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诸侯抢项目

随着治理整顿的结束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各地政府与企业都敏锐地意识到,第二次改革浪潮、第二个发展机遇来到了。于是,各地、各县、各企业各路人马纷纷拥向北京,拥向深圳,找各部委,找各主管单位,找外商,找内地的“款爷”,争投资,抢项目,掀起一场“项目大战”。

有的县,县委书记、县长带大班人马挥师北上,在北京租了房子,“现场办公”,利用各种老乡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到处钻山打洞,不惜一切代价争项目,争投资。他们说,这是最后一口大锅饭,要一点是一点。

有个县,明文规定,对争取来投资与项目的,不管什么人,一律按比例给予回扣。以至一些工人和农民都竞相出动,利用各自特有的关系去争项目,得回扣。

而正在这时,中央各部委也相继推出改革新举措,下放大量的项目审批与管理权,意在增加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自主权。

这正好与下面的“项目大战”合上了节拍。过去报一个项目,要层层把关,层层审批,章子都要盖几十几百个。现在突然敞开口子,卡了许多年的项目需求立刻反弹。一些地方出现不讲科学、盲目建设投资的局面。急功近利,只想一口吃成胖子,一年就把本地区的经济翻几个筋斗。西南某县,一次就批了70多个项目,比过去几年还多。有个县把项目指标分配到各部、委、局,连监督、执法部门的公安局、监察局也要完成项目指标。有个县,年初计划全年的工农业总产值12亿元,到了4月份,看人家都在大干快上,坐不住了,一声令下,工农业总产值改到20亿元。县领导人人出马,亲自抓项目,抓建设。

各地争投资、抢项目,这是当地为使经济起飞的一个手段,本身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各地这样盲目布点,盲目建设,互相撞车相当严重。过去彩电热,一下子就引进了上百条生产线,结果1/3的闲置。过去棉纺热,全国一下子就办了几千家棉纺厂,结果一多半垮掉了。习惯于运动式经济的中国官员,不适应去研究市场,分析市场,预测市场,看见一样东西俏了,马上一哄而起盲目上马。全国耗资1.3亿元人民币引进的40条易拉罐生产线,一半以上是闲置着的,引进的20条果汁生产线,开工率不足20%。饮料市场大甩卖,饮料厂哗啦倒下一大片,仅杭州就关闭了100多家。1991年全国空调器生产企业40家,年产量70万台,而年消费量不过50万台,本来就过剩,1992年一下又上了100多家,年设计生产能力超过300万台,许多企业一建成就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这次项目大战,无论其规模还是程度都比过去任何一次更“热”。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6%。1993年投资过猛的势头更无法控制,到6月份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前,已完成投资3542亿元,比火爆的1992年上半年又增长61%,虽经宏观调控,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仍达到11829亿元,增长50.6%。据有关部门估计,当时全国在建规模3万多亿元(这还不包括开发区建设),即使从此不上新项目,按目前投资进度,也要5年才能完成。而已竣工的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万多亿元,按最低配套流动资金比例计算,光安排铺底流动资金就需1000亿元。这已明显超越了现实可能性。我国1993年也才5114亿元的财政收入,根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撑这盲目扩张的投资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幅度增大一点,如果投向合理,那还可以用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快速的资金回收来弥补。然而,此次的投资扩张,恰恰都是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使交通、能源的“瓶颈”制约更趋紧张。

中国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是围墙,到处是吊塔,到处是机器的吼声。项目的猛增终于导致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产品成本上升,继而导致生活资料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降临了,许多项目、许多工程却仍建而不成。

此次的项目大战,是旧经济体制已经打破,新经济体制尚未建立起来的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只有让企业真正成为了独立的、自主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没有了“婆婆”当靠山,没有国家给它担风险,它才会真正具有风险投资意识,就不会饥不择食抓着一个项目就上,就会积极主动去调查、研究市场信息,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再来决定上与不上。政治热情加行政手段,又一次为运动式经济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