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太后临朝听政

文明太后临朝听政_北魏平城时代

第二节　文明太后临朝听政

一、两次临朝听政之间

既然孝文帝并非文明太后所生,并且文明太后有极强的权力之欲,那么文明太后也就决不会为了抚养孝文帝而自愿“不听政事”。显而易见,文明太后的“罢令”是在一定的政治压力之下而不得不为的。

从表面上看,这种压力来自于献文帝。《魏书》卷一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在“不听政事”之下接着记载了献文帝杀李弈之事。李弈确为文明太后情人,该传所载甚明,曰:

(文明)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献文帝)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

李弈之兄李敷为太武帝、文成帝两朝重臣,与李弈同时被杀,《魏书》卷三六《李顺附李敷传》载:

敷见待二世,兄弟亲戚在朝者十有余人。弟弈又有宠于文明太后。李列其隐罪二十余条,显祖大怒,皇兴四年冬,诛敷兄弟,削顺位号为庶人。敷从弟显德、妹夫广平宁叔珍等,皆坐关乱公私,同时伏法。……敷长子伯和。次仲良与父俱死。伯和走窜岁余,为人执送,杀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

同传还载,李弈次兄李式也同时被杀。李敷兄弟惨案在《魏书》卷六《显祖纪》中系于皇兴四年(470年)十月条下。这恰好是献文帝思皇后即孝文帝母李氏去世的第二年,李氏之死前文已论,与文明太后关系极大。献文帝杀李弈并非纯属嫌文明太后情事丑恶,从其规模之大来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报复举动。

思皇后之死和李敷兄弟被诛,这两大事件都反映了文明太后与献文帝之间日趋白炽化的激烈冲突。献文帝是反对文明太后的代表人物。但是,我们知道,献文帝生于兴光元年(454年),⁽²²⁾当皇兴三年(469年)思皇后李氏死时,他年仅十六岁;李敷兄弟被杀时,他年仅十七岁;后来,延兴元年(471年)禅位于孝文帝时,他年仅十八岁;承明元年(476年)去世时,他也不过二十三岁。以献文帝的年龄与政治经验来看,他很难对付富有智略的文明太后,更难以迫使文明太后“罢令”。实际上,在献文帝的周围有一股支持他的势力,是这股势力在通过献文帝起作用,逼迫文明太后“不听政事”的。

献文帝势力中的具体人物难以悉知。但从献文帝后来一定要禅位于其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来看,可以肯定子推是这股势力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能够对抗文明太后,显然是凭借他的皇叔地位,依靠的是拓跋宗室的势力。

不过,自从文明太后不听政事以后,献文帝的势力便迅速地发展,这倒是明显的事实。这首先可以从思皇后李氏之父李惠进爵为王看出,此事在《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李惠传》中有记载。《魏书》卷六《显祖纪》将此事系于皇兴二年(468年)四月条下,曰:

辛丑,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关右诸军事、雍州刺史,进爵为王。

此事发生在孝文帝出生后的第八个月,就在文明太后“罢令”不久。

不仅李惠升迁,就连李惠的岳父,也即献文思皇后李氏的外祖父韩颓随后也进爵为王了。⁽²³⁾此事《显祖纪》系于皇兴三年十一月条下。

其次,献文帝势力的发展还可以从李的发迹之中看出。《魏书》卷四六《李传》载:

(李)受纳民财及商胡珍宝。……显祖闻罪状,槛车征,拷劾抵罪。时敷兄弟将见疏斥,有司讽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告列敷等隐罪,可得自全。……敷坐得罪。诏列贪冒,罪应死,以纠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为厮役。……未几,复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既宠于显祖,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权倾内外,百僚莫不曲节以事之。

李因“纠李敷兄弟”而免祸,进而还显达起来,成了“权倾内外”的人物。李投靠献文帝后便迅速显达的事实说明,献文帝一方的势力在文明太后“罢令”之后迅速地膨胀了。

另一方面,文明太后也在竭力维持和发展她的势力。在后宫之中,文明太后的地位依旧毫不动摇,孝文帝母李氏死后文明太后马上就能通过“抚养”的方式将孝文帝牢牢控制在手便是很好的证明。在朝廷之上也有文明太后的支持者,如东阳公拓跋丕、任城王拓跋云、阉官赵黑以及源贺、陆馛、高允等人,他们的立场在献文帝禅位事件中表现得都很充分。⁽²⁴⁾

关于献文帝禅位问题的讨论,是献文帝与文明太后这两股势力斗争的高潮,斗争的要害是北魏最高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而其焦点却聚集在孝文帝的身上。

《显祖纪》载:

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请,帝乃止。

献文帝本想禅位给他的叔父京兆王子推,因受到强烈的反对而不得不中止,仍然将皇位保留给孝文帝。从表面上看,献文帝似乎淡漠人世,实际上却并非“雅薄时务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禅位以后的举动看出。

据《显祖纪》载,献文帝于皇兴五年(当年八月丙午改元延兴)八月禅位于孝文帝,自己当太上皇,徙居崇光宫。但在此条之下,却又称“国之大事咸以闻”,献文帝并没有放弃政治权力。《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也可为证,该志称:

及(献文帝)传位高祖(孝文帝),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刑罚志》中的这段记载可以作为《显祖纪》中“国之大事咸以闻”一语的注脚。献文帝禅位以后不仅“躬览万机”,而且还屡屡阅兵、出征和巡行各地。⁽²⁵⁾

献文帝虽然是太上皇,实际上却仍然掌握着北魏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一点还可以从万安国的超迁中看出。《魏书》卷三四《万安国传》载:

安国少明敏,有姿貌。以国甥,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显祖特亲宠之,与同卧起,为立第宅,赏赐至巨万。超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

万安国是献文帝的男宠,他以“姿貌”获得献文帝的“亲宠”,从而取得了最高层次的职位、将军称号和爵位。此事在《魏书》中系于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二年三月戊辰条下,此时献文帝已经禅位七个月了。可见,献文帝当太上皇后依然掌握着最高统治权力。也可见,献文帝禅位并非由于他“雅薄时务”。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将献文帝禅位事与“(赵)武灵王授位于子而自称主父”事相提并论,他在《读通鉴论》卷一五刘宋明帝条之六下指出:⁽²⁶⁾

此二主者,皆强智有余,事功自喜,岂惮劳而舍国政者乎?

如上已论,王夫之的这一看法是颇有道理的。但是,他又认为:

(拓跋)弘年甫二十,急欲树(拓跋)宏于大位,以素统臣民,而己镇抚之。犹恐人心之贰也,故先逊位于子推,使群臣争之,而又阳怒以试之。故子推之弟子云力争以为子推辞,而陆馛、源贺、高允皆犯颜以谏而不避其怒。其怒也,乃其所深喜者也。

王夫之还引“老氏欲取因与之术”来圆其说法,将献文帝之举解释为“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意在“巧笼宗室大臣之心”。王夫之的想象颇为丰富,然而他却忽略了最要紧的一点,献文帝的禅位并非出于其主观意愿,而是不得已求其次之策,这是与赵武灵王主动授位于子不同的。

献文帝的禅位系被迫之举早已被《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的作者唐人张太素窥破,⁽²⁷⁾他指出:

先是,(皇兴)元年六月,荧惑犯氐;是岁十一月,太白又犯之:是为内宫有忧逼之象。占曰“天子失其宫”。……明年(指皇兴五年),上(献文帝)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

此处以“荧惑犯氐”、“太白又犯之”等星象与“天子失其宫”亦即献文帝禅位之事相联系,虽属所谓“天人感应”的无稽之谈,但是,《天象志三》能够明确地指出“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说明献文帝禅位因系文明太后所迫是唐代以前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王夫之完全不顾古人的看法是不妥的。

作为父亲来讲,献文帝也未尝不愿意将政权交予自己的亲生儿子,《魏书》卷四〇《陆馛传》载:

显祖将传位于京兆王子推。……馛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属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贰。”久之,帝意乃解,诏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为太保,与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绂,传位于高祖。

体味献文帝所云“其能保吾子乎”,分明是一句忧心忡忡之语。献文帝所忧者,实为孝文帝的皇位今后能否保住而不受他人侵犯也。同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也载:

延兴中,显祖集群僚,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东阳公元丕等进曰:“皇太子虽圣德夙彰,然实冲幼。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机政,普天景仰,率土傒心,欲隆独善,不以万物为意,其若宗庙何,其若亿兆何!”显祖曰:“储宫正统,受终文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于是传位于高祖。

献文帝回答东阳公丕等进言时所说的“群公相之,有何不可”也是一句意犹未尽之语。这句话虽正面地同意东阳公丕等的进言,侧面却在发问——你们能使我的幼子保住权位吗?

献文帝的话语中只提“群公”,丝毫不言正在“抚养”孝文帝的文明太后,其言外所指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上,将皇位传于五岁的儿子,也就等于把最高统治权力拱手交给文明太后,自己的儿子现在和将来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因此,在长期受压抑而不得不交出皇位的情况下,与其将它交给文明太后,还不如交给属于自己同党的京兆王子推。京兆王子推在宗室中为至亲,历任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以及中都大官等要职,论辈分则与文明太后相同,倒是一位钳制文明太后的合适人选。

照此看来,想要禅位于京兆王子推只是献文帝在文明太后逼迫下所作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这样做虽然剥夺了孝文帝的继承权利,却抵制了文明太后的干政。反之,文明太后及其支持者迫使献文帝走上禅位之路的目的,也非真正为了孝文帝的前途,而是为了从献文帝手中尽快地夺回最高统治权力。所以,皇兴五年发生的这场关于禅位的争论,其焦点虽在孝文帝身上,其实质却是献文帝势力与文明太后势力之间的一场权力角逐。结果,文明太后如愿了。

此后,献文帝虽然还当了五年太上皇,但是他彻底失败的命运是一经禅位便注定了的。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辛未,年仅二十三岁的献文帝去世。⁽²⁸⁾《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称:

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内宠李弈之死固然激怒了文明太后,但那只是文明太后杀献文帝的导火索,献文帝被害的根本原因是权力之争。《北史》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所载内容与《魏书》同,而且径称“太后不得意,遂害帝”。《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宋纪》元徽四年六月辛未条下《考异》曰:

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太后伏壮士于禁中,太上入谒,遂崩。

胡三省不以《考异》为然,但仍依《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中的记载,认为献文帝暴崩“实有鸩毒之祸”。献文帝之死系文明太后所害看来是属实的。

献文帝死后不久,京兆王子推、万安国、李惠、李、韩颓等人也相继死去或被处罪。京兆王子推太和元年(477年)七月死于赴青州刺史任的途中。⁽²⁹⁾万安国于承明元年六月被赐死,⁽³⁰⁾《魏书》卷三四《万安国传》载:

安国先与神部长奚买奴不平,承明初矫诏杀买奴于苑中。高祖闻之,大怒,遂赐安国死。

此处称万安国因矫诏杀奚买奴而激起孝文帝的“大怒”,于是被杀。按,此时正是文明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之时,而孝文帝却年仅十岁,此“大怒”恐非发自孝文帝,而是发自文明太后。李惠因被文明太后诬为“将南叛”而被诛于太和二年十二月。⁽³¹⁾李于太和元年二月亦以“外叛”之罪被文明太后处死。⁽³²⁾韩颓于太和四年正月被“削爵徙边”。⁽³³⁾上述这些人都死于文明太后听政后不久,其中京兆王子推死事与韩颓徙边事虽原因未载,但系文明太后所为的嫌疑极大。总之,献文帝的势力很快就被消灭光了。

当我们理清了文明太后与献文帝之间权力斗争的过程和孝文帝在其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后,也就明白了文明太后为什么要在被迫罢令以后去抚养并非自己所生的孝文帝了。这实在是文明太后在政治斗争中的高明举动。当然,这一举动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吸取了以往的经验与教训产生的。昭太后常氏因乳养文成帝而在正平事变以后的动乱中攫取北魏后宫的大权,给文明太后提供了历史的经验;郁久闾氏则因失去文成帝而遭迫害,给文明太后提供了历史的教训。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文明太后充分认识到在后官之中控制太子的重要性,所以她竟以太后之尊而去“兼任”保母的职责,“躬亲抚养”起出生不久的孝文帝了。⁽³⁴⁾幼小而无母的孝文帝如同一张王牌,事实证明,文明太后掌握这张王牌,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献文帝不能掌握这张王牌,就陷入被动的局面。

当然,文明太后能够再次成功地临朝听政,自有其现实基础与历史背景,并非单纯依靠控制孝文帝这张王牌就能解决问题的。

文明太后于承明元年(476年)六月戊寅被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她从此掌握北魏王朝最高统治权力达十五年之久,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癸丑去世为止。⁽³⁵⁾

二、冯氏势力

在先后与乙浑和献文帝的斗争中,文明太后冯氏逐渐组成了自己的势力。承明元年六月第二次临朝听政以后,文明太后不仅效尤昭太后常氏的作为,而且还有所发展。她一方面将孝文帝置于股掌之上,另一方面广为网罗亲信,从而建立起太后听政这样一种特殊的专政形态。在文明太后的周围,既有以侍中、司徒公、东阳王拓跋丕为代表的拓跋贵族,⁽³⁶⁾也有以李沖为代表的汉族士人官僚,⁽³⁷⁾还有冯氏外戚,⁽³⁸⁾以及麇集在文明太后身边的一群所谓的“小人”。文明太后就是通过这四类人物操纵着北魏政权的运行。前三类人物,史载较明,此处不赘。以下专论文明太后身边的“小人”。

《魏书》卷一〇五之三《天象志三》载:

是时冯太后宣淫于朝,昵近小人而益附之,所费以钜万亿计,天子徒尸位而已。

《天象志三》中以“小人”概括了文明太后身边的势力。所谓小人,是指得宠的阉官、宫中女官、恩倖等人。对于这些人,《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有简明的记述,兹抄录于下: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故杞道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李沖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这段记载将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的用人作风生动形象地勾勒出来了。⁽³⁹⁾

上列人物中的杞道德(抱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是阉官,在《魏书》卷九四《阉官传》中有传。《抱嶷传》载: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汉灵帝时杞匡为安定太守,董卓时,惧诛,由是易氏,即家焉。无得而知也。幼时,陇东人张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败,父睹生逃逸得免,嶷独与母没内京都,遂为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迹冗散,经十九年。后以忠谨被擢,累迁为中常侍、安西将军、中曹侍御、尚书,赐爵安定公。自总纳言,职当机近,诸所奏议,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为殿中侍御,尚书领中曹如故,以统宿卫。俄加散骑常侍。高祖、太后每游幸,嶷多骖乘,入则后宫导引。……嶷前后赐赏奴婢牛马盖数百千,他物称是。

《张祐传》载:

张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风太守。世祖末,坐事诛,祐充腐刑。积劳至曹监、中给事,赐爵黎阳男。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未几,监都曹,加侍中,与王叡等俱入八议。太后嘉其忠诚,为造甲宅。宅成,高祖、太后亲率文武往燕会焉。拜散骑常侍、镇南将军、尚书左仆射,进爵新平王,受职于太华庭,备威仪于宫城之南,观者以为荣。高祖、太后亲幸其宅,飨会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机禁二十余年,未曾有过。由是特被恩宠,岁月赏赐,家累巨万。与王质等十七人俱赐金券,许以不死。太和十年(486年)薨,时年四十九。高祖亲临之,诏鸿胪典护丧事。赐帛千匹,赠征南大将军、司空公,谥曰恭。葬日,车驾亲送出郊。

《王遇传》载:

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宣武帝)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已来,恒为渠长。……遇坐事腐刑,为中散,迁内行令、中曹给事中,加员外散骑常侍、右将军,赐爵富平子。迁散骑常侍、安西将军,进爵宕昌公。拜尚书,转吏部尚书,仍常侍。例降为侯。出为安西将军、华州刺史,加散骑常侍。……遇性巧,强于部分。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虽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驱驰,与少壮者均其劳逸。又长于人事,留意酒食之间,每逢僚旧,具设肴果,觞膳精丰。然竞于荣利,趋求势门。赵脩之宠也,遇往还宗承,受敕为之监作第宅,增于本旨,笞击作人,莫不嗟怒。……始遇与抱嶷并为文明太后所宠,前后赐以奴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富室。

《苻承祖传》载:

苻承祖,略阳氐人也。因事为阉人,为文明太后所宠,自御厩令迁中部给事中、散骑常侍、辅国将军,赐爵略阳侯,兼典选部事,中部如故。转吏部尚书,仍领中部。高祖为造甲第,数临幸之。进爵略阳公,安南将军,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许以不死之诏。

除了上述四人之外,还有未见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而载于《阉官》中的剧鹏、王质、李坚等人。上述这些阉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出身罪奴而剧升高位。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的王叡属于恩倖之列,其传在《魏书》卷九三《恩倖传》中居首位。《王叡传》载:

王叡,字洛诚,自云太原晋阳人也。……父桥,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家贫,以术自给。……叡少传父业,而姿貌伟丽。恭宗之在东宫,见而奇之。兴安初,擢为太卜中散,稍迁为令,领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临朝,叡因缘见幸,超迁给事中。俄而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于是内参机密,外豫政事,爱宠日隆,朝士慑惮焉。太和二年(478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有逸虎登门阁道,几至御座。左右侍御皆惊靡,叡独执戟御之,虎乃退去,故亲任转重。三年春,诏叡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四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置王官二十二人,中书侍郎郑羲为傅,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又拜叡妻丁氏为妃。……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赐珍玩缯,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车载往,阉官防致,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赉锡,外示不私,所费又以万计。及疾病,高祖、太后每亲视疾,侍官省问,相望于道。……寻薨,时年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亲临哀恸,赐温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监护丧事。赠卫大将军、太宰、并州牧,谥曰宣王。内侍长董丑奴营坟墓,将葬于城东,高祖登城楼以望之。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乃诏为叡立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庙以时祭荐,并立碑铭,置守祀五家。又诏褒叡,图其捍虎状于诸殿,命高允为之赞。京都士女谄称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

在文明太后身边的宠信者之中,王叡是生前死后享受荣华富贵待遇最高的人。和上述群阉一样,王叡也出身微贱。但是,受文明太后恩倖者的出身却并不全都低微,如上节已述被献文帝诛杀的文明太后的内宠李弈就出身于赵郡世家大族李氏之家。⁽⁴⁰⁾而出身于陇西世家大族的李沖能够成为北魏朝廷重臣,竟也与“见宠帷幄”有密切关系。⁽⁴¹⁾

不过,文明太后乃非同寻常之人,特能玩弄权术,虽然宠信“小人”,却又能摆出貌似公正的面孔,将拓跋贵族和汉族士族拉拢住。前引《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

太后外礼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王)叡等,皆引丕等参之,以示无私。

而且,《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东阳王丕传》也载:

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旧,存问周渥,赐以珍宝。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帝、后敬纳焉。然谄事要人,骄侮轻贱,每见王叡、苻承祖,常倾身下之。时文明太后为王叡造宅,故亦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亲幸之,率百官文武飨落焉。使尚书令王叡宣诏,赐丕金印一纽。太后亲造《劝戒歌辞》以赐群官,丕上疏赞谢。太后令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君则亡逸于上,臣则履冰于下。若能如此,太平岂难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谥曰恭妃。又特赐丕金券。

在这两段记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文明太后对拓跋贵族大臣的代表拓跋丕竭力拉拢;反过来,拓跋丕也对文明太后及其身边的那些“小人”们尽心奉承。对于汉族大臣,文明太后也是如此运用手段,其本传中所载给予李沖的待遇就是典型的例子,不再赘述。

史家对于这些阉官、恩倖等所谓“小人”一向不注重,而特别重视拓跋贵族和汉族士族的作用,殊不知那些“小人”得志以后,在政治生活中往往能起到拓跋贵族和汉族士族难以起到的作用,在太后临朝听政这样的特殊阶段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