高的，相对于经济如此发达的地区，其腐败发生频率明显低于天津，但是高于北京。
图4 直辖市腐败情况图
图4表示在时间序列2000－2010年间三个直辖市之间的腐败发生频率的变化趋势，通过图可以清晰的看出北京和上海在这段时间内腐败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天津在2000年至2002年之间有明显的上升阶段，而这个上升阶段显得尤为突出，后续虽然在腐败问题上有所改善，但是其腐败发生的频率一直居高不下，在三个比较的直辖市腐败数据中位居最高点。
(五)经济发展水平与腐败的数量关系
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这里我们通过考察我国在2000－2010年之间的国内各省市生产总值来探究经济发展水平和腐败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数据都来自国家2011年、2006年以及2000年的统计年鉴，如表6所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与腐败发生频率的关系。
表6 2000－2010年间各省市生产总值
(1)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与腐败发生频率的关系
我们采用和图3同样的处理方式，将东部、西部以及中部的生产总值进行取平均，得到了表7的数据。
表7 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平均生产总值
从表7可以看出三个地区之间的平均生产总值有明显的差异，这样有助于我们对生产总值和腐败发生频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图5 表示2000-2010年间东部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数据拟合图
图5表示2000－2010年间，东部平均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之间的数据关系，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即随着生产总值的增加，腐败发生的频率在不断的降低。
图6 2000-2010年间中部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数据拟合图
图6可以看出，腐败发生频率与生产总值之间依然存在着负相关性，即随着生产总值的升高，腐败频率在不断减少，但是拟合程度并没有像之前对于东部分析的那样，得到了很高的拟合曲线。
图7 2000-2010年间西部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数据拟合图
图7是通过对西部的平均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进行相关性的分析，这里得到的是负指数的方程，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在随着生产总值的增加过程中，腐败频率一直呈现降低的趋势。
通过对东部、西部以及中部三个不同地区的分析可以得到，三个地区的平均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这里我们通过拟合的曲线可以清晰的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三个地区之间也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同时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之间的相关性比较显著，中部地区的所得到的方程指数最大，拟合的曲线比较平换，十分接近线性相关。
(2)直辖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与腐败发生频率的关系
这里我们同样考虑三个直辖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腐败发生频率之间的关系，表8是2000－2010年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城市的生产总值。
表8 2000－2010年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城市的生产总值
图8 2000-2010年间北京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数据合图
从图8可以看出，北京市的生产总值－腐败发生频率的拟合曲线基本符合指数函数，其显著指数表明，两者之间的指数函数关系较为显著。
图9表示2000年至2010年间天津市的生产总值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基本可以看出来随着生产总值的提升，腐败频率在不断减少，但是从图中的曲线之外的散点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变化关系比较难以拟合。
图10表示的是上海市在2000－2010年间生产总值与腐败之间的数量关系，这里可以看出三个直辖市之间，上海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生产总值和腐败发生频率之间的拟合与北京市的曲线相仿，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随着生产总值的提升，腐败频率在一直减少，而天津市则相对比较特别，在生产总值提升的过程中，腐败频率起伏较大，很难进行准确的拟合以及预测。
图9 2000-2010年间天津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数据拟合图
图10 2000-2010年间上海生产总值与腐败发生频率数据拟合图
三、中国反腐败方略设计
(一)让权力在法治的笼子下运行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了顺应这一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反腐倡廉方面制定了诸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仅在20世纪80、90年代就在此方面制定了多达31部的法律(除刑法外)，同时还有多个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等部门发布的其他一些反腐倡廉的法律和文件。进入21世纪以来，这项工作的发展更加迅速，“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
建立法治国家。法律对是否是腐败行为的确认非常重要，建立法治国家的首要做法就是严格的立法。国外政府的经验也证明，推行法治化国家，严格立法，加大腐败行为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可以有效的遏制腐败。建立法治政府。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政府的组成是一党执政，多党协商，因此在建立了法治国家的基础上，同时需要推进政府的法治化。建立法治政府，首先应当从政府的基层部门开始，而以往的做法往往是在基层深入法治观念，而一层一层推进上去，则忽视了政府高层。政务公开是廉政建设以及建立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
(二)逐步推行官员财产公开
政府官员财产公开，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其原因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中所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迫切希望有一种制度和方法来减少和杜绝这种贪污腐败现象。而从国外的事例证明，政府官员财产公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要使政府官员财产公开真正落实，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完善官员财产公开的体制，应该建立专门的官员财产公开的部门，专门负责政府官员财产的申报，核实，公布，查询等工作。第二，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就要面向全社会，使每一个公民都能通过网络进行查询，也可以进行质疑，如果有证据证明某位官员的财产未如实公开，有关部门有责任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第三，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必须要自上而下的实行，从中央省级领导做起，只有上级领导带了头，起到模范表率作用，这项利国利民的政策才能够真正落实下去。
(三)公开行政流程
公开行政流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贪污受贿所带来的冗余成本，而公开流程的基本内容就是提高政务透明度。深化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行政管理要面向新世纪、迈向现代化，适应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就必须着眼于政务公开。市场经济对政府行为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必须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又是政务公开的题中应有之意和本质内容。
(四)加强廉洁宣传和反腐教育
具体来说，要采取以下措施:1.对全社会加强教育，提高其认识和参与程度，以便动员社会组织(媒体、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研究机构或大专院校)研究和监测;2.建立和加强非政府组织网络，以交流关于地方、国家的信息;3.加强民间社会，使公民有力量要求政府和企业交易做到廉正和公平;4.建立有效的数据库和网络，用于分析和监测腐败趋势和案件，并便于负责处理贪污腐败问题的不同机构相互交流信息;5.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独立的专业化媒体，鼓励和支持反腐败报道。
(五)“反腐从娃娃抓起”重视青少年廉洁教育
对于腐败的防范，我们需要从青少年抓起，针对青少年的廉洁教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社会廉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社会廉洁教育，是指针对社会大众开展的、旨在提高整个社会的廉洁意识的教育。这里所说的社会廉洁意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民在其本职工作中要守法、诚信;二是在与公共权力部门打交道时要遵守规则和程序，不仅自己不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同时还要积极主动地监督公职人员的行为。
(六)多方监督，协助反腐
对于政府的腐败问题，采用多方监督的方法是一种从经济上比较可行的措施，这种方法可以有效的减少反腐败的成本，同时又可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其中新闻监督一项被视为权力制约体系中的“第四种权力”，其在世界很多国家反腐败过程中都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例如著名的“水门事件”以及克林顿性丑闻案件都是由媒体报道而引发出来的。随着我国反腐败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新闻媒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受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到“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再一次确立了新闻监督的重要地位。
除此之外，政协的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般在西方国家都实行政党竞争机制，各个政党之间的竞争、监督和制衡关系构成了其权力制约体系中的一部分。对于西方这种政党制度，我国不能照搬，但是其政党之间通过相互监督从而预防腐败的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的。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就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可见我党是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的。不仅如此，民主党派其自身的一些特征如代表的广泛性、较高的层次性以及较强的科学性等都使民主党派具有比其他腐败监督力量更多的优势。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