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的特征

唐代蝗灾史料的特点是：愈是边远而经济没有充分开发的地区，其记载就愈简略，而文化较发达而经济发展的地区，记载便较详细。因此，史家对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的灾荒记载最为详细，对东都洛阳亦十分关注。同时唐前期强盛稳定，当时北方为经济发展中心，对北方灾荒的记载明显详于南方，南方灾害当有漏记；而唐后期经济重心南移，江淮地区备受关注，对北方灾害当漏记不少。文宗时来唐巡礼的日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涉及北方蝗灾的记录详细且具体生动，大大丰富了蝗灾史料，弥补了传统史书对民间较少关注的缺陷。这样，通过史载可知唐代蝗灾的大致状况。

（一）时间跨度较大

据统计，唐代计有44年、46次发生或大或小的蝗灾，^[44]平均约6.3年发生一次。以安史之乱为界，唐前期有16年计18次发生蝗灾，后期28年次。若将唐代每10年划分为一个时间段，则蝗灾发生频次最多为4次，即贞观二年至十一年（628—637）、开成三年至大中元年（838—847）、乾符五年至光启三年（878—887）等。

蝗灾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唐代21帝中，18帝在位时都留下蝗灾记录。唐太宗在位初期，水、旱、饥、蝗、霜灾接踵而至。贞观二年（628），长安蝗灾至少持续了四个月，并伴随大旱，百姓饥困。玄宗开元三、四年（715—716），蝗虫成灾，遍及河南、河北、山东，引发了姚崇灭蝗。而懿宗咸通年间连年蝗旱，朝廷控制乏术，本不安定的晚唐社会愈加动荡了。蝗灾虽是天灾，但其社会危害如何，与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危害程度的减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地域北重南轻

唐代蝗灾的发生区域遍布南北，非常广泛，但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北多南少的特征，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历史时期是一致的。在唐代蝗灾发生的44年中，京师所在的关内道（含京畿道）15年次，河北道14次，河南道18次，河东道8次，陇右道2次，北方蝗灾次数达57次。而南方蝗灾则较少，江南道6年次，山南道6年次，淮南道5年次，剑南道1次，累计18次（如图表2.2—1所示）。北方蝗灾发生次数是南方的3倍有余。这是由于蝗虫的有无或多寡，与地形、气候、植被以及水文、地质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和作用都有密切关系，蝗灾的南多北少是符合其发生规律的。

图表2.2—1　唐代各道蝗灾发生年次曲线图

明代徐光启从历史记载及自身耳闻目睹，对飞蝗在中国的发生区域曾有较完整的精彩叙述：“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鄱阳湖的古名）、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之地，湖漅广衍，暵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记，大都若此。若他方被灾，皆所延及与其传生者耳。”^[45]中国历史上蝗灾北重南轻，与徐光启的说法契合，反映了中国蝗灾的区域性特征，这也符合唐代蝗灾发生的区域特点。

（三）具有连续性

贞观二年至五年（628—631）蝗灾均有发生，尤以贞观二年最为严重，其余年份每年也至少有三州以上发生蝗灾。开元三、四年（715—716），北方严重蝗灾，大如手指的巨蝗成群起飞，漫天蔽日，庄稼遭到致命损害。^[46]德宗兴元元年、贞元元年、贞元二年（784—786）亦连年旱蝗，受灾面积广，灾情严重，关中饥民到了“蒸蝗虫而食”^[47]的地步。

唐后期藩镇割据严重，朝廷无暇顾及灾害，加剧了旱蝗的程度，德宗时统治已严重失衡。到文宗开成年间（836—840），连续五年在大范围内发生蝗旱灾害。据《旧唐书》卷37《五行志》，开成二年，河南、河北旱，蝗害稼。《旧唐书·文宗本纪下》载同年七月，京师以久旱徙市，闭坊门。以蝗旱，诏诸司疏决系囚。并遣使下诸道巡覆蝗虫。还接受京兆尹崔珙的建议紧急抗旱，“浐水入内（即禁中）者，十分量减九分，赐贫民溉田”。^[48]《旧唐书·李绅传》载该年夏秋旱，大蝗，独不入汴、宋之境。时值李绅任汴州刺史，汴州“骄强狠悍，狃乱徼利”，在其五年任期满后，汴州“人俗归厚，至于捍大患，御大灾，却飞蝗，遏暴水，致岁于丰稔，免人于垫溺”。^[49]《册府元龟》也记该年三月十日，河南府上言：今秋诸县旱损，并雹降伤稼，请蠲赋税，从之。^[50]该年正月癸未诏书中也提到“其淄青兖海郓曹濮去秋蝗虫害物偏甚”，要求放免“其三道有去年上供钱及斛斗”中百姓尚未交纳的部分。^[51]可见，开成二年至少河南、河北和关中发生大范围旱灾，并引发了蝗灾，故在京师重地，采取了多重举措。

这场旱蝗之灾历时五年。针对蝗灾，开成三年（838）正月，文宗诏：京兆府诸州府蝗虫米贵处，以常平义仓及侧近官中所贮斛斗，量加赈赐。^[52]开成四年（839）六月，天下旱，蝗食田，祷祈无效，文宗忧形于色。^[53]开成五年（840）六月，以旱避正殿，理囚，河北、河南、淮南、浙东、福建蝗疫州除其徭。^[54]连续大蝗，同时伴随旱灾，不仅“村乡百姓愁极”，^[55]甚至宰相大臣们也“呜咽流涕不能已”^[56]。蝗灾一直延至武宗会昌元年（841），关东、山南亦大蝗伤稼。^[57]

（四）多与旱灾相联系

蝗灾多与旱灾相联系，明代徐光启认为水、旱、蝗灾三者常此起彼伏，且常与三年一涝、两年一旱的旱涝灾害呈相间发生。清人陈崇砥《治蝗书》也指出：“蝗为旱虫，故飞蝗之患，多在旱年，殊不知其萌孽则多由于水，水继以旱，其患成矣。”就唐代蝗灾史料而言，它与旱灾的联系相当明显。贞观二年（628）六月，京畿旱，蝗食稼；^[58]大历年间，“仍岁旱蝗”；^[59]兴元元年（784）四月，自春大旱，麦枯死，禾无苗，关中有蝗；^[60]长庆三年（823）秋，河南道洪州旱，螟蝗害稼8万顷；开成二年（837），河南、河北旱，蝗害稼，京师尤甚；开成四年（839）六月，天下旱，蝗食田。^[61]咸通三年（862）夏五月，淮南、河南蝗旱，民饥。咸通九年（868），江、淮蝗食稼，大旱；^[62]乾符五年（878），“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63]光启二年（886）五月，荆南、襄阳仍岁旱蝗，“米斗三十千，人多相食”。^[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