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定位

5.1　政府职能定位

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来临，世界性的行政改革和政府创新浪潮迅猛兴起，“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制度转型”（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等词语的频繁使用，折射出改革家、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强烈愿望，即希冀通过改革寻找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制度安排，以取代背负着过多传统包袱的旧制度安排（郭小聪，2003）。通过比较西方一些国家政府治理变革的做法，可以看到，尽管各国政府的治理实践经验千差万别，治理模式的设计与实践选择也不同^[1]，但是，各国政府变革的核心与实质内容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即都试图要改变战后几十年形成的政府职能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力图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更为有效的提高公民普通福利及提升国家生产力、竞争力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性组织。有学者将西方国家治理新模式的基本理念归纳为：社会公共管理的责任由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共同承担，重构政府与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关系；重新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重新整理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的关系；从政府的完全理性假设到有限理性假设，解释政府管理模式改革必然性的行为主义依据（蓝剑平，2003）。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者B.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提出了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及公共管理实践中正在出现的新公共管理定向的四种治理模式（表5.1）。

表5.1　新公共管理定向的四种治理模式

资料来源：［美］B盖伊·彼得斯著；吴爱明等译.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特定的经济状况和所处的特定环境，定位政府角色、确立政府职能较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复杂。本书讨论的政府，不是现代政治理论概念中的狭义政府（相对于立法和司法机构而言的行政机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广义政府（相对于非政府组织而言的政权组织和体系，既包括行政，也包括立法和司法机构），而是更为广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广义的政府概念，还包括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机构，因为这样谈论中国政府的职能，可能更接近实际。中国的政党制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政府的实际领导者，决定了政府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党的角色来决定的（武力，2003）。可以说，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政党的政策（彭澎，2002）。政府最佳形式也不能单纯由经济因素决定，政府干预的做法在一种文化下可能极其成功，而在另一种文化下却可能遇到重重阻力而丧失效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对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影响作用很大。我们在探讨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等概念的同时，往往回避与之相伴的民主化进程，在建立小康、现代化指标体系时，缺乏对民主化进程的指标的阐述，从这种意义上讲，对政府改革的研究只能限定在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范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