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经济崩溃的五种原因

五　经济崩溃

1949年的广州，号称华南最大的城市，拥有100多万市区人口，但城区面积只有36.2平方公里。市区道路总长度为228公里，总面积185万平方米，街道狭窄多弯，城市建设和各项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虽说是我国华南地区交通要冲，但交通十分落后，铁路平均每天只通过列车8.3列，汽车平均时速不足20公里。“马路不平，电灯不明，市容不整，自来水不清”，这是对解放前旧广州市政设施的生动写照^[42]。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是由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沦陷使广州遭受严重破坏。日军占领广州后，广州的城市建设停顿，道路建设停止，甚至得不到保护，受损受破坏的状况极为严重。随后，内战连年，经济凋敝，政府无暇亦无力进行道路等城市建设。对于一个百万人口（市区）的特大城市来说，公共设施显得杯水车薪，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这些既有的公共设施也残缺不堪。

解放初期，全市工业总产值只有2.96亿元，解放前农村经济十分落后^[43]。1949年农业总产值只有1.17亿元。从1938年10月沦陷，到1945年9月国民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防，广州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生活了整整7年。7年蹂躏，使广州的基础设施和工厂遭到极大破坏，经济一片萧条。1945年8月2日，在日本投降前夕，广州的金价、粮价因时局混乱，短短两个月内就比同年6月涨出一倍，使市民陷入困境。

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给广州带来“喜悦和希望”。1945年8月17日，也就是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降下日本国旗的当天，广州市内金价、米价均大泻，两天后便跌至一年来的最低点。可惜，好景不长。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广州很快就由于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一步深似一步地陷入忧愁和悲伤的困境，城市经济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这种混乱的经济形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业萎缩、市场萧条。

一是物价上涨快。短暂的平抑后，广州的物价很快又开始上扬，到1946年1月即恢复到日本投降前夕的高价位上，且一涨不可收拾。1947年2月11日，米价每担由一天前的13万元涨至28万元；11月28日为54万元；1948年2月23日为170万元；5月5日为700万元，此后更以天文数字在增长。据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统计，与抗战前夕的1937年上半年相比，1948年8月19日的广州一般物价指数为450万倍，9月4日再增至829万倍，半个月陡升83%，令市民心惊肉跳，无法承受^[44]。

7月，阎锡山新政府一上台就发现财政出现大困难，蒋介石带走4亿美元到台湾，每月给予新政府1 200万元，其余让他们自行解决。可是，广州却没有钱，如海关每月可收税1 500万港币，金圆券已经没有用，李宗仁同意另外发行银圆券，但徐堪表示困难，美国定铸的3 000万银元，7月12日才起运，9月用完；成都和重庆两市铸的部分，要一个月之后才完工，求香港帮忙，被拒绝了。所以，银圆券的硬币大成问题。广东银行计划发行“大洋票”3个亿，但造币厂每天只能造出2万枚，造完要41年，连广州税务机关也不收。7月2日，百般无奈的财政部还是公布银圆券方案，发行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辅币1分、5分、1角、2角、5角等。金圆券限两个月收回，银圆券1元换金圆券5亿元。全国有九个城市可以兑换。那几天，广州的各银行排起长龙，拥挤十分。由于硬币不够，从7月27日起，有限额兑换，金圆券简直成为废纸。

二是通货膨胀严重。通货膨胀是物价飞涨的孪生姐妹。正如蒋介石政府所说的，“如果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来应付无止境增长的物价，就不可能有通货稳定”，但通货的急速膨胀，恰好又必然刺激物价狂涨。在日本投降后的4年间，广州和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一样，承受着通货急剧膨胀和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的巨大压力。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计，如果抗战前的1937年6月的货币发行量为100，那么1947年12月为2 177 215。造成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发动内战。又正是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上的土崩瓦解”，促使本来就因“汇价和物价的上升”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发展到“新的高度”。

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于1935年11月4日起中国只有三大银行的钞票，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才是唯一的法币，不论个人还是企业，限3个月内将白银兑换成法币。法币就是些纸，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总计12年中纸币发行量增加了1 400多亿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368 000亿倍，最大面额的纸币是60亿元。而法币的购买力，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一头耕牛或两头黄牛，1938年值一头黄牛，1939年值一头猪，1941年值面粉一袋，1943年值一只鸡，1945年值鸡蛋2个，1946年值肥皂1/6块，1947年值煤球1个，1948年5月值大米0.002 416两（每斤16两），1949年5月值大米0.000 000 000 185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五。在法币陷于崩溃变成废纸的情况下，1948年8月，蒋介石下令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取代已崩溃的“法币”。蒋介石妄想利用“币制改革”的手段，来挽救危机四伏的财政金融问题。但是，金圆券的崩溃比法币更快。100元、500元、1 000元、1万元、5万元、10万元、50万元大钞，相继发行。金圆券既没有准备金，发行又无限制，结果通货膨胀比以前更快、更猛。

在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当晚，广州市引起了金融动荡。金圆券发行了只有三天，广州市物价就上涨了一倍。1949年5月7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面额10万元金圆券大钞达5 000亿元。截至1949年5月25日，金圆券发行总额高达80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速度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超过法币在14年内贬值速度的100倍。金圆券发行仅仅9个月，就变成了废纸。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又发行了所谓“银圆券”，以伪银圆券来搜刮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银元、粮食和物资。在此期间，广州市金融动荡，物价猛涨，工商业大批倒闭。当时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的说法，各类资本转向投机事业。此时，广州有银铺400～500家。虽然有按西方现代银行管理方式正当经营银行业务的，但大多数却干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勾当。仅找换货币的一进一出就要收取高额的手续费，所以人们直呼其为“银虱”或“剃刀门楣”。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以便浑水摸鱼，军事上或政治上稍有风吹草动，便谣言百出，严重影响政府的税收及财政的稳定^[45]。

位于沿江中路的中央银行旧址

通货膨胀之严重，使得老百姓都不敢用货币来交易。如解放初租房子，房东在收取房租的时候，并不是以钱来计算房租的多少，而是以大米来计价。如有一本是7457号，地址是同福东迎祥坊22号2楼的租簿。这本64开的本本印刷粗糙，封面也是薄薄的纸，注明为“出租人收执”。其中住房面积一处是写：74尺，房租则写“（新兴白）中上米伍拾司斤”^[46]。解放前夕，币制混乱，物价一天三变，人们只能用实物计价。

三是币种不断翻新。当不断升级的通货膨胀无法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便接连采取币种翻新和举借外债的办法，以求渡过难关。结果从抗战前的法币、关金券并存，到1948年8月后金圆券、银圆券和广东大洋票等中央和地区性的币种纷纷出台。但是，所有这些币种的发行，没有一次是成功的，都如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就以叫得最响的金圆券来说，尽管规定其每元的含金量为纯金0.222 17克，与美元的比价是4∶1，还声称其发行总额限定为20亿元，其中40%的保证为黄金、白银和外汇，其余保证则为有价证券和政府指定的国有资产。但是，从1948年8月19日宣布开始流通起，不过8个月光景，到1949年4月20日，它的发行额便达到1.5万多亿元，6月更高达130多万亿元之巨。

由于国民党政府声誉本已扫地，加上它对这一被视为最高贵的币种肆意投放，因此很快就出现拒收金圆券的社会风潮，形成不可逆转的金融危机。为此，美金、港纸等币种和国内的旧铸银元、镍币、铜板等过时的流通手段，一起涌向市场，甚至出现以纸片记数加戳为筹码的君子货币和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方式。

中央银行广州银圆券伍元（1949）（正面）

中央银行广州银圆券伍元（1949）（反面）

壹元银圆券（正面）

壹元银圆券（反面）

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发行的100万元面值的金圆券，形同“废纸”

四是陷入恶性循环。由于通货膨胀实在太严重，广州市民干脆自发取缔200元和1 000元面值的金圆券流通资格，把它以二角钱一斤当废纸收购造纸。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金圆券破产的现实，宣布金圆券与旧铸银元的比价为5亿比1，实际上有的地方是以15亿比1的比价在抛售金圆券；7月18日，进而宣布金圆券作废，规定9月1日为金圆券兑换银元的最后期限。至此，原拟风光市面而鼓噪一时的金圆券，无奈寿终正寝。

金圆券如此，其他币种的命运可想而知。广东银行发行的大洋票，从开始到结束，不过4个月零6天。国民党政府这一币种翻新的花样，原以为是一根救命稻草，但结果是加速其死亡的一剂毒药。正是金圆券的短命存在，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47]

蒋介石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曾经指望美援以一臂之力。1948年初，他要求美国政府给予3年共15亿美元的援助，以完成“抵抗共产主义和通货膨胀这一艰苦的任务”。但是蒋介石的这一“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相反，他和美帝国主义一起，很快就被中国人民赶出了中国内地。然而当他逃离大陆的时候，把大批财产劫往台湾，其中仅中央银行洗劫的库存黄金就达390万两、银元7 000万枚、外汇7 000万美元，合计约3亿美元，另外经广州运出的黄金为20多万两。

五是工商业全面萎缩。物价狂涨和通货膨胀在广州的严重后果，是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全面萎缩，市场的极度萧条。仅从1947年初到解放前夕的不到3年中，私人银号、钱庄由原来的61家减至32家，幸存者也多转向套汇等投机业务。1946—1948年进出口黄埔港的商船数和货物吨位数的中外商之比，分别为1∶4.86和1∶2.75，显然，广州的海上运输业已经滑入危机状态。

统治阶级也自知亡期不远，“今朝有酒今朝醉”，趁机大搞走私及投机活动，甚至以恶性通货膨胀结汇制度输入管理来扼杀贫弱的民族工业，使广州的民族工业严重亏损而倒闭。先是1947年3月倒闭50多家，后是1948年1—6月有90%的工厂歇业，1949年3月再有六七十间关门，即使是最有实力和声誉的老字号“协同和机器厂”，从1946年7月复业到1948年末的两年半的生产总值，也低于其创办的第二年即1913年。

到了1949年，广州的工业总产值比战前下降了25.35%，从业人员减少了3 000多人。除电力、纺织和卷烟工业以外，其余部门的总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60%以上的有橡胶、火柴、建筑材料三个行业；40%以上的有化工、木材加工、印刷行业；30%以上的有金属、玻璃、缝纫、皮革、油脂化学等行业。至解放前夕，全市有44.7%的工业企业歇业停产，32.4%的工业也处于半停产状态^[48]。

商业方面亦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据统计，1948年5月有百余家茶楼停业，占该业的1/4以上；1949年5月的半个月内，有60家大商行倒闭；7月，关门的花纱行庄180多家、杂货行300多家；8月，金行由251家减至200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