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工人政权的伟大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极为关注公社的斗争,他们不但使第一国际采取了赞助公社斗争的态度和一系列步骤,而且自己直接给公社各种可能的帮助。早在4月17日,马克思就看到了公社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2]4月中旬,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一篇关于公社的宣言。5月10日,马克思完成了初稿。5月中旬写好二稿。5月30日,公社失败两天后,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并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马克思在这本专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重要著作中,热情地讴歌了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和光辉业绩,痛斥了反动派的暴行和它对公社的各种诬蔑,对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一再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这个论断精辟地概括了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和原则。其要点是:

第一,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早在1852年,马克思就阐明了无产阶级不能象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一样,接受和利用旧的官僚军事机器,而是应该将它打碎。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检验了这个原理。马克思说:“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低贱的形式,它的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4]这表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只能为无产阶级革命予以打碎;这个革命的直接任务,就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马克思还说,革命胜利以后,工人们也会要求建立共和制,但这种共和制已不再是“旧的阶级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5]这就把无产阶级共和制同资产阶级共和制,从本质上区分开来。无产阶级所以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因为“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6]马克思认为,随着工业的进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加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尤其是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时候,国家机器的纯粹压迫性质更是暴露无遗。那末,无产阶级夺得革命的胜利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镇压敌人的反抗,改造旧的经济条件,以至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就不能利用原有的统治工具。所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成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首要条件。

第二,无产阶级要在打碎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自己新的国家政权。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决不是不要任何国家机器。在巴黎公社革命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提出过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将建立“民主共和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类的政治要求,提出过利用自己的政权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种种措施。但是,当时没有取得政权的直接经验。巴黎公社第一次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马克思说:“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7]他又说,“按最简单的理解”,公社是工人阶级执掌政权的形式,就是要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政权去代替被打碎了的旧的国家政权。

第三,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自己的国家,就在于“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还不是目的,而是凭借它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彻底解放。如果这种政治统治不起这样的作用,那它在实际上就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而是一个骗局。所以,他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决不能与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