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与贫困

二、就业与贫困

人口过快增长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就业压力日益加大。这在发展中人口大国尤为明显。在20世纪，印度是人口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1901年，印度人口只有2.38亿，1961年上升到4.39亿，几乎翻了一番。随后的30年，人口再度翻番，1991年达到8.46亿。近些年，印度人口仍在以每年净增1550万人的速度膨胀，这一数字占世界年度人口增长总量的1/5^［6］。在印度这些新增的人口中，有1/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高速增长使得粮食、土地、水资源、住房、教育、就业等都成为各国政府十分头痛的问题。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根据新中国成立后5次全国性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从1953年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由5.82亿增加到12.65亿，增长了117.3%;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由2.99亿增加到7亿多，增长率为130%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净增了4亿多。据专家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超过9亿。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就业压力之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的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比较高，因而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大约占70%。也就是说，到2010年，中国农村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超过6亿，比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953年全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大约增加1.5倍。可是，由于土地有限，同期全国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并未增加，一直保持在1.5亿公顷左右。所以，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即使按照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0.8公顷土地计算，到2010年中国农村仍有4亿剩余劳动力。如果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农村将出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其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为3150万人，到2000年达到1.56亿人，增加了3.9倍。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率高而造成的农村劳动人口的增加量，超过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数量。1978—2000年，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增加了1.56亿人，平均每年增加681万人;但同期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加1.82亿人，平均每年增加791万人。可见，即使农村劳动力按目前的规模和增幅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农村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压力仍然逐年增加。而且，这里还没有加进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的需求递减等其他因素。

中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但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也很大，每年在350万以上。由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取代陈旧技术，传统产业部门日渐萎缩，加上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和科学化，使低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岗位急剧减少甚至趋于消失，大批不适应新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在业人员被淘汰。而且，每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城镇求职谋生。在这种情况下，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更加困难。

这就是说，中国的农村和城镇，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将处于劳动供给过剩的境地，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而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过多，20世纪50至70年代没有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加上至今一部分地区仍然维持过高的人口增长率。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存在着失业现象，但各国造成失业的原因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低，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新型的科学管理所致，也就是所谓“结构性失业”。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有“结构性失业”，但由于总体经济水平比较低，导致失业的结构性因素不如发达国家强烈;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快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劳动力供过于求，这是形成失业更重要的原因。过高的人口增长率，使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在技术不断更新、产业结构升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潮流中，必然形成劳动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于是，失业现象必然发生，并且很难在短期内消失。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矛盾是，迅速增加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是由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引起的)，超过了社会经济活动所能提供的、能够取得一定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就业岗位。劳动年龄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这两者不但各自的总量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而且它们的内部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给劳动人口带来的就业困难。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国内产业重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势头趋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市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对低技术或无技术劳动者的需求减少，导致低技术特别是无技术劳动者失业率提高。虽然在传统产业和陈旧技术日渐衰落的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部门提供了成千上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但那些因贫困而未能掌握新技术的劳动人口，却抓不住这些就业机会。这是发展中国家就业市场今后相当长时期面临的严峻现实。

失业就意味着丧失收入的来源，所以，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失业都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失业人口是一个贫困的人口群体，长期失业者自然陷入绝对贫困之中。就业时间不足的半失业者，收入微薄而不稳定，也应当算入贫困之列。在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国家，失业者在一定期限内能够领取少量救济金，但不足以养家糊口，生活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一个国家究竟有多少失业人口，失业人口的形成与人口总量过快增长是什么关系，失业人口的贫困程度如何，准确统计的难度是很大的。下面，以中国为例考察这些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1999年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共有71983万人，占总人口的57.17%。“经济活动人口”指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至于这些经济活动人口中有多少就业，多少失业，各种统计则不完全一致。这与如何定义“就业”和“失业”、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和统计方法都有关系。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我国就业人员称为从业人员，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包括全部职工、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私营业主、个体户主、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农村从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国际劳工组织1995年召开的国际劳工统计员会议，把“失业者”界定为:如果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在一特定参考时期(或者一天或者一周)，属于下述三种情况:没有工作，目前不能找到工作，在寻求工作，这样的人就被认为是失业。可见，我国关于失业的定义，与国际劳工组织是基本一致的。但这一定义在实际操作时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在特定时期(调查期)内能否找到工作，是否再寻找工作，准确判定是相当难的。

计算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口，城镇和农村的情况不尽相同。

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改革日益深化，引发了诸多社会经济矛盾。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企业兼并和破产力度加大，淘汰了一批落后的生产企业，关闭了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以及部分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形成了城市大批下岗无业(即没有得到再就业安置的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员。从严格意义和正式用语上说，“下岗”和失业并不完全相同。“下岗”，是企业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安置富余人员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起初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和生活待遇并未与企业完全脱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失业机制开始启动。今后几年内，“下岗职工”将不复存在，下岗人员将直接进入社会，成为失业人员。

农村失业人口更难于准确统计。因为农民都是在自己家的田地里劳动，劳动时间也不固定和统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根据2000年我国农业投入产出表计算，全国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为1.1亿人^［7］。另一位学者谭友林以常年参加劳动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与普查前一个月中参加16天劳动的劳动力数量的差值，估算出2000年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约有1.46亿人，占全国农业劳动力总量的26.9%^［8］。《人民日报》2002年9月11日报道，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测算，目前全国尚有1.5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其进程正在加快。这几个数字都说明，中国农村存在着一支潜在的失业大军，而且，其人数正在不断增加。

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谋得生活出路，近十多年来大批离开农村，到省内和省外城镇寻求就业机会，形成所谓的“民工潮”。这就把农村的就业压力转移到了城市。据谭友林计算，1997年全国农村跨省流动就业的人数达3047.3万人^［9］。此外，还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省内城镇就业。《人民日报》2005年3月26日的一篇文章预计，“十一五”期间，在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向非农产业领域转移的人数将达8000万人。不过，即使减去流向省内外城镇就业的人数，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也还有5000～7000万人。

每年近10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935万需要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4000万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这几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造成城镇和农村失业的原因固然是多样的，但与人口增长有很大关系。一个地区的失业率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经济总量和人均量表示)和人口增长率有密切关系，人口增长率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城镇和农村失业率一般都比较低;而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城镇和农村失业率一般比较高。这显然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能够吸纳较多的劳动者就业。当然，个别地区也有其特殊的情况。如北京和江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高，可能是因为那里的农业集约化程度比较高，又因为当地比较富裕，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少。事实上，根据谭友林的计算，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平均高于西部地区3个百分点以上。西部大多数地区，农业集约化程度较低，粗放式经营多，占用较多的人力。但是，这些地区农村的隐性失业是比较严重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联系。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猛增，本身就形成就业压力;再加上经济发展较慢，吸纳不了多少就业人口，必然使更多的劳动者沦为失业者。要把中国西部省区过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下来，需要一个较为艰难的人口控制过程和一段较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比人口控制的速度快，就将使农业劳动力出现更多剩余，从而产生更多的农村失业人口。

失业者都是贫困者，一部分失业者甚至是最贫穷的人口。据中国学者盛朗的调查，2000年中国城市中，失业、下岗人员逐步取代原有的民政救济对象而成为贫困人口的主体。他以国际贫困线标准(即一国或一地区的平均收入的50%作为该国或该地区的贫困线)估测，2000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800～2000万^［10］。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统计得出的人数是1500万人^［11］。这两个城市贫困人口数字大约比失业、下岗人数多出将近一倍，可见城市贫困人口包含失业、下岗人口。但是，有研究表明，在这些人口中，下岗人员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为减员增效而裁减下来的富余人员，这类人员的生活保障在一段时间内问题不大;另一类是企业停产、半停产而被迫下岗的人员，这类人中没能再就业的人生活会发生困难。近几年，国家加强了社会保障工作，建立并落实了“三条保障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8年至2002年6月，全国累计有下岗职工2600多万人，其中90%的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并按时足额领到了基本生活费。但即使这样，下岗职工仍是城镇人口中生活较困难的群体。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0个城市抽样调查，90%的下岗职工集中在亏损或停产企业，7成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足300元。一半职工的下岗时间已经3年，日子过得很艰难^［12］。

失业人口即贫困人口，这已如上所述。而贫困人口就业又特别困难。因为贫困人口一般受教育机会少，劳动技能差，常常迈不过就业的“门槛”。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5年8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10个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抽样调查显示，在失业人员中，低收入家庭(家庭月收入人均在300元以下)占54.3%。事实证明，贫困和失业是互为因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