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保护诸问题

11.　民间文化保护诸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声势浩大的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热潮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兴起。国家文化部、财政部、中国文联、中宣部和国家民委五家单位已发起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这个保护工程之下，还有一个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两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呼吁、组织、设计项目、实施工作。

目前，大家都在谈保护，但对谁来保护、保护什么、保护的手段是什么、保护的形式有多少以及保护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学术和经济效益不是都非常清楚。而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会产生种种疑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是不是要保护落后？是不是要保护封建迷信？是不是要保护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由于极左思想的长期禁锢，我们对于文化的概念、文化的功能、文化的主体和客体、文化的结构规律特点都产生了严重的模糊认识。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但现在需要从头做许多文化启蒙的工作，必须从头做对这些文化理论的梳理工作。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就曾经是一场历经十年的扫荡文化的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开始正本清源，但主要埋头于经济振兴，始终没有来得及对文化进行清理和重建。好在从十六大起有了一个转机。江泽民同志在他的讲话里明确提出，国家将在今后投入巨大的力量来扶持优秀的民间文艺以及国家级文化工程。据说，仅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就要拨十几亿的资金。除国家投入外，社会投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实施的抢救工程就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如，辽宁省双龙洞风景区这两天提出要捐献一个价值18万元、用2万多个核桃做成的宝瓶，来赞助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宜兴的紫砂壶大师李昌鸿也提出要把价值100万元的紫砂壶捐献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支持抢救工程。在河南，建业集团老总决定拿出2.4亿元，以保护抢救河南省的民居、民间建筑群落。在国际上，日本友人橱口直人先生与浅见沉先生要把他们所收藏的1000多件中国木版年画全部回赠中国。6月27日（2004年），我们将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受赠仪式。这是一种文化主权回归!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党和国家的支持，没有国力的强大，这种回归是不可能的。民间文化抢救工程所受到的国家的重视、民众的参与、特别是民间艺术家自己的自救让我深受感动。这种支持使我感到我们是在做一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工程。我们保护满族文化、朝鲜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已经不止于对这些民族的贡献，而是成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对全人类的贡献。

下面，开始谈民间文化的保护问题。它将涉及保护形式、保护手段、保护主体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民间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大约包括了民俗、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三大块。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学科叫民间文化学。民间文化是一种比较笼统的、与上层文化相对的基层文化。对它的保护分静态、动态两种形式：

第一种保护——静态保护。我们要保护民间文化，并不是说要让生活原地踏步，让我们的民族、让我们的国家拒绝现代化、永远停留在传统社会。不是这个意思!静态的保护指的是我们要利用大量的技术手段，将文字的、声音的、线条的、实物的、姿态的民间文化资料记录在我们的照片里面、磁带里面、光盘里面、博物馆里面、图书馆里面、信息库里面。文化既是一个社会过程，也是一个自然过程。它也有生有死，生与死都不可避免。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它仍处活态之际就记录下它的存在情况，即使它在今后死去，我们亦能拥有这一遗产，并认识、利用、开发这一资源，使之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学术效益与经济效益。成功的静态保护，不仅可以保护一种学术资源，还可以保护一种尊严、一种文化情怀、一种文化根脉。静态保护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几百年来、几千年来、甚至上万年来我们民族的文化怎样走来，了解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所住的房子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在演进。静态保护就像一个人从生下来直到死去的连续照相。照片将留下人生各阶段的影子，但人的生命运动却继续前进。一旦记下生命全过程，人生不再是一个无记忆的状态。

第二种保护——动态保护。动态保护就是让民间文化资源继续传承并发生作用。民间文化的生命力、传承力受几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我们的生活在选择文化，二是我的文化在适应生活。生活在突飞猛进地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能完全无视传统，不能与民间文化传统完全断绝。它需要文化，因此它选择文化。如现在农村城镇化很快，并有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导致农民的很多习俗不断进入城市，但农村与农民的文化在城市的存在主要由城市来选择。大家都知道，最近十几年来人们不断在讨论春节禁放鞭炮的问题。据说，在一度禁放之后，到2004年，已有47个城市开禁，长春也属于开禁之列。钟敬文先生多次接受记者采访，甚至在去世前还在病床上说希望北京恢复放鞭炮。不过，在我看来，当北京的现代城市改造完成后，放鞭炮这样一种民俗也要经受北京城的现代性的选择。过去，我们一直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的居住密度不大，村落和村落之间、一家一户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到了春节，为唤起群体的力量，人们便通过放鞭炮使村与村、家与家连成一片，轰天震地，形成一种节日团圆、热烈、欢乐、吉祥的气氛，造成一种辞旧迎新的喜庆景象。但是，我们今天的城市已经变为叠罗汉式的高层居住，三十层四十层地居住。过去，鞭炮生产技术有限，体量很小，最早是爆竹，后来是小鞭炮，都没有那么大的爆炸力。而我们今天的鞭炮生产技术极高，越做越大，爆炸力越来越厉害。于是，鞭炮的存在的确威胁到了人身安全与公共卫生。我们不能否认鞭炮给我们的环境、消防等等带来了诸多影响。无论禁放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都表明现实生活在选择我们的民俗。其结果，有的文化能活下去、有的文化就活不下去，有的文化在有的地区能活下去、在有的地区就活不下去。前两年，北京街头盛行扭秧歌，全城都扭，老头敲锣打鼓，老太太全花里胡哨地扭，扭得任何社区都不得安宁。最后，居民提出抗议，政府设法干预。这也是生活在选择传统的文化。最后，选择的结果是仍然允许你扭秧歌，但不准敲锣打鼓，代之以录音伴乐、轻歌曼舞，使之与现代城市和谐相处，将本来热热闹闹的扭秧歌改造成为一种休闲方式。不适应今天生活的民间文化是必然被历史淘汰的，用不着惊慌失措。关键在于在它出局前就做好静态保护。

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具有适应生活的本能。目前，中国文化处在转型时期，转型中的文化适应更为重要。我们过去的文明属于稳定的农业文明。五千年来，虽不断有异族统治、列强入侵、朝代更迭，今天刘家天下，明天朱家王朝，但无论哪个民族主宰中原，无论哪个王朝代替了另一个王朝，我们的文明的本质并没有变。在这个农业文明系统里，我们在思维上重形象，在人际关系上重情义，在文化气质上重趣味，在文化审美上重含蓄，在文化传承上重稳定，在哲学上讲究天人合一，我们注重和谐和平、注重全体力量的整合、注重收敛个性与张扬团体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我们的文化的主要产生和存在空间在乡村。而今天，我们正在转入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我们的文化的主要存在空间、主要创造地正在变成城市，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正在变成市民，文化的稳定传承正在变化迅疾的吸收与创新，群体的和谐正在变为个性的张扬，思维方式正在从以形象思维为主向逻辑思维为主转移，闲适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高速度与数字化的生活所代替。现在是充满竞争的时代，讲求的不再主要是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

在巨大的社会转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因能适时转型而将继续为人们所用，而相当一部分则因不能适应而不复存在。包括萨满教、东巴教，有的人想挽救甚至复兴它们、不让其灭亡，这是不可能的!萨满教、东巴教的产生、存在和衰亡是与满族、纳西族的古老生活相适应的。低下的生产力、简单的社会分工、信仰万物有灵与图腾崇拜、巫术崇拜等是其物质、精神与社会存在的基础。今天，满族文化、纳西族文化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人企图让萨满教、东巴教发展、繁荣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一旦保护了萨满文化与东巴文化它们就会蔓延。正因为我们无力对萨满教、东巴教作动态保护，加上它们自己不能适应现代的生产力、思维力而存在、发展，我们对它们的静态保护步伐才必须加快。我们应该怀着对历史、对民族民间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消失之前就将它们作为我们的精神基因、情感基因、文化符号加以全息保护。人类的野蛮性和文明性的区别正在于怎么对待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是一种野蛮的行为，而尊重自己、尊重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是一种文明的标志。我们对民间文化作静态与动态的保护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以及极大的政治、产业、艺术、文化意义。分清了保护的两种形态及其性质，我们对保护民间文化的很多担心与恐惧就变得没有必要，甚至就会从过去的指手画脚、站在保护的对立面变成积极的参与者。

下面，讲一讲保护的手段问题。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包括对所有传统文化的保护，大约有那么六种手段：

第一种叫国际保护。目前，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已经不只是中国的课题，而是变成了全人类的课题。西方世界经受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比我们要早得多，所以他们思考这个问题也比我们早得多，并产生了相关的理论、方法及有关的国际组织、国际公约，也有相关的保护技术、基金。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保护纳入到国际保护体系里去。同时，由于我们是在为人类承担责任、保护遗产，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保护理念、方法、经验、技术、资金、人力也应该参与到我们的保护工作中。在引进国际资金方面，丽江东巴经的翻译与保存就做得很好。目前，他们正在求得联合国的支持，将100卷东巴经总集翻译成7种文字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另外，贵州也从挪威政府那边得到了一笔巨资，建立起了苗族、侗族、布依族村落保护区。现在，国际上的这种资金比较多，比如日本就有“国际交流基金”，美国就有福特基金。中央美术学院乔晓光先生主持的剪纸申报遗产项目就曾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18万美元赞助。

在国际保护中，申报各种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据我了解，现在吉林好像正在申报“高句丽”遗产，在不久于苏州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将获得通过。在丽江，已经成功申报的遗产有三个，即三江并流区自然遗产、丽江古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东巴经典世界记忆遗产。目前，纳西族摩梭人的母系文化、丽江古乐又在申报之中。如果顺利，一个小小的纳西族就将有五个世界遗产。

申报世界遗产的意义何在？这种申报及其成功带来的文化自觉、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对整个民族的振兴与民族自豪感的意义都是无以计算的。我想，萨满文化完全有资格去申报遗产，以求得国际性的保护、获得国际性的地位。当然，世界遗产的申报一定要走对路，先弄清世界遗产有多少种。据我所知，世界遗产共有六种：第一种是自然遗产，第二种是历史文化遗产，第三种是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第四种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五种是记忆遗产，第六种是文化景观遗产。在了解有多少种遗产之后，还要弄清申报这些遗产的渠道。否则，将会烧香拜错庙门，花了冤枉钱，还要费时间费精力，而世界性的遗产申报又是那样地激烈。仅就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而言，联合国每两年仅给中国一个名额，目前申报成功的也只有昆曲与古琴。这六种遗产在我国由不同的部门管理、推荐，自然遗产由地质部负责受理，历史文化遗产由建设部主持，口头与非物文化质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由文化部下属的艺术研究院去做，记忆遗产由国家档案局管。一般的步骤是：先由申报主体向本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关厅局申请，再由这些厅局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经国家有关部门审定后通过国家遗产委员会报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遗产有多种方法，有的是单独申报，有的是联合申报，有的是支持申报（即参与支持别人申报）。前一种指对本民族、本地区具有唯一性的遗产进行申报，后两种指对若干民族与地区共有的遗产进行申报。我们国家有34个民族跨国而居，有10余个民族在境外建立有国家，如朝鲜族就有两个国家，即北朝鲜、韩国。我们申报京剧谁也抢不走，申报昆曲谁也拿不走。但是，有些文化是共同拥有的，可以联合申报，或以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为主作支持申报。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意识，只走单独申报一条路。前两天，当得知韩国江陵市申报端午为遗产后，我们就急，认为韩国人要夺走我们传承了两千多年的节日。可是，在韩国申报之前我们就没这个意识。好了，现在人家要做成了，就觉葡萄酸了。对这样一种共有的文化遗产，我们完全可以协商和韩国一起共同去申报。端午节的源在我们这儿，流在他们那儿，我们的源和他们的流加在一起就是一条完整的河流!中国在几千年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核心，它的文明流往越南、朝鲜、日本是很自然的事。反过来，我们中国也受到不少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元节是咱们自己的节日吗？不是。它叫盂兰盆节，是佛教节日，是从印度过来的。在我们周边的国家享受我们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在享受别人的文明成果。

国际保护的另一种方式是要积极去参加各种国际组织、遵守各种国际公约。我们不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自己将自己边缘化。比如，国际上有一个《教科文组织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家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章程》是1979年定的，它规定可以索回150年内被非法掠夺的文物。也就是说，按此规定，只要加入了这个委员会并遵守这一章程，我们就可以将八国联军进京以来所有被劫掠去的文物一一索回。我们现在只关心麋鹿的回归是不够的，必须加大对文化回归的关心。

第二种叫国家保护。国家在代表人民的生命利益、物质利益的时候，也代表人民的文化利益。由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国家不仅代表主体民族的文化，还代表少数民族的文化。宪法规定：我国境内的各民族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经济上完全平等，在文化上也完全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扶持弱小民族，中国共产党做得最成功，这是举世公认的。比如，在文化上，我们在解放以后做了很多工作，如创制各民族文字、进行各民族社会调查、编写各民族的民俗志及民族志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又在加大国家对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支持保护力度。不过，由于民族民间文化常常和宗教连在一起，我们有时不敢理直气壮地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比如，对待萨满文化，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就是说它是封建迷信，“一劳永逸”地将它打入冷宫。其实，它不是封建迷信，它比封建迷信的层次还低。它是原始社会向、氏族社会、氏族联盟、奴隶制社会过渡时产生的人类文明的第一朵鲜花。具有封建色彩的家祭、宫廷祭等是后来才附着上去的。在萨满文化里，蕴含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基因。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穿着西装、戴着领带、坐着汽车就认为自己和猴子无关、和动物无关、和原始社会无关。我们不能太高傲了，人类的文明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利用好史前文化的任何资源，都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很多文化之谜，并丰富我们今天的生活。民族民间文化完全有望为各民族精神文化的重建，为解明各民族、尤其是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文化作出贡献。越是原初，越能解释复杂。

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主要保存于东巴教中。因东巴文化中的东巴文字过去被贬称牛头马面，我们便先学藏文、后来全面学汉文，不断贬低本民族固有的语言和文字，恨不得变为藏人、汉人，现在则恨不得变为洋人。然而，从人类文字发展史的角度讲，其第一个阶段是图画文字、第二个阶段是象形文字、第三个阶段是表意文字、第四个阶段是表音文字、第五个阶段才是拼音文字。属于第二个阶段的东巴文字虽一直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产物，但就是这种长期被看作“落后”、“愚昧”的东西目前在最前卫的思想、高科技与市场的包装之下，正在化腐朽为神奇。

我有一个叫浅叶克己的朋友，是日本造型协会的会长。他7次来中国寻找造型资源，最后才注目于东巴文。浅叶克己回到日本后，致力于开发东巴文字产业，目前已形成气候。有一个叫水野拓昌的记者在日本的《产经新闻》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今天在日本利用东巴文做生意的公司多达6700家。第一类商家做电脑游戏。我们老说东巴文字还活着，指的是有人还在使用。人家不，还活着指的是能让东巴文字中的虎字奔跑喊叫、木字摇曳、人字走路。第二类商家专门开发东巴文服饰。浅叶克己上一次来北京访问，给了我一摞衣服，全部是东巴文装饰的。一般是每件T恤上印有一个东巴文，其下写有极具广告性的英语、日语短句，以吸引人购买这种服装。第三类商家专门用东巴文字来装饰房屋。日本人用东巴文组合人的、植物的、动物的各种图案装修房子，使之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空间。第四类商家专门搞包装。这些年，中国的包装已经相当不错了，但仍缺少原创，许多艺术符号老生常谈。日本的造型设计家将东巴文字也作为一种资源用来为包装服务，使之具有吸引力、新鲜感。第五类商家用东巴文创制世界文字。过去封闭，我们懂本民族语、最多再懂几种语言就行了。现在开放，一个人的一生可能要走几十个上百个国家，但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懂几十种上百种语言。那么，怎么解决在几十个、上百个国家生活的交际交流问题？在日本，人们开始关注东巴文的图像性，以此创制世界文字。据马学良先生讲，我国也有一位北大数学博士作过此类尝试。其中，百分之七十四的字源取自东巴文字，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新造符号。当然，这不是说以它取代英、法、德、俄、汉文字，而是说让它作其他文字的辅助性、短暂性、满足简单生活与交际的手段。第六类商家是搞东巴文动画片。我们国家为了建立自己的卡通语言可费了神了。因为我们的卡通市场一度被美、日、英占领，每年几十个亿元地流失。咱们着急，就建立了多个中心，拨了数千万元开发自己的卡通，一会儿在剪纸里面找卡通语言，一会儿在水墨画中找卡通语言。现在狼来了，一些日本人开始在东巴文上下功夫，开发新的卡通语言。这对我们是多大的讽刺!

说到底，文化有一个观念、眼光的问题。我们的古老的文化资源不能很好地为我所用、为今天所用，是因为你没有这个眼光，你没有这个能力，而并不是它没有价值。冯骥才说得好：“文化就是眼光”!齐白石的画对我有什么用？我不懂画，除有文物的意义，没有大用。但是，在懂画的人眼睛里面，齐白石和张大千的画价值就不一样，一幅画二百万三百万也投也掏。文化就是玩儿，就是一种个人对它的理解、对它的审美。我们现在由于自己的审美能力太差、自己的文化认知能力太差，就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这个封建迷信，去他的!那个愚昧无知，去他的!”事实上，最简单最愚昧无知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文化本身!可怕啊，我们自己的简单把整个世界都简单化了。简单化的结果是家庭破裂、道德沦丧、唯利是图。我们如果再复杂一点，多有几种知识、智慧、方法，我们就会有更好地处理夫妻关系、利益关系、社会关系的可能。我们是这么简单的民族吗？五千年来，什么危难我们都经受了，什么复杂我们都解决了，我们一直是高举着智慧的火炬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的。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粗鲁？就是因为继承得太少、懂得太少，离我们的文化的根太远了。不仅离我们的根远，对外国的情况也了解不多、所知甚少，仅限于报纸、电台、电视给你的那一小点有限知识。一切都轻飘飘，那么家庭、个人、整个国家和民族不就都轻飘飘的了吗？无根就是无望。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来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它们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

在国家保护里，最重要的是法律的保护。我们现在也在作个人的、民族的和群体的很多保护。但我们很多时候不受法律的保护、不符合法律的规范，因为一直没有有关法律!现在好了，文化部用12年的时间制定了一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本来，今年2月份就要上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份公布。这个法律草案出来后曾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还有很多不足，但有比没有好，早有比晚有好，可以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修改。宪法都可以修改，定了一个保护法就不可以修改？结果，我们有一些吃这碗饭的学者给文化部写了一封信，说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保护宗教迷信有关，迫使最高层推延了审订及公布。目前，我们有文物保护法、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就缺民间文化保护法。国家必须制定有关法律，有法才能合理合法地保护，无法的保护是无法无天的保护。在法制社会，一切都要纳入到法律的程序里面去，民间文化保护也不能例外。保护和被保护都合法是国家所要做的工作。

除了法律保护，政策保护也必不可少。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法制建设时期，过去，主要是用政策代替法律。这些政策大都针对一个时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而制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文化保护方面，即使今后完全进入法制社会，我们的政策也是绝不可少的。在民间文化保护法出台前，更要依赖政策并继续发挥其优势。我们渴望党和国家制定更多的有关政策作为法律的补充。只有将政策和法规配合起来进行保护，民间文化保护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国家保护要体现在建立大量的文化保护设施、机构、团体、组织，以及进行文化投入、培养文化人才、实施有关文化工程上。国家还困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利益里边有人民的文化利益。所以，国家再困难也应该有文化投入，来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各种保障。我们的一个政策、一个法律、一个设施、一个工程能够解决很多文化问题。有些干部认为，目前最困难的是经济，等有了钱再保护文化吧!这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对，贫困要求人们首先解决物质问题。但这话也不全对，我们的贫困是双重的，不能只看见物质的贫困，看不见精神的贫困，需要同时解决文化问题。如果短视，如果缺少人文关怀，等你有了一定的资金再来保护文化的时候，文化早已消失殆尽!即使物质遗产还保存着，绝大部分的非物质遗产将稍纵即逝。一个萨满走了，就是一个博物馆倒了。一个民间艺人走了，就是一个艺术品种死了。最明智的办法是在从事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也把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把民间文化的保护推向前进。只有这样，你才能综合发展、协调发展，并在你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后可以根据原有的文化素材衍生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我经常说，我们是荣幸的一代。在我们之前，民间文化太丰富了，所以上一代人不善于把自己从传统的民间文化里面脱离出来，将它作为一种对象来认识它。见惯不怪，习以为常，认为这也不是文化，那也不是文化。我曾遇到一位苗族学者，他说：“老白，你们纳西族好办，有古乐，有古城。而我们的文化太简单了，我们苗族做什么？”我说，问题不在于苗族有没有古乐、古城，而在于有没有将自己对象化、认识自己文化特点及其价值的能力。你苗族的服饰我们就没有，你苗族的石牌就不是文化吗？不仅这位苗族学者，我们国人在全方位地引进国外文化的过程中往往不把自己的文化当文化看。这太可悲了!结果，我们不当回事儿的“花木兰”在美国叫响了，我们的《西游记》在日本又是连环画，又是电影、卡通，让日本人赚足了钱。

前天晚上，中央电视台12频道采访我，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民族民间文化意识是怎么唤醒的？我说有两个唤醒，在丽江时，我把自己当成汉人，在电影里出现穿少数民族服饰的就觉得怪，就笑。到了中央民族学院上学后，才知道我就是被我笑过的那种人!我也是少数民族!我看到今天白族同学过三月街、明天蒙古族同学过那达慕、后天傣族同学过泼水节，我开始想纳西族有什么节？我开始考虑东巴文是不是文化？丽江古乐是不是文化？丽江古城是不是文化？我开始想，别人没有而我们有的东西一定是纳西族的文化。那怎么办？咱们就认识它吧、研究它吧!于是，一种意识被唤醒，但当时被唤醒的仅仅是56个民族里面的纳西文化意识。后来，我被国家送去日本留学，我的中国民间文化意识终于被唤醒！我学日本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几乎走遍全日本，见人家日本几乎每个村都有村史、民俗志，每个大一点的村及町、市、县几乎都有自己的民俗博物馆和民俗资料馆。博物馆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叫活态博物馆，有的叫体验博物馆，有的是纯文物博物馆，有的是个人博物馆，有的是国家博物馆。那么小的一个国家，还有一座国立历史民俗学博物馆。我们老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但在民俗学方面、保护民间文化方面，我们的优势一直得不到体现。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但人家建了一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全世界上千个民族的文物都搜罗于其中。我们有56个民族，但至今没有一座国家级的民族博物馆。这都刺激你，让你睡不好，坐不住。

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太悠久、太丰富，决非日本可比!我们纵向一拉开是五千年，横向一摊开是56个民族，需要多少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献身!我深深地知道，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是一件实践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先进文化当中处理好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关系的基础工作。我坚信，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可能为所欲为地杜撰出来。它需要营养、需要元素、需要基因。而这些营养、元素与基因难道不也存在于包括萨满文化和东巴文化在内的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里边的吗？

第三种叫民间保护。民间文化主要存在于民间，因此民间保护比任何保护都更重要、更实际、更普遍、更传统，但它更需要从自然转变为自觉。民间保护可以分生产保护、生活保护、生命保护几种。

先谈生产保护。我国是农业大国，汉族主要是农耕民族，她的民间文化大都与农业、农民、农村联系在一起，并以它们为基础、反映它们，反过来为它们服务。农业生产模式一转变，建筑在其基础之上的农耕文明也将随之转变。它可能转无，也可能转劣或者转优。除了汉族之外，我们许多少数民族分别拥有狩猎文化、游牧文化、渔捞文化。这些文化是狩猎、游牧、渔捞生产的产物。因此，要保护它们，首先应该进行生产模式本身的有选择性的保护。

再谈生活保护。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信仰生活、文艺生活、经济生活、婚姻生活等等。我们的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无不潜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细部。只有在与世界、在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中保持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才有生命力。我们要保护住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以确保民间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力。

最后谈一谈生命保护。我们经常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见黄河心不死”；“不养儿女不知父母恩”。可见，中国文化是一种生命体验的文化。你不进入那个生命阶段，你就不能进入那个文化状态。文化不只是学到的，而且是体验的结果。无数个个体生命的历程也就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历程，随着生命的成长，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史也在不断展开。如，婴儿生下后要先后经历抓周、满月，进入少年后要行割礼、成人礼，进入青年后有谈情说爱、订婚结婚，结婚后有生儿育女，到了人生的特定关口有本命年等信仰，到了晚年要接受贺寿，最后是面对死亡等。可见，我们在用生命来演绎属于民族、属于国家、也属于个人的文化，并保护、传承这种文化。如果我们改变了生命历程的编码方式，改而说别的语言、行其他礼节、全面转换人生礼仪，那我们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还能得到保护与稳定的传承吗？

第四种叫教育保护。我们的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是对的，但不能忽视立足传统、立足民族、立足本土。而且，教育是一个广义性的概念，它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方面。仅就学校教育而言，目前，除了一些大学有民俗学理论教学外，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基本上没有民间文化内容。我们一些作家的文章在初中三年的语文教材中选入三四篇，而我们的四大传说、我们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我们的家庭教育环境也不容乐观，不少人将孩子从幼儿阶段就送入贵族学校，让他不说中国话，改用外国生活方式。目前，北京最时兴的就是送子女出国留学，有的从小学送，有的从中学送，大多数是大学送，越送离中国文化越远。还有农村城市化、家庭核心家庭化后，老人与中年人、青少年分开生活。造成家庭教育与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教育保护是要保护一种尊严感、价值观。就社会教育而言，我们曾盛行拜金主义、个性张扬、享乐主义，凶杀、色情、暴力为内容的媒体传播甚嚣尘上，胡同被推倒，四合院无存，农村急剧解体，口传文艺等迅速被网上游戏等所代替。民间文化教育的环境已被摧残得十分脆弱。如果我们的教育都在否定传统、否定本民族文化、否定本土文化，建了一万个博物馆又有何益？拍了那么多的电视又有谁看？

几千年来，民间文学、民俗、民间艺术一直受欺凌，不登大雅之堂。解放以后，这些民间文化好不容易被国家重视了，但在我们有些干部、有些学者、有些媒体眼中仍然没有它们的地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先生不久前来大陆，说“20世纪中国四大文化工程之一是民间文学。它的成果应体现于教育”。我国的教育体制中为何没有民间文化的位置？这与我们总是把民间文化与封建迷信、落后连在一起有关。要说封建迷信，可能故宫是最典型的代表了。它是明朝的皇宫、清朝的皇宫，可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它？最封建的还有长城，它是第一个封建皇帝修的，修建它是为了对付北方民族，那岂不是对民族团结大为不利？但谁也没有说它不应该被保护。北京的天坛是祭天的，那不是最大的迷信场所又是什么？殷墟是奴隶社会的，半坡文化更是原始社会的。有趣的是，它们都被我们申报了世界遗产。我们的生活能离得开旧时代的一切吗？我们谁都没那么高明，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儿历史的烙印、甚至见不得人的东西。可我们为什么要装得冠冕堂皇？对待民间文化却显得那么盛气凌人？我们要更好地关爱我们的民间文化、弱势文化，尤其是马上就要灭绝的文化。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体制中，我们要加大对优秀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我们在座的大学老师很多，一定要考虑我们的民间文化教育、本土文化教育怎么样在重塑我们民族的人格、灵魂、重建中国人文精神方面大有作为。

第五种叫产业保护。民间文化既是学术资源，也是政治资源、文艺资源、产业资源。说它是学术资源、文艺资源大家都容易懂，说它是政治资源大家也不难理解，但说它是产业资源就不大好接受了。其实，我们的民间文化的确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资源。中国叫China，China是磁器。中国的陶瓷文化源自五千年前的土器制作。从此名可知，国外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而是通过瓷器。陶瓷从古至今都是我国的大产业!另外，我国古代有一条丝绸之路，它是我国丝绸文化及其产业的产物。从种桑、养蚕，一直到缫丝、纺织、印染、制成服饰用品，我国的丝绸文化产业发达得很!我们的民间文化是一种能吃的、能穿的、能代步的、能喝的、能赏心悦目的文化。中国的餐饮文化你不说它伟大它也伟大。去年，我去瑞典访问，看见仅仅斯德哥尔摩就有中国餐厅240多家，走几步就一家。我对马悦然先生与罗多弼先生说：“应该说中国有五大发明，第五大发明就是中国饮食文化。而且，我们的饮食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共享不亚于电子产业。”产业保护是一种消费型的物化保护，让人们寓保护、传承于享受当中，可以让文化变成活生生的、很亲近的具象文化。因此应该欢迎产业界参与到我们的保护队伍里边来。有了民间文化产业，我们就有力量进行自救，也可以为学术保护、教育保护、生产生活生命保护等提供经济力量。

第六种叫学术保护。学术保护的主体是学者。学者可以上知五千年、下知五千年。学术保护是一种理性的保护。它讲规律，它讲特点，它讲科学的方法。我国有悠久的学术保护传统，从甲骨残片开始，我们主要是靠学术保护传承了我们很多文化的。《诗经》是这样，《山海经》、《乐府》、《南北朝民歌》一直到《粤风》等都是靠学者进行保护的。所以，学术的保护要永远放在重中之重，但学者要与生产者、官员、企业家、教育者、媒体传播者团结在一起，筑成我们民间文化保护的长城，彻底改变那种视学者为文化保护唯一主体、视文化机构与文化部门为文化保护唯一依托的观念，改而以学者、学术机构为核心，全民族参与保护我们的优秀民间文化。只有学术范围扩大、学术主体扩大，我们的保护力度才能加大。当然，学术保护的广度与深度都要拓展，不能满足于现状。刻不容缓，现在已经到了全民族、各阶层共同保护我们优秀民间文化的时候了!这绝非危言耸听。有一次，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报告，有个女孩对我说：“白老师，听了你的报告，好像要发生一场世界大战。战火味儿很浓啊!”我说：“我这个不叫战争，美国人倒是把它当作一场战争。他们就说20世纪靠文化战胜了全世界嘛!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是战争，那也只是一场有限的保卫战，而不是进攻战，更不是侵略战争!我讲的只是怎么把中国现有的这些文化资源保护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对别的国家挑战，也不意味着对别的民族输出文化。”

谈到这里，我要讲的民间文化保护主体也就昭然若揭了。他们是学者、官员、教员、普通国民、传媒工作者、法官、文艺工作者、实业家构成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