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平经济学

贫穷会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甚至大动荡，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经济发展的一个定律。尽管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但贫穷问题还一直困扰着多数发展中社会，不管是民主社会还是权威主义社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贫穷问题。在一些地区，贫穷不仅导致政局不稳，而且也给很多恐怖组织的政治动员提供了社会基础。当社会的多数处于贫穷状态的时候，社会成员很容易被激进力量所动员，参加暴力性集体行为。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极端罢了。这也是多年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大力呼吁各国政府加大力度消除贫困的其中一个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贫穷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的例子比比皆是。历次农民起义不管起因有多么复杂，大多和贫穷有关。贫穷导致农民揭竿而起，杀富济贫。而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新政权又不能消除贫穷，一旦贫穷积累到一定程度，又走向另一次起义。一部中国史是一部农民起义史，更是一部贫穷史。

中国面临收入极端不均的挑战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也和贫穷分不开。当然问题不再是社会的全面贫穷，而是收入分配的极其不平等和不公平。不管如何计算，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呼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倡导多年，但情况并不见好转。虽然政府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扶贫，但旧的贫穷人口消除了，又出现了大量新的贫穷人口。点点滴滴的扶贫方法看来已经不能有效对付社会贫穷问题了。社会上“杀富济贫”的口号也开始呼之欲出。如果再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贫穷问题，社会的稳定性就会成为一个政治大问题。实际上，近年来针对富人的社会暴力事件的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如何解决贫穷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不稳定问题，这是历来领导人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是人人贫穷加之全能主义式的政治控制。中国历史有“不患寡，只患不均”的传统，人人都处于一种贫穷状态，也就保证了政治社会的基本稳定。

今天因为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均，人们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不过可以确信地说，很少有人会去怀念一个人人贫穷的社会，人们怀念的只是毛泽东要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的理想。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既不想回到一个人人贫穷的社会，也不想重复穷人对富人的革命。很自然，问题就在于如何保持已经取得的富裕和继续进步的同时，又能保证恶性革命的不发生。

政府的政策就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邓小平当年为了摆脱中国人人贫穷的社会状态，毅然制定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并且在政治上实行不争论的政策，克服重重政治阻力，成功地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的经济制度，并且实行开放政策，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的经济创造了增长的动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市场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一些人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万能主义者的时候，更多的人看到了毫无约束的市场制度在加速分化着中国社会，摧毁着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组织细胞。

协调的发展才可持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念，也即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体现，就是说，不仅要讲经济发展，而且也要讲公平。为了扭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大局面，中共十六大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期望各个方面比较平衡和协调地发展。原因很简单，只有协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其后通过的五年规划可以说是十六大科学发展观在政策层面的进一步细化，在强调继承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帮助多数人民摆脱贫穷状态。公平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于：平均主义固然阻碍经济的发展，但巨大的贫富差异导致社会的分化和政治的不稳定，同样也阻碍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取决于公平与效率是否能达到均衡状态。

新的科学发展观、新的人本主义的发展意识形态已经确立，政策也已经逐渐明朗，并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认同。但如何切实落实这些政策则是个相当大的政治问题。很清楚，所有这些政策动议都是自上而下制定的，要真正落实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可以预见，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相比，建立公平社会的政策会遇到巨大的社会既得利益的阻碍。如何从制度改革入手，把这些理念的东西转化成为制度性因素，还需要更多更大的努力。一句话，如何把一个“以钱为本”的资本社会转化到“以人为本”的人本社会，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