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文化保护意义再认识

20.　羌文化保护意义再认识

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所遭受的一场巨大灾难。其震级之强、破坏之大、救灾难度之高均举世罕见。由于这场灾难所覆盖的范围几乎与当今羌族分布的地域相当，因而它对羌族及其文化造成了全面性、致命性的打击。一时之间，无数屹立千年的古碉楼被夷为平地，众多羌族文化传人命悬一线，史诗《羌戈大战》几近曲终歌息，巫师释比回天无力，羌笛的余音尽消……

无疑，这场灾难震动了全球，惊撼了中华。从总理到学人，从政府到民间，神州处处充满了对羌族命运的关切，以及对羌文化生存、发展的期待，并进而开展了抢救、保护羌文化的行动。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指示，由冯骥才先生任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所主持的抢救、保护羌文化行动也拉开序幕。

羌文化抢救保护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自然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持续提高、对文化遗产的关怀空前深切相关，也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不断复苏密不可分。它还关乎羌族及其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意义。

现今的羌族及其文化体量有限，其人口不过31万，其分布地域不过四川西部的茂县、理县、汶川县、北川县、青川县、黑水县、松潘县范围。然而，羌在我国历史上却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分布于现今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外蒙等广大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后来才先后分批迁入中原地区及西南地区、中南各地，有的甚至跨海东进日本，或西迤分布于从巴基斯坦北部直至印度东北部、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国家与地区。

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古羌文化除了由现今的羌族所独立保存之外，从古羌人中先后分离出的藏缅语族藏语支、彝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各民族按不同的方向及历史阶段与分属苗瑶语族、壮侗语族、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尤其是与汉族相交融，形成了东亚、东南亚乃至东北亚地区多元复杂、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

正如甲骨文字所示，羌字从羊、从人，准确讲是从儿（男子），表明她最早是一个以牧羊为生的父系部族。其实，古羌人中尚有另一支姜人。姜字从羊、从女，表明是一个以牧羊为生的母系部族。在语音上，其区别在于羌字为送气音，而姜则不送气。在中国历史上，羌人的首要贡献当属开创以驯羊为主的畜牧文化，并使我们的祖先对羊奶、羊皮、羊肉、羊骨、羊角、羊毛等淀粉、纤维、蛋白等的加工、利用生发开来。

似乎是为了证实驯羊畜牧的重要意义，汉字中保留有大量与之相关的符号。如：羊以群居为常，故以君与羊相组合作“群”字；古人好祭，常以羊为吉祥之物敬神，故以示与羊相组合为“祥”字；游牧民族所蓄养之动物以羊最众，能道其详为牧人最要，故以言与羊相组合而作“详”；先民受自然时序制约甚大，唯有鱼、羊成为四时鲜美食物，因而将鱼与羊组合在一起作“鲜”字；人类对大型动物的驯养始于羊，故而将羊与介组合在一起成“养”字，并连带孳生与之相关之生养、修养、培养、教养、养育、养分等词；人们的审美似乎起始于对羊体的观察，故而将羊与大组合在一起，以示羊大为“美”；三牲之中，唯羊温良和顺，故“善”字造作羊与艹、口依上下次序相结合；因羊群行地犹如云彩铺地，故而汉字也把至大之海喻如羊群漫天，并以水与羊相组合造“洋”字，读羊音；由于羊群行走时如波澜涌动，因而左水右羕、其中之羕取上羊下水以为“漾”字；因羊为美、为善、为大、为众、为神，久而久之便以羊定情态样式规范，从而产生木与羊相组合的“样”字，并以样泛指情态、形态、范式、面貌、形象等，出现了样态、样子、榜样、模样等相关的词。这是对羊之个体及群体之体态、习性作观察、思考、利用、审美之结果。

古羌人以羊自称，显然是为了表明羊为自己的图腾、羊人同一。事实上，羊曾经作为羌人图腾的遗迹至今仍在其后裔民族的文化中多有遗存。如，现今羌族无论男女老幼均仍披羊皮褂以为衣饰，表现出强烈的图腾认同。在现今纳西族用象形文字写成的东巴经典《创世纪》中，就称人类祖先崇仁利恩之前曾经有一代远祖为山羊“天羡初初”，另一代远祖为绵羊“初初初余”。不仅这样，纳西族语称岳父为“余贲”、称岳母为“余闷”，可直译为“公羊”、“母羊”。纳西语还分别称男女先祖为“余阿普”、“余阿祖”，可直译为“羊爷爷”、“羊奶奶”。纳西族将本指羊的“余”，亦用作“人生”、“生活”等意思。正是出于以羊为祖的考虑，人们又称祖先所居之地为“余逊吾托氐”，直译为“羊（祖先）所居住的吾托氐”，并相信每个人死后都必将返回那里。如果未曾有过以羊为图腾的时代，就不可能以羊称祖，称人生与生活的习惯。与羌族至今仍披羊皮褂的情况相似，纳西族亦有披羊皮之俗。最具特色的是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三坝村一带的纳西族妇女披整张白羊皮，宁蒗县永宁一带纳西族摩梭人妇女披整张黑皮，而丽江纳西族妇女则披一张经过加工剪裁、上缀日月七星的黑色绵羊皮。它使羌字所表示的人羊同体得到了生动的再现。

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国家，但作为对农业的有效补充，畜牧业自古至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由56个成员组成的民族大家庭中，除属南岛语系、南亚语系民族及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部分汉藏语系各民族之外，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印欧语系民族及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都曾经或至今经营畜牧业，构成了农牧互动、农牧互依的经济结构及其丰富的文化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羌人始于5000多年前的畜牧生产及其文化创造，也就没有我国畜牧生产及畜牧文化的辉煌。

不唯畜牧，古羌人在中国本土首创文字，具有奠基文明社会之功。我们知道，我国的文字种类繁多，但只有汉文及彝文、东巴文产生于中国本土，而其他文字或是汉文、彝文、东巴文之衍生物，或是外来文字本身及其变体。而彝文之主人彝族、东巴文之创造者纳西族都是古羌人的后裔，与羌族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究其本源，汉字之始源与古羌人相关也未可知。这是因为古羌人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开创者之一，而夏王朝的建立是中华文明的最早起点。文明民族与文化民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否拥有文字、国家、城市，以及发达的冶金技术。虽然我们至今尚未发现比殷墟中所发掘的甲骨文字更古老的文字体系，但包括古羌人在内的夏人既然有能力建立国家政权，并直至桀之际才被殷人所推翻改建商王朝，那么包括羌人在内的夏人当有文字已不容置疑。甲骨文已经是形、音、义固定的成熟的文字体系。按文字发展史推论，在它之前还应该有一个漫长的图画文字阶段。这种图画文字的特点之一便是形、音、义都尚不固定。当然，在奴隶制社会，尤其是早期奴隶制社会，掌握这种文字的人必然是巫师兼政治首领的贵胄。

有趣的是，古羌人长期被分作白羌、黑羌两大部分。白羌之后裔至今供白石、信白神、穿白羊披褂、穿白麻布衣裤，唯白色至上；而黑羌之后裔则至今自号为“黑族”，凡语言、服饰、信仰等处处尚黑。至今拥有彝文、纳西文的彝族、纳西族即属黑羌之后。这是否表明在古羌人的黑白二元结构中黑羌处于上位，属于统治者，而白羌则处于下位，处于被统治地位？与古时羌分黑白相对应，现今彝族在总体上统称黑族的前提下其内部又分黑、白两个阶层：黑彝为统治者，自视血统最纯、地位最高；白彝为被统治者，被视为血统混杂、地位最低。所谓血统混杂，指的是白彝为被黑彝所同化的外民族成员或是战争中捕获的俘虏等。无疑，彝文的把持者仅限于黑彝阶层及其巫师毕摩。东巴经《黑白战争》等也明确记载纳西族在古代也是巫酋合一，而巫师东巴一直是东巴文的掌控者。

关于古羌人与夏王朝的关系，史称夏禹“兴于羌”、生在“石纽”。重要的是，以禹所领羌人为主体建立的夏王朝也崇尚黑色，并对后世影响深远：在立体的宇宙结构中，居于上位的天体被赋予黑色称“玄天”；在四方空间中，将最受重视的北方尊为黑方，并配置以黑帝、黑神、玄龟；将祭祀所用之庙堂称之为“玄堂”、祭祀所用之牺牲取以黑羊并称之为夏（黑）羊；将神秘称之为“玄秘”；将深奥思辨称为“玄想”；将巫觋所着黑服称为“玄裳”。总之，在夏人的色彩世界中，黑色最尊、最贵。这不能不令我们进一步推断夏王朝的统治者禹实乃兴于黑羌而非白羌，并且这部分黑羌极有可能创造并掌握有作为甲骨文之前身的图画文字符号。只是由于年代久远，以及书写工具、记录载体毁损、文字本身演进等原因而致这一图画文字符号未能保存至今，历史留给后人的已经只是它的演化结果——甲骨文而已。随着夏王朝的崩溃，黑羌势力遭受灭顶之灾。除遍布中原者已经同化于汉族先民中，一部分黑羌仍在商周时期固守西北草原，凭借游牧方式生存下来并将图画文字薪火相传。直至战国末期，他们才随着强大的封建国家秦帝国对西部用兵而纷纷南下，分裂成现今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民族的祖先。其中，彝族先民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势力最强，一度居西南夷之最。

以上就是为何仅有汉文、彝文、东巴文才起源于中国本土、而且它们三者都是表义文字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三种同源文字在后来异流发展，产生了三种不同的结果：汉字因在夏商之交即已完成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的飞跃并被镌刻于骨甲、金石之上而传承、演进至今，先后经历了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各个阶段，其造字手段也从原始的图画不断抽象化，朝着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方面拓展，导致其字数不断扩充、记录功能日益详备、所载信息愈发丰富；就彝文而言，由于彝族人数较多、且在唐代建立过奴隶制国家南诏，其社会整合程度虽低于汉族但高于同语支的纳西族，故而彝文亦相应自我演进，先从图画文字转变为象形文字——老彝文，到晚近复进一步转变成了音节文字——新彝文；纳西族古称摩挲、麽些、磨些、麽西等，从未建立过国家级政权，长期周旋于彝、白、藏、汉等政治与文化集团之间，并深受这些民族的压倒性影响。由于这些周边民族各自拥有文字及其丰富的文献遗存，加之内部支派林立、长期缺乏统一的政体，纳西族一直缺少本民族文字演进的内动力及政治需要，又迫于受周边民族的政治、文化制约，导致古老的东巴文字虽然开始了从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但终究速度缓慢、程度很低。于是，纳西族社会对文字的需求常常采取了直接借用其他民族文字体系，而不是改革提升本方文字的方式。当半图画、半象形的东巴文字不再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活、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直接借用外族文字既不能满足全部需要又有伤民族自尊心的情况下，纳西族也曾作过模仿彝族新造音节文字——哥巴文的努力，但毕竟成效甚微，故而被称作图画与象形相混合的文字形态——东巴文依然是巫师东巴用来记录神话及宗教经典的文字体系，至今甚至已经成为半死的遗产。

在民族认同上，我们常称自己为“华夏民族”或是“炎黄子孙”，即前者把华族与夏族视为现今中华民族的祖先，后者把炎帝族与黄帝族当成我们共同的祖先。这里，夏族指的是建立了夏王朝的主体民族之一羌人，炎帝族指的是神农氏所属之姜人，而姜人实际上就是行母系制之另一部分羌人。我以为，夏朝之始君大禹“兴于羌”之说，既可以理解为生于羌人，也可认为生于羌地，或是视为藉姜人之力而王天下。但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禹为羌人、生于羌地、率羌人而得天下。其所生地“石纽”尚有种种争议，有的称在云南丽江石鼓，有的称在四川汶川县，有的称在重庆刳儿坪。无论如何，这些地方在远古时期都同为西羌所居之地。至于河南登封与禹州、陕西富平、安徽怀远、湖北荆山、浙江会稽等地多存与禹相关之地名、习俗、遗物、遗迹，当是禹定九州之后奔走八方治理洪水、安邦定国所留下的历史记忆。

其实，在大禹之前的中华文化英雄中就已经有伏羲、神农与羌（姜）人关系密切。伏羲位列三皇，又被尊为五帝中的东帝、青帝。他与羌的关系一直存在于各种传说之中，尤其是伏羲之“羲”为从“羊”、从“戈”、从“秀”这一结构中。这里的“羊”表示其种属，正与“羌”、“姜”字皆以“羊”为字首相同；“戈”则表示该种族属的文化特征，即英勇善战、执戈逞强；“秀”所注者为“羲”之音。关于羌人尚武之特性一直持续不断，商周时又称“羌”人为“羌戎”、后来称东迁至齐鲁之羌人为“东夷”、称西南迁至云贵川之羌人为“西南夷”：戎者，兵之谓也；夷者，持大弓之人也。与之相对应，我国北方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普遍拥有英雄史诗，南方汉藏语系苗瑶、侗台等语族各民族仅拥有创世史诗，而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则是个例外，地跨西部西南部而分布，藏语及羌语支民族、彝语支民族都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同时还拥有大量的英雄史诗。其中，尤以藏族的《格萨尔》，羌族的《戈基大战》，纳西族的《黑白战争》、《哈斯战争》最为著名。如果没有产生过英雄时代、英雄壮举、英雄人物，没有英勇善战的民族性格，这是匪夷所思的。而藏缅语族各民族的英雄主义原点正存在于古羌人的血液中，体现于伏羲之名字中。

伏羲又称太昊、太嗥、大嗥、宓牺、庖牺、炮牺。“昊”与“嗥”，因其主日出之地、居东方所致；“牺”则与其后来融合于中原农耕民族中不再畜羊，而是改以牛耕有关。随着转变成农耕民族，并以牛为图腾，其后代子孙将“羲”字写作“牺”也就顺理成章，并出现了伏羲以人首牛身、人首虎身、人首蛇身几种形象并存的情况。但是，从羲字之造字特点看，伏羲最早的形象应该是人首羊身或是羊首人身。

对于包括羌人在内的中华民族而言，伏羲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是继盘古开天地之后最早出现的人祖。他与女娲相匹配繁衍人类。二是他及其种属先以羊为图腾，后以虎、牛、龙为图腾，折射出部分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从畜牧而农耕的进化史。三是他始开姓氏文化之始，使社会作大规模的组织成为可能。四是他“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成为易文化的鼻祖。易文化是集哲学、天文、数学、美学、物理等于一体的中国文化总根。五是他“师蜘蛛而结网”，教人们捕鱼逮鸟，以丰富生产生活。六是他“制嫁娶，以俪皮为衣”，颁定了婚姻制度。七是他“作瑟，造《驾辨》之曲”，开启了丝竹音乐之山林。八是他“取牺牲以充庖厨”，报道了美食文化之先声。伏羲对中华文化如此重要，因而他与女娲之墓、庙等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古羌人活动区域。如，甘肃省天水被称为伏羲诞生之地，河南周口建有太昊庙并筑有太昊陵，“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娲庙。……华陕界黄河中有小洲岛……上有女娲庙”^[1]，河南省济源市有女娲山，河北省内丘市有女娲庙。

神农氏，又称炎帝、赤帝、烈山氏。他虽然不像大禹那样基本信实，但自古便称是姜人，亦即最早融入农耕民族并行母系制的羌人。这从清人马啸引《周书》所作记述中可见一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神农氏与农业相关，他曾兴修水利：“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2]。神农之贡献还在于“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首创法律及历法，将伏羲所创八卦演绎为六十卦教化天下，首开集市、贸易，削桐为琴、练织为弦。据《淮南子·时则训》记载，神农所辖地域为“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项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所司者万二千里”。其地当约现今我国中南、西南、东南之广大地区。

夏朝灭亡之后，仍然据守西北部或退回西北部的羌人，无论是黑羌还是白羌，都继续创造着他们的历史文化并绵延至今。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作为羌人后裔的藏缅语族各民族都对国家的统一、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东汉时期曾有冉、先零、烧当、卑浦、卑禾、婼、白马、白狼、参狼、牦牛、钟、越巂等羌系部族分布于西部及西南部地区。其中，以唐鼓为首领的白狼部落曾做诗三章《白狼歌》遣使洛阳，臣服朝廷。魏晋之际，宕昌、烧当、邓至、党项等羌部族雄起黄湟流域，均有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其中的烧当还曾建立过秦国。唐代，作为藏族直接祖先之一的发羌在青藏高原创造了灿烂的吐蕃文明；分别作为彝族、白族直接祖先的乌蛮、白蛮则于云贵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南诏帝国，其中乌蛮是秦汉时越巂羌之后裔，白蛮是南下羌人与土著濮人的结合体。到了宋代，尽管喜马拉雅山东麓复归平静，但苍洱之间却有白蛮国家大理国崛起。只有当蒙古军队的铁蹄踏破重重关山，建立强大的元帝国之后，我国境内的羌人各部族才逐渐完成了政治一体化的进程。明清之际，这些族群所居地区先后完成改土归流，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的不断强化，羌族及同属古羌人后裔的藏缅语族各民族最终有机融合进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基本格局之中。到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中国共产党推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彻底推翻了造成民族压迫、民族矛盾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了全新的民族关系，致使羌族及其文化、古羌人后裔及其文化之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造成了欣欣向荣的气象与繁荣发展之大观。

总而言之，古羌人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源头，古羌人也是部分汉民族的祖先，羌族更是对古羌文化最忠实的继承者。古羌文化及包括羌族在内的现今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炎黄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所称的狭义羌文化仅指现今羌族所拥有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和，但广义羌文化却包括了古羌人及其各个族裔从古至今的全部文化。它历时长、分布广、含量大、内容丰，并且与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百越文化、濮文化等关系复杂，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因此，保护羌族文化除具有确保羌族存在发展之意义外，还具有保护中华民族总根、中华文明基因之作用。也正因为与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肇始、中华文化的命运相关，羌文化的命运在2008年5月12日川西北大地震后引发了我国学界、政界乃至普通公民的普遍关注，并达成了紧急抢救羌文化的共识。这种保护主要是对羌族文化的保护，当然也扩及对古羌文化及古羌人后裔各民族文化的保护，甚至是对我国各民族文化的保护。这也就是以冯骥才主席为首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要在强震之后迅速开展抢救保护羌文化的意义所在。

【注释】

[1]（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卷八.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荆州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