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影响下两次思想的回归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99—1902年，受到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开始趋于激进，这也是他一生中思想最激烈的一段时间。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后，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宣传破坏主义，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梁启超对革命思想的最终放弃，黄遵宪的规劝和反对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梁启超先后发表了《论进取冒险》《论自由》《论进步》等文章后，一向主张君主立宪制的黄遵宪连续致信劝说其放弃这些革命理论。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世界形势变化莫测，数十、百年后所有国家可能会全部实现民主共和，或是可能天下合一共一主，但是以今日中国的现实是“五大洲环而伺我”，列强随时都准备瓜分中国，这种情形下反而鼓吹革命分治，无异于“授之隙而予之柄”，会加速中国的灭亡。第二，中国积陋已久，“麻木不仁痛痒不知之世界，其风俗之敝，政体之坏，学说之陋，积渐之久”，中国国民对民权懵懵无知，“三四千年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进行革命冒险、行破坏之事，如同像授予八、九岁的孩童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故应循序渐进，“尊主权以导民权”“唱民权以争官权”，先实行君主立宪制，或六五年，或四三年后，待“民智渐开，民气渐昌，民力渐壮”，再图共和，而不能跳跃发展。第三，今日中国处于物竞天择的动荡时期，当务之急是图自存自立，关键“不在内患而在外攘”，故应“合君臣上下内外”，共御外辱。黄遵宪的这番劝告，加之康有为的坚决制止和对孙中山的一些做法不满，梁启超的言论又重新趋于平和和保守。

黄遵宪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横溢，对其文字的力量从不吝以赞美，也正因为梁的文字极具吸引力，当梁的思想发生动摇和偏差时，黄遵宪亦会诚恳地指出并加以劝诫和批评。1903年正月至十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远游美洲，他亲眼目睹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种种黑暗，感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而运用灵也”，特别是对旧金山的华人社会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故而中国人目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39]对于梁启超放弃实行共和政体的观点，黄遵宪读后深以为然，他以自己亲身经历了由留美期间的醉心于欧美共和政体到如今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归宿的思想转变过程劝慰梁启超。但他对梁启超所表现出来的放弃“言革”转而接受“开明专制”后，思想上迅速倒退的消极态度极不赞成，严厉地批评其“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的善变“足以误国”。^[40]1902年秋季，梁启超曾打算创办《国学报》，目的在于“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以“保国粹”为立足点养成中国之新国民，并计划与黄遵宪共同执笔。当他将这一计划写信告诉黄遵宪后，办报一事得到黄的高度过赞同，并提议梁以报纸为依托另著《国学史》，但却对梁在信中提及的办《国学报》的目的——保国粹一说极力反对。他说：中国与日本不同，日本无日本学可言保国粹，中国“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中国应打开大门，容纳西学，中西学术互相比较竞争，“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明”，^[41]方能真正发挥旧学的作用。时隔两年后，黄在信中再次表示“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42]鉴于梁启超在国内舆论界的影响和梁启超自身的个性特点，黄遵宪在同一封信中还劝说梁启超收敛其前后矛盾的言论，今后以编写修身伦理的教科书为重心，用先秦诸子的言论培养“爱国、合群、自治、尚武”的国民精神，使“理、化、实业各科”的知识在中国“以制时宜，以定趋向”。^[43]黄遵宪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对梁启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久，梁启超先后著成《国史稿》（又名《民族外竞争史》）和《中国之武士道》两本书，显然是接受了黄的建议。在给蒋观云的信中，梁启超提及编写《国史稿》的初衷：“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誉之历史于古代者，实非天幸，故类求之”，“欲以供学校科外讲读之一用焉”。至于《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梁启超在自叙原文中说到其缘起：编写《国史稿》时，“至春秋战国间，接先民謦欬，深有所感”，但受到篇幅的限制，不能一一记录，故另作《中国之武士道》，“为学校教科发扬开德之助焉”。换言之，这两本都是崇尚武德的教科书，对培养青年人的尚武精神有积极作用，与黄遵宪的倡议不谋而合。黄遵宪看到《中国之武士道》后“极赞其言”，谓其为“救世良药”，并期许梁启超能再接再厉，编写小学教书“以惠我中国，牖我小民”。

至此，梁启超公开舍去了所有“破坏”与“革命”的言论，并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消极倦怠，这种变化连他自己都深感吃惊，在其致蒋观云和黄遵宪的信中也多次提到自己心灵的空虚。不能断言梁启超放弃革命的理论主要缘于黄遵宪的影响，但梁、黄之间的书信往来告诉我们，黄遵宪一直在反对梁的革命言论，极力地归正梁在轨道上的偏离。至于黄遵宪在书信中所表现出来的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的话语，对梁启超来说，犹如海上名灯，鼓舞着梁启超重新振作于笔坛。

黄遵宪“教不可保，亦不必保”的理论也深深影响了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弟子，1902年之前梁启超对其师的保教理论深信不疑，在其作主笔的《时务报》上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文章为其“传教”和“保教”理论摇旗呐喊。对此严复与黄遵宪极为不赞成，其中以黄遵宪为甚。1902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张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这种主张与他从前的见解大为相反，梁启超这一政治思想的大变迁，也受到了黄遵宪的影响。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发表后，黄遵宪即刻驰书梁启超称自己读后禁不住“惊喜相告”，并在信中回顾了二人就此事多次探讨的情形。据信中所示，早在1897年在二人在湘期间黄就劝说梁放弃保教：“南海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如德，如意，如法，（法之庚必达抑教最力）于教徒侵政之权，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袭人之唾余以张吾教，此实误矣”，但梁当时“此见固依违未定”。1898年3、4月份间，保教之说盛行，黄担心因此而改西教，又在南学会演说中指出：孔教“立人道之极，非各教之托空言者可比”，西方各国“政与教分，彼政之善，由于学之盛”，我国“政与教合，分则可借教以补政之所不及，合则舍政以外，无所谓教”，故中国应采纳西方的政治和学术，弥补中国政治上的不足和敝端，没有必要“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校短长”。此后黄将这一观点不断完善“成一论”，指出：“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与西教自立为教不同，孔子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因材施教，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保教必因“有仇敌之攻我”，而今日“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孔子所言之理具在”，何来“保教”之说？黄遵宪在“保教”问题上对梁启超的规劝，贯穿于梁启超从保教到放弃保教的始终，反观梁启超谈及放弃保教的几点理由：孔教性质与群教不同，孔子是人，是先圣、先师，非天、非鬼、非神。保教论兴超国“惧耶教之侵入”，若我国“政事修明，国能自立”，^[44]便无保教之理。这些观点都与黄遵宪之前的主张极为相似，显然是受到了黄的影响。

在梁启超放弃保教言论的转变过程中，严复也对其产生过一定影响，即黄在信中言“严又陵亦以此相规”。严复曾在1897年致信规劝梁启超“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也”。梁超回信称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45]此事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也曾有所提及：“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他对严复的言辞恳切颇为感动。遗憾的是，“其所规者，皆超所知”，梁启超只是“服先生之敢言”，却“不服先生之能言”，并未就此放弃继续追随康有为保教的步伐。与黄遵宪的一再反对不同，此后严复的信中对保教一事鲜少论及。

尽管黄遵宪对梁启超放弃保教理论颇感欣慰，而梁启超似乎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自从反对保教以后，一段时期内在《新民丛报》上经常能见到其批评孔教的文章，其中不乏过激的言论，对于这一点，黄遵宪也是不赞同的。他在1902年7月给梁启超的信中说道：近期读到梁在报纸上发表的诸多批判孔教的文章，对其揭露“专制帝王假借孔子依托孔子”以行“压制之术”的观点极为赞同。然而对梁“昌言排击之”却不能完全赞成，他以自己对孔子的理解劝诫梁启超，他说“孔子无专长，亦少流弊”，“吾胸中有一孔子”，“无论何教，欲挟彼教之长以隘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正之拒之；无论何人，欲氛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解之驳之”，而且他还告诉梁自己打算著一书名为《演孔》来阐释这个道理。黄遵宪认为，反对“保教”，是反对使孔教成为中国的“天主教”，而不是反对孔子思想的精髓，故而他再三叮嘱梁启超归正自己偏激的言论：“请公慎之”。^[46]

综上可以看到，在变法失败后的最初四年中，是梁启超思想起伏变化最大的时期，这段时间内他由立宪到革命到放弃言革，由保教到放弃保教这两次思想的变化中，黄遵宪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正如丁文江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所说：“黄公度在维新运动里也是一位很重要的领袖，……，他的思想见解和主张，以及给维新派的赞助和鼓舞，在当时都起了重要作用。在赞助鼓舞和规正先生和他的事业上实与梁颇多共通之处。有很大的力量和功绩。”^[47]黄遵宪病逝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梁启超痛悼异常，挥泪撰文：“呜呼痛哉！今日时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平生风谊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呜呼，吾安得不屑涕记之”，对这段亦师亦友的情谊难以割舍，哀痛之情溢于言表。直到黄遵宪去世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09年，梁启超在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还沉痛地回忆道：“某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48]充分表达了他对黄遵宪的尊崇和感激之情，足见黄、梁二人彼此之间情谊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