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安全系统

吉登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另辟蹊径介入主流政治哲学有关自我观的探讨，其自我观以弗洛伊德、米德、埃里克松等社会心理学家的自我理论为基础。在借鉴他们思想的基础上，吉登斯把自我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使自我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偏见中解放出来，既赋予自我以主体性地位，又把它与特定的环境结合在一起，从自我与环境的关联中考察个体的日常生活。史蒂文·洛尔（Steven Loyal）曾说过，“吉登斯对行动者的强调对其后期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88]。那么，具体表现在哪里？

吉登斯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自我作进一步说明。弗洛伊德以及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家用ego表示自我概念，把个体的心理组织系统划分为“自我”“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把“超我”作为“自我”的理想状态或模式。在吉登斯看来，自我的这种划分对理解行动者的完整性造成混乱，因为他的自我和本我的区分无法很好地用于分析实践意识。为此，他尝试建构起一个由本体安全系统、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三部分所组成的自我分层模型。基本安全系统是埃里克松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自我心理组织系统的基础，其他所有层次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因此，它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源泉，确保个体获得确定感。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须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89]。话语意识，顾名思义，指的是“以话语的形式进行表达”的意识。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在维护自我本体安全系统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前者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严格上讲，从行动者的层次来看，社会生活存在于常规性的社会实践中，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深嵌于行动者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之中：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活背景下“知道如何行事”，而具有大量知识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只有部分才出于话语意识。社会活动的具体情境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类行动者的反思能力始终贯穿于日常行为流之中，但“这种反思性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话语层次，行动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大抵止于实践意识”^[90]。也就是说，与话语意识相比较，实践意识更能维护自我本体安全系统的正常运行，这也正是吉登斯十分重视日常生活的原因所在。

吉登斯自我模型的提出是缘于全球性共同体中的自我遭遇生存性问题，自主性让位于依赖性，自我觉知变得模糊不清，对人与抽象系统缺乏信任，自我认同难以维持。信任导致自我实现、自我认同与团结成了问题。吉登斯指出：“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特征相关的自我觉知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觉知。只有依据基本的安全体系即本体安全感的源泉，个体才会拥有通过基本的信任从认知上组织起来的与个人和客体的世界相关的自我经验。”^[91]信任是人格发展中决定性的普遍现象，它和抽离机制及抽象系统也有着显著的和特定的关联。就其普遍的表现而言，信任与个体早期获得本体性安全感直接相关联。在这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基本的‘保护壳’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应对中提供自我保护”^[92]，“在某些或者说许多常规化以及多是偶尔会对个体的生命造成侵害的系统中，信任可能被搁置了”^[93]。信任的对立状态是生存性焦虑，如果基本信任没有得以建立，其后果便是生存性焦虑的持续。

吉登斯认为，自我问题可以从恢复本体安全感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是，恢复本体安全感的落脚点是什么？在结构化理论中，社会生活被看作是存在于常规性的社会实践中。在主要通过实践意识层次而得到组织的例行常规的背景下，“生活并不是作为‘结构’而是作为日常存在的绵延得到体验的”^[94]。实践意识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之间的关系主要建立在每日生活例行化的基础上。社会生活再生产中的例行化一方面与“隐蔽的习惯”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与规范性约束联系在一起。正是例行的、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生活特征，表现出一种赋予了有规律的循环的“每日生活”或者“平常生活”之意义。“在所有社会，绝大部分日常活动都由习惯性的实践所组成，个体在特定时空‘站点’中转换。”^[95]

焦虑、信任和社会互动的日常惯例如此紧密的联结在一起。焦虑实际上就是恐惧，它通过无意识所形成的情感紧张而丧失其对象。“他们依据情感和行为的‘程式’来处理危险以及与之相联的恐惧，而这种程式会成为其日常行为和思想的一部分。”^[96]这些问题通过日常惯例有可能得以妥善解决。惯例是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项基本要素。日常这个词所涵盖的，恰恰是社会生活经由时空延展时所具有的例行化特征。各种活动日复一日地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它所体现出的单调重复的特点正是社会生活循环往复的特征的实质性根基。社会生活日常活动中的某些心理机制维持着某种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感觉，而这些机制的关键正是例行化。

不得不提的是，社会活动的具体情境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类行动者的反思能力始终贯穿于日常行为流之中。但“这种反思性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话语层次，行动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大抵止于实践意识”^[97]。惯例主要体现在实践意识的层次上，“将有待引发的无意识成分与行动者表现出的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分隔开来”^[98]。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惯例对自我的意义重大，通过完成各种例行活动，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一种本体安全感。吉登斯提出政治回归生活的落脚点就是日常惯例，日常惯例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我问题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至此，他建立自我心理模型的用意也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