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无为文景开新政的故事

尚无为文景开新政

他们是历史上少有的一对父子，作为帝王，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们信奉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使万民和谐，四方来朝。

而这，也还只是一个伟大盛世的序幕。

文帝入京

孝文帝名为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于公元前196年被刘邦封为代王。诸吕叛乱平定后，大臣们经过慎重考虑，多次商议，决定迎立刘恒为帝。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派人去迎接刘恒。刘恒对于此事拿不定主意，征求左右大臣的意见。张武等人说：“朝廷大臣都是当初高祖时的大将，多谋善诈，如今他们刚刚诛灭诸吕，血染京城，此时派人来迎接大王，我们不可轻信。希望大王假托有病，不要前往。”

不过中尉宋昌却持不同的意见，他说：“当初秦朝政治混乱，豪杰纷起，自以为能得天下者数以万计，然而最终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天下豪杰已经认从天命。刘氏子弟的封地，犬牙交错，互相制约，没有人敢轻易造反。汉兴以后，废除了秦朝的苛虐政令，对百姓施以恩德，人心安定，难以动摇。凭着吕后的威严，吕氏已有三人被立为王，把持朝政，独断专行，然而太尉凭朝廷符节就进入了吕氏把持的北军，只是一声呼唤，将士们便纷纷倒戈，这是天意所授，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现在即使大臣们想要作乱，百姓也不会听他们驱使，他们的党羽难道能够同心一致吗？再说如今京城内有宗族，京城外有强大的诸侯，谁都会惧怕他们。现在高祖的儿子就只有淮南王和大王您了，而大王您又年长，贤圣仁孝闻名天下，所以大臣们是根据天下人的心愿来迎立大王当皇帝的，大王您不必怀疑。”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面对双方的规劝，刘恒不知该听从谁的意见，就又向母后询问这事该怎么办，但他的母亲薄太后也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www.guayunfan.com)。为难之下，刘恒只得拿出龟甲来进行占卜。

龟甲上显现出一条大的横向裂纹，卜辞是：“大的横向裂纹预示着更替，你将当天王，像夏启那样，使父业光大发扬。”

刘恒说：“我本来就是王子，还当什么王？”

占卜的人说：“所谓天王就是天子啊。”

刘恒听后大悟，就派太后的弟弟薄昭前往京城会见绛侯周勃。周勃等人原原本本地向薄昭说明了为什么要迎立刘恒。薄昭回来报告说：“此事如果的确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可怀疑的。”

刘恒于是笑着对宋昌说：“事情果然像你说的那样，那你就跟我一块儿到长安吧。”

他随即让宋昌与自己同车前往长安。张武等六人也乘驿车随刘恒一同前往。但刘恒还是很谨慎，在走到长安附近的高陵时，他停了下来，派宋昌先驱车前去长安观察情况有无变化。

宋昌刚到长安旁边的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就都出来迎接。宋昌返回后把情况报告给刘恒，并对他说：“代王，朝廷大小官员都来迎接了，您就不必怀疑了。”

刘恒随即驱车到了渭桥。群臣都来拜见称臣。太尉周勃上前说：“我希望单独向大王禀报。”

宋昌说：“你要说的如果是公事，就请公开说。如果是私事，大王不受理私事。”

周勃于是跪下向刘恒献上皇帝的玉玺和符节。刘恒辞谢说：“等到我的住所再商议吧。”

刘恒驱车进入官邸，群臣也跟着来了。诸位重臣对刘恒说：“皇子刘弘等人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不应当继位。我们商议认为大王是高祖的长子，最应该当他的继承人。”

刘恒却说：“我没有什么才能，胜任不了皇帝之事。希望你们再考虑合适的人，我不敢当此重任啊！”

群臣听后伏在地上，坚决请求，刘恒谦让了好几次。丞相陈平等人都说：“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请大王来侍奉高祖宗庙最合适。即使让天下诸侯和百姓来考虑，也会这么认为。我们是为宗庙社稷着想，绝不敢轻率疏忽。现在，我们恭敬地向您奉上天子的玉玺和符节，希望大王不要再推辞了。”

刘恒说：“既然宗室、将相、诸王、列侯都认为没有人比我更合适，那我就不敢推辞了。”

于是，刘恒继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

不久，一位大臣向刘恒进言，要求早点立太子。刘恒依然推脱谦让，说：“我德薄才浅，如今我不能广求圣贤之人把天下禅让给他，还要预立太子，这是加重我的无德，还是等一等吧。”

大臣又说：“预立太子，正是为了尊奉宗庙社稷，不忘天下。”

刘恒说：“楚王是我的叔父，阅历丰富，懂得国家大体。吴王是我的兄长，贤惠仁慈，甚爱美德。淮南王是我的弟弟，能守其才德以辅佐我。他们难道还不是预先做的安排吗？诸王、宗室、兄弟和有功的大臣，很多都是才德兼备之人，如果推举有德的人来辅佐我，这也是国家的大幸，人民的福气。现在不推举他们，却要立太子，人们就会认为我忘掉了贤德，而只想着自己的儿子，不是为天下人着想。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应该。”

可是大臣们都坚决请求说：“古代商、周立国，太平安定很多年，天下王朝没有比它们更长久的了，就是因为采取了立太子这个办法。把自己的儿子当成继承人是由来已久的事。高祖平定天下，成为本朝皇帝的太祖；诸王和列侯受封各地，成为他们各自侯国的始祖。子孙继承王位，世代不绝，这是天下通行的法则，高祖设立这种制度就是为了安定人心。现在如果抛开应当立为太子的人，却从诸侯或宗室中另选他人，那就违背高帝的本意了。陛下的儿子启最大，他纯厚仁爱，请立他为太子。”

群臣一再坚持，刘恒这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以民为本

刘恒继位之后，分封了平定诸吕叛乱的功臣，大赦天下。

看到家族连坐法牵连了众多的无辜之人，刘恒想废除这个法令，就对大臣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经被治罪，却还要使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因为他们而被定罪，甚至被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希望和大家商议商议。”

主管官员都说：“百姓不能自治，所以制定法令来禁止他们干坏事。让无罪的亲属连坐，和犯人一起被判罪，就是要使人们心有牵挂，感到犯法一事干系重大。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不要改变为宜。”

刘恒又说：“我听说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罚得当百姓就心服。再说治理百姓引导他们向善，要靠官员的努力。如果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使用不公正的法令来处罚他们，这样反倒是加害于民，会迫使他们去干凶暴的事。怎么可能禁止犯罪的发生呢？这样的法令，我看不出它有哪些适宜之处，请你们再仔细考虑考虑。”

官员们这才说：“陛下给百姓以大恩大惠，功德无量，这不是我们这些臣下所能想得到的。我们遵从诏书，废除逮捕罪犯家属，将其收为奴婢等等各种连坐的法令。”

在汉文帝的主持下，家族连坐的法令被废除。其实汉代的酷刑远不止这个，汉文帝对此很担忧。

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该受刑，朝廷下令将其逮捕，把他押解到长安拘禁起来。太仓令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被捕临行时，对女儿们说：“生孩子不生儿子，遇到紧急情况，就没有用处了！”

他的小女儿缇萦听后非常伤心，就跟随父亲来到长安，向朝廷上书说：“我的父亲当官，齐国的人们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因触犯法律而犯罪，应当接受惩罚。我所哀伤的是，受了死刑的人不能再活过来，受了肉刑的人肢体断了不能再接起来，虽想改过自新，可是身体已经受到无法愈合的伤害。我自愿当官府的奴婢，来抵父亲应该接受的刑罚，使他能够改过自新。”

刘恒听闻，被缇萦的孝心所感动，就说：“我听说在以前有虞氏时期，只给罪犯穿上有特定标志的衣服，以此来羞辱他们。这样，就能起到警戒百姓的作用了。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当时政治清明。可如今法令中的刺面、割鼻、断足并不能断绝犯法出现，过失出在哪儿呢？不就是因为我的道德教化不明显吗？我觉得很惭愧啊。现在的人犯了过错，还没施以教育就加以刑罚，那么有人想改过从善也没有机会了。施用刑罚割断犯人的肢体，刻伤犯人的肌肤，让其终生都长不好，这是让人痛苦而又不道德的事情。作为百姓的父母，这样做，难道合乎天下父母心吗？”

刘恒下令释放了缇萦的父亲，还下令废除了肉刑。

刘恒曾经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用以征求治国方法，招来进谏的人。现在法令中有诽谤朝廷妖言惑众的罪状，这就使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当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引来远方的贤良之士呢？百姓中有人一同诅咒皇帝，约定互相隐瞒，后来又违约相互告发，官吏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如果再有别的不满的话，官吏就认为这是诽谤朝廷。这些实际上只是小民愚昧无知而犯了死罪。我认为官吏的做法很不可取。从今以后，再有犯这类罪的人，一律不加审理不予治罪。”

公元前166年，刘恒又下诏说：“我有幸登上帝位，至今十四年了。以我这样一个既不聪敏又不明智的人治理天下这么久，我深感自愧。从前先王远施恩惠而不求回报，遥祭山川却不为自己祈福，尊敬贤人，抑制自己的亲族，先考虑到老百姓，后想到自己，圣明到了极点。如今我听说掌管祭祀的官员祈祷时，只为我一个人，而不为百姓祝福，我为此感到非常惭愧。我这样的无德之人却独自享受神灵的降福，而百姓却享受不到，这就加重了我的无德。现在，我命令祭祀的官员在祭祀时，要向神献上敬意，不要只为我一个人祈求什么。”

刘恒以宽仁来治理天下，一心为民，百姓因此也都很爱戴他。

刘恒对天下施以德惠，还在很多方面有所作为。为了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他对众臣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应当开辟一块皇帝亲自耕种的田地，我要亲自带头耕作，以供宗庙祭祀用的谷物。”

他又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现在农民辛勤地从事农业生产，却还要缴纳租税，使得务农和经商没有区别，本末不分，我认为应当免除农民的租税。”

从此，租税被免除，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提高，汉朝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当初汉文帝继位时，长安贵族集团庞大，大量地消耗着国家的财富，对皇帝的权力也形成了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刘恒决定采取措施。他说：“我听说古代建立的诸侯国有一千多个。诸侯王们各守封地，按时入朝进贡，百姓不觉劳苦，上下欢欣，没有不遵守道德的事情发生。如今列侯大都住在长安，封地又离得很远，还要靠官吏士卒供应给养，既浪费钱财又辛苦人民，而这些列侯也无法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请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去，而那些在朝廷任职或者诏令准许留下的诸侯，则要派自己的儿子回去。”

刘恒的诏令下发后，遭到了各诸侯的强烈反对，没有几个人前往封国。刘恒于是决定拿丞相绛侯周勃开刀，警示诸侯。他下令说：“日前我曾诏令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但有人找借口没有走。丞相是我所敬重之人，希望丞相带头率领列侯回封国就任。”

绛侯周勃被免去了丞相职务，回到了自己的封国。其他列侯见此，也只得各自回到封国。

公元前178年，天上发生了日蚀。刘恒感到非常惶恐，担心有灾难发生。他对大臣说：“我听说如果君主不贤明，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会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现在天上发生日食，是上天对我的谴责。我能够侍奉宗庙，以自己微小的身体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都在我一个人。我对下不能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导致发生了日蚀。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恳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还要推举贤良方正、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趁此机会，官吏们要好好地整顿政务，务必要减少徭役和赋税，以利民众。我不能施德远方，所以忧虑不安，怕外族侵扰边境，因此边疆的防务一直没停止。现在，我不但不能撤除边塞的军队，还要军队保护我的安全，应该撤销卫戍部队。太仆掌管的马匹，只留下够用的就可以了，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就这样，在汉文帝的治理下，国家稳定，百姓安乐。

文治武功

汉初，匈奴的入侵一直是政府的心头大患。公元前177年，匈奴入侵北地郡，在河南地区进行抢掠。刘恒说：“汉朝曾与匈奴结为兄弟，我们对他们的馈赠也十分丰厚。现在匈奴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在边塞地区出入往来，捕杀官吏士卒，驱逐土著居民，欺凌边防官吏，侵入内地抢劫，十分傲慢，不讲道理，破坏了先前的协约。”

于是，刘恒下令调发边防军队反击匈奴，匈奴只得退离边境。

公元前166年，匈奴再次入侵，杀死了北地郡都尉。刘恒派出三位将军率兵分别驻扎在陇西、北地、上郡三地。刘恒亲自慰劳军队，部署军队，申明训令，奖赏军士，并且想要亲自率兵反击匈奴。在群臣和太后的劝阻下，他才没有亲征。但是将领和兵士因此大受鼓舞，他们一鼓作气，将匈奴打得大败。

公元前162年，刘恒下诏说：“我不英明，不能施德于远方，因而使外敌时常入侵骚扰我们。边地人民的生活不能安定，内地百姓也受到战争的连累。最近几年，匈奴危害边境，杀了许多官吏和百姓，这样长久地结下怨仇，兵祸不断，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安宁呢？我每天早起晚睡，操劳国事，为万民忧虑，惶惶不安，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使者，为的就是让他们向匈奴的单于说明我的意愿。现在单于也已同意和我们友好相处。为了国家安定、万民利益，我和单于结为兄弟，以此来保全天下善良的百姓。”

于是汉匈之间订立了和亲的协议。虽然此后匈奴对汉朝边民仍然时有骚扰，但汉代边境与以前相比还是安定多了。

刘恒曾在继位以后回到自己称王时的封地，他在国都接见了原来代国的群臣，赐给百姓牛、酒，免除了晋阳、中都两地百姓三年的赋税。

济北王刘兴居得知刘恒到了代地，趁机起兵造反，打算袭击荥阳。刘恒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镇压。他从太原回到长安后，诏令有关大臣说：“济北王背德反上，连累了济北的官吏百姓，这是大逆不道。济北的官吏和民众，凡是在朝廷大军到来之前就自己停止反叛活动的，以及率部投降或献出城邑投降的，一律赦免，官爵复原。那些开始曾与刘兴居一起造反，但后来投降了的人，也可以得到赦免。”

诏令一出，济北王的军队立刻发生了动摇。朝廷的部队很快就打败了济北叛军，俘虏了济北王。刘恒宣布郝免济北国中追随济北王造反的官吏和百姓。

公元前174年，有人告发淮南王刘长废弃先帝的法律，不听从皇帝的诏令，宫室居所超过规定的限度，出入的车马仪仗堪比天子，擅自制定法令，与棘蒲侯的太子陈奇图谋造反，派人出使闽越和匈奴，调用他们的军队，企图危害国家。群臣议论此事，大家都认为应当处死淮南王刘长。刘恒不忍心，免了他的死罪，并且只是废了他的王位。群臣请求把淮南王流放，得到了刘恒的同意。但刘长还没到达流放地，就病死在路上。

刘恒自从代国来到京城，继承王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什么都没有增加，生活朴素节俭。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他就废止。他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需要一百斤黄金。他就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住在先帝留下来的宫室，时常担心有辱于先帝，还建造高台干什么呢？”

刘恒平时穿的都是质地粗厚的衣服，对于自己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也没有纹绣。刘恒以此来表示自己俭朴的作风，为天下人树立榜样。他规定自己的陵墓一律使用瓦器，不准用金属为装饰，不修建高大的坟茔，务求节省，不要烦扰百姓。

南越王尉佗曾自立为武帝，刘恒没有派兵镇压，而是把尉佗的兄弟召来，他不但没有处罚他们，反而给他们以富贵，用恩德来回报尉佗的反叛。尉佗受到感召，于是取消了帝号，向汉朝称臣。汉与匈奴相约和亲，匈奴却违约入侵劫掠，而刘恒只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不愿给百姓带来烦扰和劳苦。

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刘恒就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此表示他年龄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之礼。群臣中有人进谏相当直率尖锐，刘恒总是宽容采纳。大臣中也曾有人收受贿赂，刘恒就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内心羞愧，而不是将他们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刘恒一心致力于用恩德感化臣民，因此天下富足，礼仪兴盛。

父子相继

孝景皇帝刘启，在孝文皇帝的儿子们里排行中间，他的母亲是窦太后。孝文帝还是代王的时候，先前的王后为他生下了三个儿子。等到窦太后得宠时，先前的王后已经死去。不久，先前的王后所生的三个儿子也相继死去。于是，刘启继位为天子。

刘启当上汉朝皇帝以后，首先下令为先帝建立太宗庙。为了节省朝廷开支，他下令群臣不要上朝道贺。紧接着，汉景帝下诏说：“前几年农业收成不好，百姓忍饥挨饿，有不少人因此而丧命，朕对此深表哀痛。众多郡国之中，有的土地贫瘠，不适于农牧业的发展；而有的则水土肥美，但是穷苦地区的百姓却不能够迁居于该地。因此朕特意颁布此诏，允许不同地区之间的百姓自由流动。”

他又大赦天下，赏赐平民每户一级爵位，并且削减田租数额的一半。后来，大赦天下、赏赐平民爵位的举措在景帝时期多次出现，成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的有效措施。

汉景帝又命令在京的诸侯王、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封地，以此来减轻对他们的供养给百姓造成的负担。他还命令相关的机构制定诸侯王、列侯去世以后的丧葬仪制，防止他们僭越礼法、奢侈浪费。此外，汉景帝还实行过禁止民间卖酒、禁止内地郡国用粮食喂养马匹的政策，这都是为了节省粮食，尽量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

汉景帝在位期间，大力扶植农业发展、倡导节俭，甚至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这样的物品，既不能让人在挨饿时当成食物，又不能让人在受冻时当成衣服。往年农业歉收，是由于从事工商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不足造成的。所以，朕下令各郡国致力于农桑，以此来满足人民的衣食之需。地方官吏如果胆敢动用民力去从事黄金珠玉的开采，就要严惩。上级官吏对此视而不见的，与犯罪的人同罪。”

正是由于汉景帝实行的这些政策，天下才得以安定，人民生活才有了保障。汉朝的国力开始逐渐壮大，为汉武帝时期的盛世奠定了基础。所以，后人常将景帝刘启与他的父亲文帝刘恒相提并论，用“文景之治”来赞美两个人的功绩。

汉景帝虽然是在其父刘恒治理国家取得不错成效的基础上继位的，但是，当时国家毕竟处于初创阶段，有很多方面仍需要进行改革和进一步地完善，吏治、法制建设就是其中关键、重要的组成部分。

汉景帝在其继位以后的第一年秋天，颁布诏令说：“现在，各级官吏因为接受了饮食这样的贿赂而被免官，这种处罚太重，而接受了财物贿赂、贱买贵卖的人受到的处罚却比较轻，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策，应当加以更改。”

他下令对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了不同的级别，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从前，被判处死刑的人，都要受到磔（一种分裂肢体的刑法）这种酷刑的折磨。汉景帝认为这种刑罚过于残酷，便下令改磔刑为弃市刑（在集市上处斩犯人）。后来，汉景帝再次下诏说：“国家制定法令、刑法，是为了禁止、惩罚那些残暴、邪恶的人。刑法关系到人的性命，被处死的人不能再复生。官吏之中有的人不遵守法令，贪图贿赂、交结朋党，把苛暴、凶狠当成乐趣，因之造成许多冤案，朕对此深表痛心。而真正有罪的人却没有伏法，他们依然干着残暴的事情，丝毫不把法律放在眼中。从今以后，如果有可疑的案情，即使是已经下了判决的，如果不能让人心服，就要重新再审。”

就这样，冤案大大地减少了，国家的法律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和贯彻。

以前，官吏多是靠军功起家，所以，他们出行时所乘坐的车、穿着的衣服都崇尚轻便，既体现不出与普通百姓的区别，也起不到教化的作用，更体现不出官吏之间的等级、尊卑，扰乱了封建统治的礼法秩序，因此，汉景帝便命令制定了系统的官吏车服制度，命令地方长官对此加以监督，并且将违反规定的官吏姓名上报朝廷，以便惩罚。此外，汉景帝为了防止酷吏在执法过程中失去公允，用刑过重，就命令司法部门减轻鞭笞之刑的力度与数量。

汉朝的法令规定，拥有十万钱家产的人才能够被选拔为官吏，因此那些当官的人大多数出身于富家、名门。这些人将很多不好的风气带进了官场，对于国家的治理、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同时，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贤能之人，因为出身问题（汉法规定商人、赘婿、犯过法而被免职的官吏等不能为官）或是家产达不到要求，而不能被推选为官吏。这种情况很不合理，不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长治久安，因此，汉景帝下令，对官吏出身的限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放宽，并且把十万钱的家产限定降低为四万钱，这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为官的机会，有利于朝廷选拔合格、优秀的官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阶级矛盾。

总之，汉文帝和汉景帝作为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