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深化金融改革

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已进入攻坚阶段，并列入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政府工作的突出任务。同时还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的六项重大措施和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力争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一些经济界的专家学者也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纷纷献计献策，以求国有企业改革有新的突破。本文也提出一点自己的思考，以供决策参考。

一、当前国有企业的困境和原因分析

（1）当前国有企业的困境。对于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各方面已经反映很多。这里，我们根据一些新的情况作进一步的概括。当前国有企业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的亏损面不断扩大，亏损的金额也越来越多。1995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近40%，1996年上半年进一步发展到43%，有的地区和城市甚至超过了60%；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目前的51.4%。如果说1994年国有企业还有净盈利900多亿元的话，那么1995年即变为全部盈利与全部亏损基本持平，1996年上半年则已发展为净亏损130多亿元，在全国第一次出现了整个国有企业盈利还抵补不了亏损的严峻局面。1996年下半年，虽然在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倾斜性贷款措施以后，国有企业境况才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即使是股票上市公司也存在着一定比例的亏损企业。

二是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上升，大量企业陷入高负债经营。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全国国有企业还有自有流动资金500多亿元，1994年即降为90多亿元，到1995年已变为负19亿元。1994年按12.4万户企业统计（不包括土地），其平均资产负债率帐面数字为75%，扣除损失挂帐因素后实际达83.3%。其中资不抵债的空壳企业，按帐面数字计算为27%，扣除损失挂帐因素以后实际已经超过49%。

三是企业停产半停产的越来越多，职工下岗半下岗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国有企业产品成本普遍较高，市场竞争力明显不强，在市场经济和买方市场条件下，往往只好被迫停产或半停产；面1临破产淘汰的企业，大约在10%—15%左右。由此而下岗和半下岗的职工日益增加，据统计，目前已下岗半下岗职工高达1500多万人。

四是企业冗员包袱沉重，办社会负担压力过大。据国家统计局对13个省市的调查，国有企业冗员比重一般为15%—30%，离退休人员平均占在职职工总数的20%—25%，一些老企业达到50%以上。另据国家经贸委调查，全国有1/3的病床在企业，有1.8万多所中小学校是企业办的，在校学生多达610万人，学校员工60万人。许多企业仍然是一个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此外，国有企业还要承担许多社会公益事业，据有关部门粗略计算，其费用相当于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成本的1%，相当于产品销售利润的4.6%，相当于净利润总额的21%。

五是企业信用每况愈下，资金拖欠规模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已欠国家税收几百亿元无法交纳，欠银行几千亿元呆、坏帐贷款和利息不能偿还。去年国家已拿出200亿元准备金冲销银行呆坏帐，今年又计划冲销300亿元。除此之外，企业之间的拖欠也有增无减。如一般所谓的“三角债”，在治理整顿期间最高时曾达3000多亿元，经过几年之后，不但没有减少，到1994年反而超过了7000亿元，1995年已达8000亿元。

六是企业技术装备落后，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能力差。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技术落后，装备陈旧，是制约企业新产品开发和提高质量的主要因素。据第二次工业普查结果，我国主要工业企业的设备技术状况是：70—80年代国际一般水平的占12.9%，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1.8%，国内一般水平的占47%，国内落后水平的占18.3%。而据世界银行研究反映，中国国有企业设备的技术落后状况更为严重，属于国际60—70年代水平的占20%，仍可以使用的占20%—25%，应淘汰的占55%—60%，国有企业技术装备的整体水平与国际水平存在20—30年的差距。与其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差，产品开发周期长，产品单一。据有关部门对264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调查，在整个“七五”期间，鉴定定型了1.75万多项产品和技术，但能申报专利的仅为389项，经审查授予专利权的仅为273项，可见其大多数是低水平的重复项目。此外，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由于消化吸收能力差，难以突破原有水平进行创新和提高，陷入了一代接一代的重复引进的局面。

（2）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应该说，上述国有企业的困境也是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机制问题，优胜劣汰的机制没有形成；二是产品结构问题，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三是历史负担问题，富余人员多，债务包袱大，办社会负担重；四是技术水平问题，技术创新内在动力不足；五是管理问题，管理不善，成本控制不严，损失和消费严重。这些也可以说是国有企业困境的表层原因。

国有企业困境的深层原因，从外部体制环境来看，政企职责尚未真正分开，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制很不完善，政府管理企业的方式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框框，直接干预企业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整套行政体制至今基本上还没有进行改革，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换长期不到位；市场竞争秩序欠缺公平性，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还相当不健全，一些市场（如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企业缺乏在市场中生存发展的条件和压力，依赖于政府部门的习惯难以改变；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后，使国有企业难以同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一样轻装上阵。从内部机制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制度创新，产权制度改革不明确，没有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角度来看，存在着激励机制不相容、信息反馈不对称、责任约束不对等等无法克服的问题，没有建立起对企业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此外，从更长远和更深层次意义上来说，要彻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还必须解放思想，进行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金融改革滞后的弊端

1994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财政税收、投资、外汇、外贸等五大配套改革措施同时出台，相比之下，金融改革方案准备得最为充分和具体，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很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几年之后，金融改革已感到明显滞后，而且所带来的弊端日益严重。

（1）国有银行高风险运行。由于企业经济效率不高，导致金融运行风险高，主要表现在：第一，银行信贷资金周转过度减慢，国有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第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国有银行应收利息1995年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许多金融机构之间的到期债务不能及时清偿。第三，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有银行1995年贷款余额4万亿元计算，大约有9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第四，国有银行经营困难，中、农、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亏损。

（2）企业和银行不规范行为十分严重。首先，国有企业行为扭曲。在目前的金融格局下，银行的贷款向国有企业倾斜，大约有70%的贷款是以较优惠的利率贷给国有企业的。这样，国有企业获利的捷径就是搞来的贷款。据有的学者估计，1995年银行通过优惠贷款给国有企业的利息补贴高达2240亿元。目前改善经营、打开市场、引进技术的收益比争取银行贷款低，且风险大，理性的国有企业经理当然要千方百计争取银行的贷款了。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改善经营提高效率上，而是放在搞贷款上。搞来贷款，不是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而是以高息再拆借出去，充当“二银行”，赚取利差；还有的直接用搞来的贷款到股票市场进行炒股，以作为提高“效益”的捷径。其次，非国有企业行为不规模。应该说，我国除三资企业外的非国有企业的资金问题一直没有规范化。由于资本市场对其不开放，靠发行股票或债券直接融资的可能较小。这些企业要发展。需要资金，就非打银行的主意不可，不得不使用各种办法来争取银行贷款，于是经常通过违规行为，付出比国有企业更高的利率，破坏金融秩序。最后，国有银行行为也不规范。由于银行的贷款风险越来越高，按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没有多少赚头，商业银行不愿意放贷；而资金压在银行总是要有用场的，因此对国债、股票或其他有利可图的经营性业务（如房地产等）很感兴趣，常常做出违规违法行为。又由于国家牌价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银行按国家规定利率贷出贷款本身就有一块“租”在银行、企业和其它中介人之间分配的问题，于是商业银行不规范行为出现了，寻租腐败现象严重。

（3）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不够和相对滞后，直接导致我国包括股票、债券和产权等资本市场发育的严重滞后。这一点可从各国金融资产结构比较中一目了然。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3年中国股票市值占GDP的9%，债券市值占GDP的11%。而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其股票市值平均占其GDP的148%，债券市值平均占其GDP的30%；英、美、德、日四个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值平均占其GDP的75%，债券市值占GDP的74%。虽然近几年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1996年股票市值占GDP的14.8%（流通市值只占GDP的3.7%），债券市值占GDP的比例也有所提高，但也远远落后于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又影响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4）个人投资渠道少，风险集中在银行。由于金融压制和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在国家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居民的今天，个人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安排他们金融资产的主渠道。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过去一直在防范“体外循环”和“脱媒”现象，但并不是越多越好，特别是在银行金融资产质量如此之差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所有风险都集中在银行，并由此产生上述一系列的弊端。

（5）不利于割断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脐带”，不能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的市场硬约束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政府已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等很少进行干预通过计划安排，而是由市场来直接调节和实行硬约束，可以说是基本上“断奶”了。但唯独在企业的生命线——资金上进行了较强的干预和计划，实行指令性的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计划，并给国有企业以倾斜性政策，从而使之仍存在一线的“脐带”关系，还没有彻底“断奶”，没有完全由市场来调节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因而不能实现由资金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硬约束。这也是国有企业不活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1）当年“企业改革优先论”与“价格改革中心论”之争给我们的启示

近两年来改革步履艰难，进展不大，原因在于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税收、社会保险等多方面纠缠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金融体制改不动是因为亏损的国有企业躺在国有银行身上，使银行不能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国有企业改不动是因为没有硬的市场约束，如利率市场化和资金信贷市场竞争，以及没有建立必需的社会保险体系。两者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形成恶性循环。这不禁使我们想起1986—1988年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著名的“企业改革优先论”与“价格改革中心论”之间的争议。当时，有一种观点竭力主张“企业改革优先论”，即先改企业，后放价格；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股份制。其主要理由是价格机制作用是有限的，先放价格，让市场定价，风险是巨大的。也就是说，在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之后，企业能够成为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的微观基础，具有接受市场定价的机制和风险能力，然后再放开价格或进行价格改革。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整体协调配套改革，即所谓的“价格闯关论”和综合配套改革论。后来的实践证明，价格改革的路子是走对了。其改革是渐进的，经历了计划价格——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相结合——市场价格的过程，由指令、指导、市场的三轨价格和双轨价格到最后并轨为市场价格。应该说，价格并轨是成功的，为企业改革从外部环境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股份制的企业改革则成效不很明显。如果当时实行先改企业后改价格的方案，也许到今天还没有建立现在的市场价格体系和市场经济局面。我们知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大经验是“体制外生成”国有企业改革是体制内改造，存在来自企业内部的巨大阻力（既有内部控制和既得利益，也有历史包袱），一般情况下很难推动；而价格改革先行，则可以从外部环境来对企业施加压力和进行约束，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只靠其内在机制的主动改造或转换是不现实的，必须在外部条件上施加压力和影响，迫使国有企业走向深层次改革。实际上，我国18年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在今天金融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碰撞的关键时刻，为了顺利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先行。

有的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经济矛盾的焦点在金融上。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负债率高，资金紧，矛头指向银行。企业相互拖欠严重，信用危机，经济秩序混乱，谁来负责？银行系统。进一步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险体系，需要对企业和个人的收入、经济往来进行记录，建立起监控的信用统计，又是非银行系统不可。改变企业高负债的状况，需要建立资本市场，还是金融问题。可以说，新的金融体制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没有它，其他现代市场经济杠杆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中国的金融体制和服务滞后，是当前中国发展的瓶颈。

（2）尽快实行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形成对国有企业行为的硬约束环境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研究证明了在利率被压低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储蓄会减少（当然，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居民投资渠道少，储蓄不会减少得太多）。在资本利用方面，由于利率低，有许多项目都争着要贷款。又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很难区分哪些项目是最好的，增加了银行选择贷款对象的成本（交易费用）和难度。因此，利率压低会阻碍经济成长。在我国，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金融寻租的根源——牌价利率与市场利率之差，进行利率并轨，实行利率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利率配置资源的杠杆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如前所述的价格并轨和1994年的外汇改革及汇率并轨，都是成功的范例。在此基础上，实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业务的彻底分开，国有银行真正实行商业化，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强化风险控制和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同时，减少政府对国有银行的行政干预，切断国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与政府的“脐带”联系和破除依靠国有银行吃“大锅饭”的思想，对国有企业形成硬的约束机制和外部环境，迫使其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即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和尽快建立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失业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解决兼并破产企业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迟早所必须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只不过是时间问题。长痛不如短痛，下大决心，排除一切干扰，想出一切办法，尽快建立全社会保障制度，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而国有银行要真正走向商业化，除了减少政府的行政性干预以外，还必须引入竞争机制来扩展业务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其办法是增加各种所有制成份的商业银行机构，并适当加快引入外资银行步伐，使各类银行之间展开竞争。

（3）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发展资本市场，是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和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选择。因为，发展资本市场，一是将庞大的居民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建立储蓄投资新机制的重要渠道；二是使国有企业走出高负债困境和缓解政府、银行、企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三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资本集中带动国有资产进行战略性重组的需要；四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客观要求。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发展资本市场的要求十分强烈，从长远来看，对这种需求不能采取“堵”的办法，而应当积极地进行疏导和规范。有的学者在分析谁来分享下个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时认为，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更不用说国际市场）与外资的竞争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有些是因为我们技术不如人家，外商有比较优势；但许多项目中国企业败下阵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背后没有资本市场。外商的背后是国际资本市场，他们可用各种组合和各种形式拿到便宜的资本和长期的资本。在如何得到资金这一点上，中国企业的选择实在太少了。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的关键时刻，企业集团在成长，市场格局在形成，如果此时资本市场不对国内企业开放，下个世纪在中国市场上驰骋的将是外国资本，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好处的将是外商。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然而，我们说积极开放资本市场，并不等于说我国资本市场“一放就灵”。事实上，目前我国已经发育起来的资本市场很不规范，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有关研究机构曾对1995年我国上市公司情况做过一次调查发现，该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大滑坡，利润大幅度下降。深沪两市300家上市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5.74%，远远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其他指标，如税后利润、每股收益等均不如人意。这一报告至少提醒我们，认为经过严格程序上市的股份公司经营机制已经得到转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当然，用一年的数字也许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对于这些公司令人失望的业绩的原因还应做深层次分析。如有的学者分析了上市公司的业绩与股权所有制结构的关系认为，公司业绩与国有股比例成反比，与法人股比例成正比，与个人股比例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其解释是：国家股不能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国家股所有者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缺位的；法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积极性也有能力去收集信息，监督企业，因此法人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业绩较好。股份上市公司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股份制或公司制企业。正因如此，有的人才以此为例否定公司制，证明“不是一股就灵”而提出批评。其实，并非公司制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市场“不灵”，从世界企业发展的历史和其他国家的长期实践看，应当说是比较“灵”的。在我国现在之所以不那么“灵”，还存在着种种不规范行为，是因为在改革中我们往往习惯于搞形式主义，没有坚持实现制度创新。如目前的一些公司制企业，没有做到股权多元化，不能解决政资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大多数公司是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老三会”与“新三会”同时并存，不能形成一个公司制企业所必需有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说，能够真正按照公司制要求运行的并不多。因此，我们在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而不是为发展资本市场而发展资本市场，搞一种形式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在出发点上，必须立足于通过公司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实现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理顺国有企业中长期存在的政府与企业、劳动者与企业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等三大扭曲关系，建立起一套以明晰的产权关系为基础，以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以出资者负有限责任、企业由职业企业家负责经营为特征，以适应市场竞争的内部科学管理为保证的现代企业制度。只有这样，才可既摆脱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各种不合理干预，又克服企业对吃国家“大锅饭”的依赖，促使国有企业也能像非公有制企业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企业，能够自觉地提高其效率和效益，才可能真正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搞活。

（此文发表于国家计委《经济改革与发展》杂志，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