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非私生辨

第一节　孝文帝非私生辨

文明太后冯氏一生中两次临朝听政。对她第一次临朝听政,《魏书》记载得很简略,其卷一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

显祖即位,尊为皇太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二,居于谅。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

文明太后是在诛杀权臣乙浑之后听政的,此事《魏书》卷六《显祖纪》中系于天安元年(466年)二月庚申条下,则其听政时间是在二月庚申或稍后。

文明太后第一次临朝听政时间很短,不久她就“不听政事”了,《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接着载道:

及高祖(孝文帝)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

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姓元)生于皇兴元年(467年)八月戊申,⁽¹⁾文明太后应该是此后不久罢令的。⁽²⁾从本传记载来看,文明太后的罢令好像与“抚养”孝文帝一事有关。

《魏书》卷六《显祖纪》和卷七上《高祖纪上》明载,孝文帝是文成帝的长孙、献文帝的长子,亲祖母为李贵人,生母为李夫人;而卷一三《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文明太后冯氏为文成帝皇后;文明太后与孝文帝之间虽为祖孙辈分,却并无血缘关系。不过,从有关的史料中看,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而且两人前后相承地在北魏中期的太和改革中起过主导作用。因此,一些专家学者对文明太后与孝文帝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种种猜测。这些猜测首先是由上引《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的“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一语引起的。其次,在该传的下文中又称:

迄后(文明太后冯氏)之崩,高祖不知所生。

这一句话更增加了人们的怀疑。由于,一方面孝文帝不知所生,另一方面文明太后不听政事似乎与躬亲抚养孝文帝有关,因而有的专家学者便作出推论:认为孝文帝并非献文帝与李夫人所生,而是文明太后的私生之子;并且还认为文明太后将自己的私生子冒作李夫人所生,而将李夫人杀死了。

最早怀疑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私生子的是吕思勉先生。他怀疑的理由是:其一,“高祖之生,在皇兴元年八月,其时显祖年仅十三,能否生子,实有可疑”。其二,“窃谓文明后为好专权势之人,岂有因生孙而罢政?且亦何必因此而罢政?岂高祖实后私生之子,后因免(娩)乳,乃不得不罢朝欤?”⁽³⁾随后,日本学者大泽阳典在他的论文中作了进一步的论述。⁽⁴⁾近年,台湾学者郑钦仁先生又在前二者论证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条史料作为佐证,似乎使吕先生的怀疑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从而成为定论。⁽⁵⁾倘如是,则史学界以往对于北魏平城时代历史尤其是政治史的看法就不得不加以修正了。但是,笔者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一、拓跋氏早育

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中曾指出,“北魏长期有早婚习俗”,明元帝出生时,道武帝二十三岁,已称晚有子,娶妻生子之早是拓跋氏的习俗。⁽⁶⁾北魏诸帝大多生子较早。据《显祖纪》载,孝文帝生于皇兴元年八月戊申,当时献文帝虚岁十四岁。⁽⁷⁾孝文帝母受孕时间应当在天安元年十月至十二月间,其时献文帝年仅虚岁十三岁,而周岁为十二岁又四到六个月。然而,年龄虽然幼小,却并非不能生育。事实上,在北魏诸帝中献文帝并非最年轻的生育者。

据《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载,太武帝太子拓跋晃生于神元年(428年)。太子晃的长子为文成帝,《魏书》卷五《高宗纪》载文成帝生于太平真君元年(440年)六月。则文成帝出生时太子晃年仅十三虚岁,比孝文帝出生时其父献文帝的年龄更小。而从现有的史料中还未发现文成帝的出生过程中有移花接木的现象。

又,据《显祖纪》和《高宗纪》载,文成帝长子献文帝生于兴光元年(454年)七月庚子,则献文帝母受孕时间应当在兴安二年(453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其时文成帝周岁为十三岁又三到五个月,只比孝文帝母怀孕孝文帝时献文帝的年龄大九个来月。献文帝是否文成帝的亲生儿子,在当时曾有人怀疑过,事见《魏书》卷一三《皇后·文成元皇后李氏传》,该传载:

后(李氏)与其家人送平城宫。高宗(文成帝)登白楼望见,美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台。后得幸于斋库中,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后云:“为帝所幸,仍有娠。”时守库者亦私书壁记之,别加验问,皆相符合。及显祖(献文帝)生,拜贵人。

从这段史料来看,李氏得幸于文成帝的经过是十分清楚的,况且又有守库者“私书壁记之”的证明和常太后的“验问”得实,对此无需怀疑了。

黄家驷、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一书指出:“男性到青春期睾丸中方有成熟的间质细胞出现,一般在九至十九岁之间,约需三年时间完成青春期的发育。”同时又认为,男子的青春发育是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的,其起始时间迟则十四岁以后,早则十周岁。⁽⁸⁾按照这一规律去推断,有些男子在十三周岁以前便具有生育能力并非不可能。最近的资料表明,人类女性的最低怀孕年龄竟是七岁半。⁽⁹⁾如果这项资料可信,那么也可以作为上述看法的佐证,因为男性的最低生育年龄线虽然比女性难测,但也不会相差太远。况且,北方游牧民族体魄强健,发育也早,⁽¹⁰⁾早育是完全可能的。

看来,我们对于年仅十二周岁又四到六个月的献文帝的生育能力可以不必怀疑了。

二、“高祖不知所生”解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的“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一语,在后人看来可能怪异,但在北魏宫廷中却并非奇事。因为北魏王朝有所谓的子贵母死故事,这是宫中常制。对此,《魏书》编撰者魏收不是不知道的,他在该书卷一三《皇后·道武宣穆皇后刘氏传》中记载得很清楚,“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因而,他在同卷《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写下“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一语,并不是想要表明孝文帝的出生之中有疑点,只是为了说明文明太后在生前一直不愿意让孝文帝了解其生母情况的这样一个事实,以此反映文明太后性格的专横妒忌。所以,这条记载不仅不能作为怀疑孝文帝不是李夫人所生的依据,反而只能引出相反的结论,作为孝文帝并非文明太后私生的证明。

对于子贵母死制度,文明太后也应当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与她同辈同夫的孝文帝的亲祖母李贵人便是在生下献文帝之后依制度赐死的。⁽¹¹⁾后来,文明太后还利用子贵母死制度杀了孝文帝妃林氏,事见于《魏书》卷一三《皇后·孝文贞皇后林氏传》中,曰:

后(林氏)容色美丽,得幸于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483年)后依旧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

林氏得宠于孝文帝,因此孝文帝舍不得依旧制杀她,但文明太后自有主意,非处死林氏不可,理由还是子贵母死制度。

如果按照私生的说法,为了隐秘其事,最保险的办法应该是在文明太后“分娩”的同时或稍后不久就把预定要“冒作”孝文帝生母的李夫人杀死。按照子贵母死制度,这是名正而言顺的。但是,事实上李夫人并未随即死去,据《魏书》卷一三《皇后·献文思皇后李氏传》载,她死于皇兴三年(469年),其时孝文帝已一岁多了。如果文明太后欲盖弥彰,何必留此活口一年多呢?

妇女怀孕、分娩、哺乳是为时久长而又难以瞒人的过程,尤其像文明太后这样身份的人,不可能一两年间不抛头露面。如果她确实怀孕而又分娩了,至少在宫中是难以隐秘实情的。可是,作为孝文帝的父亲和文明太后子辈的献文帝却似乎并不知道。如果孝文帝确系文明太后私生子,怎能瞒得过献文帝。如果献文帝知道,又怎会不言不语。

献文帝并非文明太后所生,其生母李贵人因与文明太后争宠而为文明太后的支持者昭太后常氏所杀。献文帝长大后成为文明太后的政敌,并有钳制文明太后的举动,这在《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中是有记载的:

(文明)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

献文帝曾经以文明太后私生活上的不检点作为攻击她的武器,而且还居然诛杀了文明太后的内宠李弈。李弈受内宠之事史书载之彰然,孝文帝若确为文明太后私生子,怎能不露一点风声?献文帝若知此等事情,又焉能容忍!更何况,这个私生子还要寄在他的名下呢。

后来,献文帝有取消孝文帝的继承权的打算,想要禅位于京兆王拓跋子推,此事似乎可以被引以为孝文帝非李夫人生的佐证。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的有关记载。该传载:

延兴中,显祖集群僚,欲禅位于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云进曰:“陛下方隆太平,临覆四海,岂得上违宗庙,下弃兆民。父子相传,其来久矣,皇魏之兴,未之有革。皇储正统,圣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尘务,颐神清旷者,冢副之寄,宜绍宝历,若欲舍储,轻移宸极,恐非先圣之意,骇动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辄改神器,上乖七庙之灵,下长奸乱之道,此是祸福所由,愿深思慎之。”太尉源贺又进曰:“陛下今欲外选诸王而禅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尝,昭穆有乱,脱万世之后,必有逆飨之讥,深愿思任城之言。”东阳公元丕等进曰:“皇太子虽圣德夙彰,然实冲幼。陛下富于春秋,始览机政,普天景仰,率土傒心,欲隆独善,不以万物为意,其若宗庙何,其若亿兆何!”显祖曰:“储宫正统,受终文祖,群公相之,有何不可。”于是传位于高祖。

任城王云、太尉源贺、东阳公丕等人都是北魏朝廷重臣,任城王云还是献文帝的亲叔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为孝文帝争位,所据理由不是因为他是“皇储正统”,就是恐怕“昭穆有乱”,或者赞扬他“圣德夙彰”,全都振振有词,言语落地有声,迫使献文帝最后也不得不说出“储宫正统”等语。而在争论双方的心目中,谁都没有孝文帝不是献文帝亲生儿子的观念。如果孝文帝真是文明太后的私生子,恐怕任城王云等人的话语就不会如此硬气,而且这恰恰就可以成为献文帝取消孝文帝继承皇位权的充足理由。

三、杨椿之语的意义

郑钦仁先生支持吕思勉先生和大泽阳典先生观点所依据的史料见于《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椿传》,是杨椿因年老退休将要离开洛阳返回故里时告诫他子孙的一段话,其时已是孝庄帝元子攸时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现将郑先生所引的这一段话照原样抄录如下:

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嗔责,慎勿轻言。”十余年中,不尝言一人罪过……。太和二十一年,吾从济州来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谓诸王、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语。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遂举觞赐四兄及我酒。汝等脱若万一蒙时主知遇,宜深慎言论,不可轻论人恶也。⁽¹²⁾

在这段史料中出现了两处“母子”字样,“母”与“子”显然是指文明太后与孝文帝,郑先生正是据此论证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祖孙关系,而是母子关系,从而证明孝文帝为文明太后所生。不过,郑先生又认为,“杨椿回忆他们兄弟夹在两主之间的困难,透露出‘母子间甚难’。但这一句话中的‘母子’或疑有泛称为‘上下辈’之可能”,因此他也承认前一处的“母子”似不足为说明文明太后与孝文帝非祖孙关系的过硬的凭证。郑先生最根本的依据是第二处“母子”,它出现在孝文帝感激杨家兄弟语中。其实,这“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一语也还是杨椿转述之语,如果前一“母子”有泛称上下辈之嫌疑,那么后一“母子”也不见得没有。

退一步说,即使杨椿转述孝文帝之语一字不差,也未尝没有泛称之意。因为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在《魏书》中找到,如《世祖纪上》载:

世祖太武皇帝,……天赐五年(408年)生于东宫,体貌瑰异。太祖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在这里,“子”字显然是泛称,我们如果由“必此子也”一句便认为太武帝是道武帝之子那就错了。那么,如果我们承认道武帝语中之“子”为泛称的话,孝文帝语中的“母子”同样也可以理解为泛称。

值得我们注意的倒应该是《杨播附杨椿传》中孝文帝说那一番话的场合与时间。那一番话是孝文帝在清徽堂讲的,清徽堂是北魏举行盛大庆典活动的殿宇,⁽¹³⁾也是皇帝与朝臣们商讨国政的场所,⁽¹⁴⁾还是皇帝论道讲学的地方。⁽¹⁵⁾在这样庄重的场合下,面对着“诸王、诸贵”等北魏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层人物,即使孝文帝确实就是文明太后的私生子,他也不会有所流露,更不敢公然承认,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否认他的皇室血统,也就等于否定他作为北魏皇帝的合法身份。

况且,如所周知,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值孝文帝迁都洛阳不久,他正大力提倡汉族文化,建立门阀制度,推行一系列清除拓跋部遗风的改革。这场改革曾经受到不少拓跋贵族的激烈反对,并引发了穆泰等贵族发动的叛乱。穆泰等贵族的叛乱虽然在上一年的年底被平息了,⁽¹⁶⁾但是拓跋贵族们在思想意识上的抗拒心理并未消除。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孝文帝如果公然透露出自己是文明太后的私生子,不仅会引起不必要的非议,甚至还可能引发新的政治危机。所以,以孝文帝这样“早著叡圣之风”的君主,⁽¹⁷⁾在那种庄严的场合是不可能说出失检之语的。照此来看,孝文帝语中的“母子”也应该是泛称。

据《魏书》卷五八《杨播传》和所附的《杨椿传》载,杨氏兄弟的母亲王氏为文明太后的外姑,杨播、杨椿均曾充任给事,⁽¹⁸⁾“并侍禁闱”,而杨椿又曾“专司医药”,兄弟二人对于北魏宫廷内的事情应当是洞悉的。所以,杨椿所言的北魏宫廷内事,尤其是“母子间甚难”应是实情,⁽¹⁹⁾而杨椿转述的孝文帝所言“太后严明,吾每得杖”之语也并非虚词。因此,前引《杨播附杨椿传》的那段记载,不仅不能证明孝文帝为文明太后的私生之子,反而只会引导人们去作相反的思考。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这一段记载恰好可以作为杨椿所言“母子间甚难”一语的注脚。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也载:

文明太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沖固谏,乃止。

这段记载不仅与杨椿之语和上引文明太后本传所载情况不悖,而且证明了孝文帝绝非文明太后所生。因为如果孝文帝确系文明太后所生,则冯家正是孝文帝的亲外家,文明太后不必担忧他“后或不利于冯氏”。只有在孝文帝确系李夫人所生的情况下,文明太后才会担心他今后探知生母死情而施报复于冯氏。况且,寒月之中将孝文帝“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已违一般骨肉常情,以其“聪圣”反要废之,舍亲生子而欲召立与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咸阳王禧,⁽²⁰⁾就更不合乎情理了。《杨播附杨椿传》中的这段史料不能作为支持吕先生观点的论据。

至于吕先生以为文明太后因娩乳才不得不罢朝政的看法,当是由“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之语引出的。其实,如果孝文帝当真是文明太后所生的话,她也大可不必为哺乳之事而罢朝政,因为对一位太后而言,为孝文帝安排一个乳母是极为平常的事情。更何况,与子贵母死制度相应,北魏宫中一向就有以保母或乳母抚养太子的传统。如,太武帝母杜氏被赐死后,明元帝即命窦氏抚养太武帝,后来窦氏因此而被尊为保太后。⁽²¹⁾又如,文成帝母郁久闾氏死后,太武帝即选常氏乳养文成帝,如前已述常氏后来也被尊为保大后。这一传统后来至少延续到宣武帝时期,据《魏书》卷一三《皇后·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载:

先是,世宗频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养于别宫,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

到宣武帝时期,皇后等人居然连“抚视”皇子的权利都没有了。所以,因娩乳才不得不罢朝政的看法不能成立。不过,文明太后为什么一定要“躬亲抚养”孝文帝这样一位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呢?这倒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