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豨的文韬武略

利豨的文韬武略

1973年11月18日，正在马王堆发掘1号墓的考古队员忽然发现墓室南侧冒出神秘气体，拿锄头用力一刨，“哗”地流出许多木炭，3号墓由此露出了神秘的面容。此后，考古队员对3号墓进行了发掘。3号墓规模稍小，棺室分3层，边厢里装有很多随葬品。尸体腐朽，仅存一副骨架。据医学专家测定，墓主男性，30岁左右，为丞相夫妇之子利豨。他虽然英年早逝，也没有创造千年不朽的奇迹，却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物。从其遗物来看，墓主曾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才，是长沙国镇戍南疆、征伐南越的高级将领，精通天文、历法、地理和医学，还爱好音乐，可谓文韬武略，英才盖世。

墓中出土了一幅长212厘米、宽94厘米的彩绘帛画“仪仗图”。帛画左上方有两行人物。第一行为首者头戴刘氏冠，身穿长袍，腰佩宝剑，身后有侍者执伞盖，显然为墓主本人。其后跟从着20名属吏，着红、白、黄、黑各色袍服，手执长戈。第二行约30人，手执彩色盾牌，为墓主侍从武士。这两行人物面向右方，作行进状，前方有一座五层土筑高坛。画面左下方有112人的方阵，或垂手肃立，或手执长矛，均面向墓主及其侍从行列。方阵中间，有鸣金击鼓的乐队。帛画右上方有4列共40余辆车的整齐车队，每车驾4马，驭者坐舆内。帛画右下方有14纵列骑从，每列6骑，共84骑。在骑从行列两侧各有骑马的将领。^[1]帛画描绘了墓主生前检阅部队的盛大场景，也表明他曾是长沙国高级将领的身份。史载，西汉初年，前秦南海郡守赵佗宣布独立，兼并桂林、象郡，以番禺为都城，建立了南越国，割据一方。“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2]这说明南越国王曾派兵进攻长沙国，两国军队连年交锋，残酷的战争使双方伤亡惨重，利豨作为长沙国武官就是在与南越军队作战时不幸阵亡的，其遗体被匆忙地运回长沙安葬。在该墓中还出土了弩、箭、剑、戈、矛、弓、矢筒以及兵器架等38件文物，^[3]进一步说明墓主的身份。

作为长沙国高级将领，利豨在天文、地理方面造诣很深。墓中出土了两部我国最早的天文学专著。帛书《五星占》约6000字，包括占文和五星两部分，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70年间木、土、金、火、水五星的位置，以及木、土、金3颗行星的会合周期，在当时没有精密天文仪器的情况下能有如此缜密的五大行星运行情况的记载，令后人惊叹。《天文气象杂占》帛书图文并茂，有250篇朱、墨两色彩绘天象图，每图附有简短的篆体说明文字，卷末有3列占书。这是当时利用天象占验灾异变数、战争胜败的书籍。杂占是一种古代方术，但该帛书所记录的自然现象很有科学价值，其中29幅形状各异的彗星图可谓世界上关于彗星形态的最早图绘。

墓中还出土了3幅画在绢上的珍贵古地图。《城邑和园寝图》描绘了当年的临湘（今长沙）城和轪侯家族墓地；《地形图》为汉初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地图方位以上为南，以下为北，描绘了东经111度至112度30分、北纬23度至26度之间的地理状况，大体相当于今湘、粤、桂3省交界之地。图中已使用统一的图例，方框表示居民点、县治，圆圈表示乡、里，细而径直的线表示道路，精细均匀的线表示山麓轮廓，居民地的记注作在符号里边，水道的记注作在支流入主流的河口处。地图中绘有8个县和70余个乡、里居民地。图上共绘有30余条河流，河流骨架、流向及主要弯曲都非常准确。整个水系敷以深蓝色。所绘南岭山脉简洁明了，还用鱼鳞状涡纹线表示九嶷山起伏的山势，如同现在的等高线画法。这幅地图对于明确长沙国南部疆界很有帮助。《驻军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是一幅用墨、红、田青3色绘成的南疆军用地图，比《地形图》放大了1倍，其主要地区位于今江华沱江一带，描绘详细；南面属南越辖区，画得粗略。图中以深色表示驻军营地和防区界线，以浅色表示河流、山脉等，共绘有20条河流和9处山脉，山脊上绘上7座烽火台，记注了50余处居民点，并大都标明了户数，不少居民地间的道路还标明了里程，如从“封里”“到廷里五十四里”，“到袍里五十里”等。^[4]整个防区宽约40公里，纵深50公里，依托3条山谷布置了9支部队扼守南越进入长沙国腹地的通道。最南端的山坡下是“桂阳□军”，有8个居民点，是天然的前哨警戒阵地。后退5公里的山脊北侧布置了“徐都尉”3支部队，为第一线兵力。再后退15～20公里为“周都尉”和“徐都尉”的3支部队，为第二线兵力。再后是“司马得军”的2支部队，为预备力量。^[5]在紧靠第二线部队的后侧、4条河流汇合的地方设立了三角形城堡，作为指挥部。在指挥部右后方有4处尖形标记，注有“甲钩”、“甲英”、“甲攸”等字样，可能是兵器、辎重等后勤供应基地，坐落于深平城与指挥部之间，靠近大深水，便于前运后济。这幅军事地图生动反映了墓主在南疆巧妙利用地形进行周密地部署，也可窥见他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上3幅地图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实用彩色地图，充分表明我国2100多年前地理学、几何学和代数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残酷的战争带来了大量伤亡，这也就需要救死扶伤。3号墓墓主作为军人，生前阅读了大量医学著作，墓中出土了28种医学帛书和200支医书竹木简。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一种久佚的医方专著，现存1万余字，共52题，有280个医方，内容涉及内、外、儿、妇产、五官等科，是我国最早的古医方书。该帛书记载了242种中药，其中有一半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专著《神农本草经》中找不到。关于“疽病”有这样的方子：“冶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凡七物。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耆，肾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撮一入杯酒中，日五六饮之。”^[6]该方记载了治疽病主要有7味药，但不同的疽病必须调节这7味药的比例，初步体现了辨证施治的原则。书中还有我国关于疗法的最早记载，如外敷法有药敷法、药浴法、烟熏或蒸汽熏法、熨法、砭法、按摩法、角法（类似火罐疗法）等。《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其十二经脉学说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但人们以前对于十二经脉学说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不太清楚。3号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体现了经脉学说由简到繁、逐渐周密的三个发展阶段。关于经脉的循行方向，《足臂十一脉灸经》中的11脉全为向心性，即从四肢末端流向躯体中心；《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11经中有“手太阳脉”和“手太阴脉”为远心性，其余9经为向心性。《黄帝内经》增加了“手厥阴脉”，共12经，其中6条为远心性，6条为向心性。关于各脉在全身的循行路线，前两者都认为各脉互不相干，且都分布在体表，不与脏腑相通。《黄帝内经》认为各经脉密布全身体表并深入体内和相应脏腑连接，各脉依次衔接周而复始地循环。

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之余，为了恢复体力，鼓舞士气，这位将军注意劳逸结合，爱好音乐和体育锻炼。墓中出土的《遣策》记载了“建鼓”、“大鼓”、“闻竽瑟”、“楚竽瑟”、“河间瑟”、“钟磬”等乐器名称，还记载了《楚歌者》、《河间舞者》、《郑舞者》等来自不同地区、风格各异的歌舞名称，并且出土了瑟、竽、琴乐器实物和当时非常流行的“筑”乐器模型。出土的竽虽已残损，但发现了23个簧片和4组折叠管，个别竽管还有气眼和按孔。簧片用薄竹片削制而成，小者长1.18厘米，宽0.4厘米；大者长2.35厘米，宽0.75厘米。有些簧片有银白色小珠，类似现今的“点簧”，用来改变簧片重量，调整振动频率以控制音高。竽管用细竹管制作，分单管和折叠管两种。单管侧边有气孔，下端有按孔，插入竽斗的部分开着插口，用以安置簧片。竽斗是用匏做成。折叠管有4组，每组由3根管并列黏合而成，最短的管上端开口，有气眼；最长的管下端插入竽斗，有簧片。3根管中间有孔相通，相当于将一个长管折叠起来，类似现代圆号的弯曲号筒，以免管筒过长不便持拿，又可延长管内有效气柱，奏出低音，可见其设计十分巧妙。出土的琴，长82.4厘米，由面、底两部分组成。面板木质松软，似为桐木；底板木质坚硬，通体涂有黑漆。面、底间有“T”形共鸣窗，内有7个旋弦的轸子。琴腹面有弹奏时留下的痕迹，表明它曾是墓主生前长期使用过的实物。^[7]墓中出土了一幅《导引图》帛画，上绘44人，分列成4排，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绘有针对不同病症的运动姿态，有的还是模仿鹞、龙、鸟、熊、猿等动物。^[8]组织部下做这种导引动作，可以达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效果，从而提高将士的体质，增加部队的战斗力。

【注释】

[1]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10－211.

[2]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98.

[3]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61.

[4]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06－208.

[5]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160.

[6]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04.

[7]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12－213.

[8]伍新福.湖南通史·古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