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研究的背景

（二）开展研究的背景

1.城市化人口与空间挤压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人口日益向城市聚集。而由于城市越大，其所提供的工作、生活资源与机会就相对越大。因此，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向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据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 301.9万人，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1 673.8万人相比，10年间增加了628.1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2%，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全国人口增长率。造成上海市常住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的迅速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为897.7万人，占常住人口总数的39%，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目前，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高达34 483人/平方千米，中心城区边缘区的人口密度也到了21 895人/平方千米。

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物理空间的压缩与社会空间的退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公共安全之根本。物理空间的压缩并不难理解。过快的城镇化超过现有城市的容纳能力，造成城市交通状况、教育资源、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带来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冲突。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达到2.6亿。为数众多的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城镇的边缘状态，面临着户籍、医疗、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过度城镇化带来的是对农田的必然“侵占”。一些城市在追求向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存在着不考虑实际需求，甚至出现土地被圈占闲置和楼房空置浪费的现象。一些地方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低价征用土地，高价出让获得差价收益，将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作为变现建设资金的主要手段，造成耕地大量被占用。于是，出现了失地农民的不满、农民工的无奈，加之在社会政策上的短缺，从而诱发了社会不稳定状况。此外，面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们开发的触角不断延伸，由此引发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由此可见，物理空间的挤压影响了社会风险的发生频率。

再从社会空间看，它是由社会个体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共同构成的。但是，目前两种空间的界限正逐渐模糊，并发生不同程度的重叠，被挤压成混合空间的表现形式，个体承担的社会角色接连受到挑战和质疑。这或多或少为社会发展埋下了隐患，增加了不可估测的社会风险。除此之外，社会空间又会以“经济空间”的面目出现。这样，经济溢出效应总是被优先考虑，空间的经济性压倒了社会性，这种失衡预示着社会空间缺乏内在的整合性，以致它的社会功能持续弱化，也因此限制了调整社会关系和优化社会结构的能力。当前，虽然唯GDP主义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淡化，但它的惯性依然存在，它仍然消耗着众多的社会资源，也裹挟着人们围绕财富的增长作出行为选择。对空间的挤压，还带来社会交往关系的减弱，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一危险的发展趋势正在加剧。更有甚者，非常态的挤压导致了社会信任感的减弱，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变得缺少社会道德的约束，也丧失了道德话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人们的归属感、信任感都出现降低的趋势，这同样也增加了社会风险的发生频率。

2.市场化改革与社会深度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活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给城市公共安全和平安建设带来一系列新课题。

从经济层面看，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发达地区按照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把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新型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批人员需要下岗转岗，或者以多种形式创业就业。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据胡润研究院2013年2月28日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10亿美元级富豪数量达到212人，中国由此超越美国成为创造10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2.6亿农民工收入和保障水平亟待提高。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者占农民工总人数比重，分别仅为17.8%、19.7%、10.4%和28%，也就是说，将来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农民工约有2亿人。此外，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我国用30多年的时间实现的快速发展，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相对短的时间里集中表现出来。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目标，仍然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市场化改革。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随着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等方面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既有社会矛盾和问题与新生社会矛盾和问题将长期并存，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

从社会层面看，在改革开放的强劲推动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加速形成，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显著增强。最明显的变化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单位制和城市街居、农村社队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单位、街居、社队联系群众、整合社会利益、调节社会矛盾、维护城市安全。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矛盾调节等功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在我国活动和生活的境外组织和个人越来越多，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都对城市公共安全提出了新要求。可以预料，随着改革开放继续推进，我国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将日益增强。如何妥善解决由社会领域深刻变化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是维护社会和谐、保障城市安全的重要工作。

3.全球化互动与城市公共安全的极速放大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基本特征是各国各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

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浪潮下，许多大城市已经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其地位和作用远远超出了其所在国家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城市，而是世界性的城市。因此在当今这样一个整体而又相互联动、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一个城市的公共安全问题就不仅仅与其所在国家有关，也与其他一些或许多国家有关，甚至与整个人类和世界有关。

（1）灾害发生的“蝴蝶效应”。商业、运输业、通讯业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的连通性增加。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席卷全球用了近一年时间，而SARS从爆发到传播到其他国家，只用了短短几个月。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地方事件也能通过其对技术或者金融网络、商业运转、移民、公共卫生或者环境的影响，对相隔遥远的地区造成实质性的连带影响，世界上一个大城市和工业中心遭到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可能造成这个国家经济体系的崩溃，从而可能对全球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次贷危机，这次危机从房利美、房地美两家美国公司的身陷亏损困境开始，引起了美国和欧洲主要股市不断大幅下跌，美联储不断下调利率，并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资金，导致美元贬值，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加剧，给世界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2）灾害诱因的复杂化。随着人口、货物和设施、资本和信息流动性的加大与高度集中化，重大突发事件的风险诱因的多元化也会使管理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一些危险可能不会直接对人类生命和财产产生损害或影响，但是可能严重影响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或者导致严重的政治和信仰危机，使得危机的预防和处理日益复杂化。如近年来境外来华人员快速增多，每年出入境外国人达5 000万人次，目前在我国常住的外国人有近50万。境外来华人员增多，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使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问题突出起来，涉外案件和事件数量上升。又如一些境内外敌对势力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和“民族”、“宗教”等幌子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特别是借我国社会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因此，如何维护经济秩序、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面临新的课题。

（3）危机管理主体多样化。从公共事务管理的角度来看，现代政府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面对突发性事件，社会承担的责任应当是分层次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对公众意见的塑造作用也在加大。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公共安全事务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

总之，城市公共安全的很多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会被极速放大，使得一个城市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对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城市所在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挑战。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管理者必须树立新的整体国家安全意识，相应调整完善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具体策略。

4.信息化影响与主流舆论应对

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依托互联网、QQ等即时通信工具、SNS社交网络、微博和3G智能终端等新媒体工具，信息传递的速度、路径和广度空前加强，由此产生的互联网舆情已经成为与报纸、电视以及无线广播等三大传统传播媒体并列的“第四媒体”，极大地影响和冲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网民数量的剧增是互联网舆情迅速升温的重要推力。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统计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网民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 58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38.3%；手机网民3.56亿，较上年增长17.5%。“全媒体”现象的出现、网民数量的激增、“大众麦克风”时代的到来，为互联网舆情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更普及的应用主体和更广泛的传播空间。

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舆情生成的策源地、舆情传播的集散地和舆论交锋的主阵地，互联网舆情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但互联网舆情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改进政府工作、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也给各种虚假言论、不实言论和恶意言论提供了温床，对政府权威、经济发展和城市公共安全构成潜在危险。这主要体现在:

（1）发布不实信息，影响公共秩序。作为信息发布平台，互联网的匿名性、开放性使互联网平台的“聚合效应”、“放大效应”更加突出。一些虚假信息经过互联网扩散，形成巨大的舆论“泡沫”，轻则混淆公众视听、误导受众，重则引发社会恐慌，严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在2011年8月大连PX事件中，一些微博疯狂传播各类不实信息，如“PX剧毒会导致胎儿畸形”、“发达国家一般距离人口稠密区至少100公里”、“大连PX项目自厦门搬迁而来”、“一个原料罐被卷入大海”，等等。由于当地政府对微博舆情监测和应对不及时，大连8月14日爆发大规模群众游行集会事件，抗议PX在大连设厂。

（2）传播速度快、传播形式多样，容易煽动负面情绪。作为信息传播平台，网民在互联网空间中的互动不仅是一种文字的互动，也是一种情绪的互动。一旦出现重大或突发的互联网舆情事件，负面情绪、态度和意见就会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放大，通过“群体极化”对社会稳定、城市安全造成消极影响。2011年7月23日20时27分，距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前7分钟，温州当地某居民就通过微博发出动车行驶缓慢的消息。事故发生4分钟后，D301次列车车厢内的某乘客通过微博发布出第一条事故消息，称动车紧急停车并停电，有两次强烈的撞击。事故发生13分钟后，第一条求助微博就发出。围绕此次事故形成的舆论涉及多个话题、多个角度。据不完全统计，仅7月23日某一分钟内，产生事故动态类微博49篇，占总数的16%；官方动态类微博59篇，占总数的20%；社会动态类微博12篇，占总数的4%；祈祷哀悼类微博32篇，占总数的10%；批评质疑类微博82篇，占总数的27%；寻人寻物类微博17篇，占总数的17%；相关事件类微博14篇，占总数的5%；其他类微博35篇，占总数的12%。

（3）传播不良价值观，影响意识形态安全。作为观念交锋平台，当前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全球性舆论的宣传工具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利用互联网对我国实施政治上的全方位打压，对内直接威胁我国的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稳定，对外恶化国家政治外交环境。

因此，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分析舆情，怎样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在舆论引导中赢得主动，是城市公共安全社会心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