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寇”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四大寇”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四大寇”

“四大寇”，是孙中山的乡亲、友人对他与在广州和香港学医时的同学好友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的戏称，也是他们的自诩。

◎“四大寇”合照。前排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同学关心焉。

1840~1842年英国发动对中国侵略的“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政府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败，被迫订立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这是英国用武力胁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个包括赔款割地、开放口岸和要求治外法权等内容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后，西方列强纠合在一起，不断对中国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同他们订立了数十个不平等条约。甚至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这样的小国，也趁机来中国割一块肉，分一杯羹。大量的赔款被清政府用各种税捐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对清政府投降卖国和求生存的民间起义、抗暴斗争在秘密发展，此起彼伏。清政府把所有的反对者一概称之为“寇”，严加镇压。孙中山他们以“寇”自称，表达了他们反对清朝腐败统治的决心。(www.guayunfan.com)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读书时，结识了同学郑士良。郑士良是一个侠义豪爽的爱国青年，他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孙中山向他倾诉自己对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的痛恨和进行反清革命的志向，深得郑士良赞同，两人思想十分投契。郑士良与民间的反清秘密会党关系密切，不时和一些绿林好汉一起练拳习武，受他们影响，逐渐产生了反清思想，亦曾受洗加入基督教。郑士良对孙中山说：“一旦你要起事，我可以联络会党众人听你指挥，壮大你的力量，帮助你成事。”在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中，孙中山通过郑士良和会党建立了联系。郑士良积极协助发动会众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使其成为反清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1895年10月，孙中山开创武装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战争事业”，第一战就是“乙未广州起义”，郑士良是重要的推动者、策划者、参与者之一。起义失败后遭清政府通缉，与孙中山一同流亡日本。后又协助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兴中会香港总部”。1900年，组织发动了“惠州三洲田起义”，率领以秘密会党会众为主力的义军与清军鏖战半月，最后虽因弹尽粮绝失败，但起义扩大了反清革命的影响，打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1901年，郑士良被清政府派人秘密毒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深深怀念这位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战士，她曾回忆说：“在学校里，他（孙中山）认识了郑士良，郑热烈赞同孙中山的主张。他们两人开始联络更多的青年参加革命，并不断讨论斗争的策略。”

◎郑士良

这期间，孙中山与好友杨鹤龄重逢于广州。杨鹤龄也是翠亨村人，是孙中山小时的玩伴，这时正在广州算学馆求学。他家境富裕，父亲在香港和澳门开有商铺。他乡遇故人，孙中山和杨鹤龄来往密切。杨鹤龄在算学馆有一位同学好友尤列，也常随杨鹤龄去访问孙中山。尤列出生在广东顺德一个书香门第，喜欢游历，曾去过朝鲜、日本等地，见过明治维新后发展中的日本。孙中山、杨鹤龄和尤列都是热血的爱国青年，经常在一起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当时，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大将冯子材曾率军大败法军，甚至迫使法国费里内阁倒台。但清政府此时非但不乘胜将法国势力赶出印度支那，反而急于与法国议和，签订了《中法新约》，将对印度支那的宗主权让给了法国，并向法国承诺开放中越陆路交通贸易，增开口岸，减免关税等等。由此，印度支那成为法国从南部入侵中国的基地，甚至长驱直入广西、云南，使中国的西南部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清政府的“不败而败”使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悲愤无比，觉得清廷已是无可救药，于是他们鼓吹“勿敬朝廷”。孙中山和杨鹤龄不时回忆起小时候在村外榕树下听太平军老战士讲太平天国农民反清起义的故事，武装反清的思想在萌生滋长。

◎青年时的尤列

一年后，孙中山从广州博济医院转学香港西医书院继续学习。杨鹤龄在算学馆毕业后，到香港帮助父亲打理生意，住在父亲的商铺“杨耀记”。于是，杨耀记和杨鹤龄在澳门的住宅就成了这几位好友经常聚会的地方。后来杨鹤龄将澳门的住宅命名为“杨四寇堂”，以纪念当年与孙中山等几位好友昌言革命的史迹。杨鹤龄后来在香港协助孙中山建立革命组织，宣传反清革命，谋划武装起义以及筹集革命经费方面，尽了很大力量。

◎“杨四寇堂”——澳门水坑尾巷14号今貌

◎陈少白

不久，他们又结识了年龄相仿的陈少白。陈少白是广东新会人，1888年入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读书。1890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成为校友。他的叔父常给他送去有关西方政治、社会的书籍供他阅读，使他对西方的近代民主有所了解并十分向往。他与孙中山的思想十分投契，两人拜盟为兄弟。每于课余或假日，孙中山、杨鹤龄、尤列、陈少白四位好友常来往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日夕所谈，皆是抨击清廷”，探求救国的道理。他们都十分仰慕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孙中山还自命为“洪秀全第二”，希望有朝一日能领导民众揭竿而起，推翻残暴卖国的满清朝廷。他们彼此志趣相同，抱负一致，据说曾立誓“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孙中山西医书院的同班同学关心焉（关景良）曾回忆，有一次在关心焉家，他母亲见孙中山言辞激烈，就问他：“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想做广东制台吗？”孙中山回答说：“不！”又问：“想做钦差吗？”孙中山还是回答：“不！”“那么你想做皇帝吗？”孙中山十分郑重地回答：“都不是！我只想推翻满清政府，还我汉族河山。这事业要比做皇帝高大多了！”

在孙中山领导的反专制、求共和的斗争中，陈少白贡献颇多。他1892年辍学与孙中山一起奔走革命。1895年协助孙中山在香港组织兴中会香港总部，接着筹划广州起义，失败后与孙中山、郑士良逃亡日本，又在日本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897年去台湾设立兴中会分会，组织革命力量。1899年，他奉孙中山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在与已从维新派沦落为保皇派的论战中，全力以赴。1900年在香港策应惠州起义。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1911年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司司长。

由于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等昌言革命，无所忌讳，鼓吹“勿敬朝廷”，时人称他们为“四大寇”。他们的言行，更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甚至有杀头灭族的危险，所以当时不少人都回避他们，可是他们却以“四大寇”自称，以表示反清革命的决心。陆皓东、郑士良路过香港、广州时，也会加入他们叙谈，是他们坚定的同志。孙中山后来这样追述当年的情景：“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尤列）、杨鹤龄三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为‘四大寇’。”孙中山称这时期是他的“革命之言论时代”。

在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四大寇”以及陆皓东、郑士良等，都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和战友，他们在不同的战线上为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