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起源与动力机制

第一节　城市化的起源与动力机制

一、城市的出现

城市的出现被认为是改变人类生存并对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称之为“都市革命”，并认为它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具有同等的意义。按史学界的观点，城市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产生的，它是国家产生和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城市的产生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出现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技术是狩猎和采集。这些生存技术需要根据季节变化而变化，并在较大的空间移动，人们过的是游移不定的生活。在一万年以前，人类有了农业耕作技术和驯养动物技术。原始农业的出现，使得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原始部落形成。农业对土地的依赖使人类逐渐走向村落定居生活，并形成早期的人口聚集，出现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村庄”的原始聚落。原始社会后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西亚为公元前4300年～前3500年，人类社会出现第二次大分工，原始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私有制、商品交换，并因此形成较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于是就产生了早期状态的“市”。这时，氏族制度瓦解，阶级分化，城市和国家产生了。随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商品交换有了大的发展，第三次社会分工出现，即独立的商人、高利贷的出现，于是就诞生了人类史上最早的城市。第二，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城市产生的社会条件。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部落之间的交换逐渐转变为个人之间的交换，土地、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逐渐为个人所有，于是出现了私有制；氏族成员逐渐分化为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级。奴隶主为了保护本阶级、本氏族的利益，镇压奴隶反抗和外族入侵，建立了自己统治的国家，并在自己统治的中心构筑城池，屯兵防御，从而促使了原始城镇的产生。第三，地理环境优越和自然资源丰富是城市产生的自然条件。考古发现表明，人类城市最早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非洲的尼罗河下游、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黄河流域，即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源地。这是因为，肥沃的土壤、宜人的气候，有利于原始农业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充沛的雨量、交错的河流，既给农业和居民提供用水，又有利于原始交通运输的发展；广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更为原始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城市的起源除了以上的经济、技术、社会和自然条件之外，还有文化、宗教的因素。著名考古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要解释城市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必须同样注重对技术、政治及宗教的研究，尤其是注重城市形成过程中宗教意义的一面。”^[1]他认为，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它还有一个较长的胚胎期，城市是在原始的乡村聚落基础上逐步演化的。而早在人类定居之前，就有了“死人”定居的墓地。人类定居之后，墓地又成为聚落的核心，这样表达了人类对祖先的怀念和敬仰，其可能远于比新石器文化更为久远的旧石器文化。直到今天，在某些城市中心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的痕迹，如祖庙、纪念碑、纪念堂等。同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对神灵的崇拜、巫术和原始的祭祀活动，演化为新石器时代的那些最初的宗教。宗教在城市形成中有重要的作用。例如耶利哥城遗址，产生于公元前8350～前7350年，为氏族社会时期，人类还未跨入文明时期。但它内部有围墙和塔楼，以及泥塑的像，后者以一男一女一小孩为一组，有人认为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像。人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人的头骨，头骨的面部用石膏做成脸形，眼珠处镶有贝壳。这些头骨被认为是祖先崇拜的象征^[2]，即宗教活动是人类早期的一种重要的公共活动。

二、城市化的开端

城市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现代工业从手工业和农业中分化出来，第二和第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人口开始了向城市稳定、持续不断和急剧集中的世界性过程。城镇，作为先进生产力的组织形式也得到迅猛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导力量。^[3]这是我国学术界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产生的社会过程；这种社会过程是急剧的、突发的，其结果是城市统治了世界，城市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迄今为止，城市化不过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世界范围的城市化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余年发生了变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从公元前5000年城市的出现，人类就开始了缓慢的城市化历程。城市化，或者说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人文过程。一片工厂区并不是城市，构成城市的那些基本功能是逐渐形成的。比如，罗马人至少在公元312年就知道利用“渡槽”（一种架在空中的导水系统）向居民供水，当时的罗马至少拥有80万人口。工业社会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城市生活方式，是经历了数百年发展起来的。大多数西方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持此观点。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自己的道理。前一种观点把城市化界定为一个有限的历史过程，突出了工业化带来的急剧变化。它可以用统计数据来说明，有助于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后者突出了城市的社会、文化逐渐形成和演化过程，如有学者认为：“若视城市化为一个人口统计中数量变化的孤立现象，社会学家就会感到索然无味了。”^[4]

约翰·弗里德曼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城市化采取了综合的解释：把工业革命前的城市化称为“古代的城市化”，把工业革命以后的城市化称为“现代的城市化”。世界的城市化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因为城市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对它做出全面的概括。^[5]

三、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界定

什么是城市化，不同的学科对城市化有不同的解释。人口学的解释是：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提高的过程。经济学家从城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出发，把城市化看做人类生产活动从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换，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的过程，是引起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过程。地理学以具有一定边界的地域为研究对象，研究一定地域内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空间组织过程。这种过程包括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城市地域的向外扩张和城市内部不断演替的过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城市化的定义是人口学的定义。以上学科对城市化的定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即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集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集中。这种集中的结果表现为城镇数目的增加，也表现为城镇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充。因此城市化的标志就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随着世界城市化的发展，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们发现，不能仅仅把城市化理解为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是应把城市化看成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相互联系日益增多的过程。城市化带来的结果是城乡差别的缩小，以及农村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发生了变化，并逐渐与城市相接近。^[6]因此，人类学和社会学不是把城市化单向地看成农村人口向城市积聚的过程，而是更多地关注城市文明向农村社区的扩散及带来的相关变化。^[7]所以，城市化如果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城市中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城市生活方式的人数增加；如果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城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城市化；如果从过程来看，城市化经历了村落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城镇化）、县城（城镇）和小城市的大城市化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么几个阶段。^[8]还有部分学者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来理解城市化，他们认为，城市化不仅仅是乡村人口城市化，而且还包括乡村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综合体现。乡村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现代化、基础结构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共同构成城市化的丰富内涵。如果说乡村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中量的增加过程，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那么，城市经济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则是城市化进程中质的提高过程，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9]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发现，城市化的定义繁多，当代著名的城市地理与区域规划专家约翰·弗里德曼对城市化作了综合性的描述，它更接近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城市化的描述。他认为，城市化作为国家或区域空间系统中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还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扩散的过程。前两者是可见的、物化了的或者说实体性的城市化过程，后者是抽象的、精神上的城市化过程。也可以说，前两者是城市化的数量过程，是狭义的城市化；后者是城市化的质量过程，是广义的城市化。^[10]由此可见，城市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由“乡村性状态”向“城市性状态”转变的过程。本书笔者认为，城市化是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和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而引起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价值观念的变迁。

四、城市化的原因和动力机制

1.经济动力。

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最一般的解释是所谓“推力”和“拉力”的理论，或叫“推—拉”模式。按照这种理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城市化的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剩余，为城市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第二个前提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出现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为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的后备大军。这两个前提是所谓农村的“推力”。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地域集中，工业带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则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构成了城市的“拉力”。正是在“推力”和“拉力”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城市地域的扩展、城市数量的增多、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市化过程。

除了以上农业的推力和工业的拉力之外，市场化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市场所具有的优胜劣汰作用、聚集和扩散作用，特别是对资金、人才、技术、物质等资源的配置、调节作用，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

此外，第三产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信息咨询等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为提高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以及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军队、警察等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就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多、推动城镇发展最重要的产业。^[11]

纵观人类城市发展史，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各不同的。前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农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成为推动城镇和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了机器生产时代，世界城市也进入了中级发展阶段。在城市的中级发展阶段，工业革命的动力作用迅速加强，并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引用，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世界城市化也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在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以信息技术和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12]

2.比较利益驱动。

相对于第二、三产业而言，农业是一个比较利益较低的弱质产业，要受到市场和自然因素的双重限制。由于比较利益的驱动，农业内部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必然要在非农部门外在拉力和农业部门内在推力的双重作用下，流向非农业部门。早在17世纪中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佩第在分析英国、荷兰等地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时就明确指出，由于不同产业间比较利益的差别，将驱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在实践过程中，城乡之间除了产业之间的差异，还有居民收入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事业发展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差异，如城市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拥有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较为完备的教育系统、舒适的工作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等。在城乡之间比较利益的驱动下，也必然导致乡村人口在空间上向城市地区流动或乡村地区向城市社区的演变。

3.制度变迁的促进。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现实的人是在由现实的制度所赋予的制度约束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在有了制度时才得以发挥功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13]农村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有利于城市化的政策或制度安排会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如果缺乏有效率的或提供不利于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则会阻滞农村城市化的正常发展。例如，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粮食供应制度、住房医疗及其他福利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造成城市与农村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客观来看，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其目的就是要推动城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