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矛盾，设立四匦垂拱而治_武则天的事迹

缓和矛盾，设立四匦垂拱而治_武则天的事迹

平息徐敬业叛乱后，武则天又改新年号以作纪念。她以《尚书·武成》篇中的一句话，即“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所表示的意义改元“垂拱”。垂拱元年是公元685年，那个被改了嗣圣、文明和光宅三个年号的684年就此过去。

这时的武则天已经六十二岁了。

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武则天先后清洗了一批朝中的权臣，比如裴炎，另外，当时最杰出的一位将领程务挺也在这次清洗中被除掉。现在武则天的前方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了。

之所以要选择“垂拱”作为年号，是因为武则天看好了其中的“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意思。经历了那么多的血雨腥风，武则天也觉得累了，她希望可以太太平平地让天下休养生息，也希望自己可以平平静静地把这一大摊子政务处理好，不，最好是轻轻松松地让这一切回到正轨，自己也好乐得一段时间的清闲。

本来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讲求的就是一个无为而无不为，但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治国境界，虽然武则天有这样的心思，却实在难以施行。(www.guayunfan.com)

所以，用一些强硬的措施来整治风纪、治理天下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掌握到朝中大臣和远在地方的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并且使民情能上达朝廷，武则天想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办法，那便是登闻鼓和肺石。

垂拱元年二月，武则天下诏，要求设登闻鼓于西朝堂外以及肺石于东朝堂外。

而什么是登闻鼓和肺石呢？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挝登闻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起诉方式之一。我们常常在影视片中看到，冤屈的百姓在衙门口击鼓鸣冤，所击的大鼓就是登闻鼓。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登闻鼓曾对民情上达起过重要作用。登闻鼓有专门的官吏看守，遇有击鼓者需立即受理或上报。据史书记载，周朝就设有登闻鼓，当时称作“路鼓”。魏晋以后历朝都设有登闻鼓，《晋书·卫瓘传》载：“于是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在宋朝以前，普通民众可击鼓鸣屈申冤，或向朝廷提建议，或对政策提出异议，等等。宋朝以后，击登闻鼓的条件日趋苛刻，至清朝已形同虚设，并规定击登闻鼓者，先廷杖三十，以防止无端刁民恶意上访。中国自明清以后，律法日益完备，登闻鼓仅是一种象征。

肺石是古时设于朝廷门外的石头。“民有不平，得击石鸣冤。石形如肺，故名。”后来它也演化为冤鼓，或称鸣冤鼓，或称喊冤鼓。

但是在武则天那时的登闻鼓是另一番样子，她下令朝堂所置的登闻鼓和肺石旁边不许有人把守。如果臣民百姓有情况反映，只需自由登石或击鼓即可，让御史接取状纸，直接写完呈给武则天本人。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武则天知道一个女人在政治上要被人认可很难，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像自己这样如此长久地掌管一个王朝，她需要得到百姓的人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整饬官吏，所以，必须有一个尽可能广泛分布的监察措施。她希望可以及时听到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以便快速地找到应对办法。

武则天的这一举措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受后世颇多否定，觉得这是她鼓励人们互相告密，这样客观上便钳制了百官的口舌，以便她独揽大权。可是要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皇帝都是独裁者，可是却没有人把这个罪名加在他们头上，这实在是一种偏见。

垂拱元年八月，睿宗李旦的德妃窦氏为李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隆基，就是后来的唐玄宗。随着皇子的诞生，睿宗的地位也就该有一个说法了，这时朝堂上关于还政于李旦的呼声渐渐地高了起来，他已经到了二十四岁，大家觉得他可以担起重任了。

武则天当然也知道大臣的这些小心思，她不愿意把矛盾再次激化，希望可以和平地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也知道还不到李旦自己独当一面的时候。所以，她打算派武承嗣先去探探皇帝的口风。

这一天，武承嗣来到李旦这里，和皇帝聊着聊着就说起了太后有意还政的事。

李旦知道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人，这样说当然不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想法，一定是对自己的试探了，慌慌忙忙地答道：“太后辅政多年，经验远远在朕之上，现在朝中大事太后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理应继续辅政下去，朕还年轻，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望太后收回成命，继续辅政吧。”

这正是武则天想要听到的话。不过，毕竟儿子大了，这样拖下去也有违常理，所以，在垂拱二年（686年）正月，武则天下诏“复政于皇帝”，称李旦已经成人，自己想要功成身退，颐养天年，不再临朝辅政，让睿宗皇帝亲政。

之所以这样说，武则天当然是为了缓和人们对她执政的不满情绪。

李旦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些日子里他也一直在想着，如果真有一天母亲说要还政于自己的话，该怎么做。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接。所以听到武则天的这道懿旨，他连忙上表，坚决推让，不肯接受，希望太后收回成命，希望太后以天下社稷为重，继续临朝执政。

关于这一段历史，许多史家这样做过论述：“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其实人人心里都有数，武则天并不是真心想还政于皇帝，这样做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礼让罢了。

所以，武则天的临朝生涯继续。

设登闻鼓、肺石于朝堂外，武则天觉得还是不够，在垂拱二年三月，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上书太后，请武则天设置铜匦。

据记载，这个铜匦的制作者鱼保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机分子。就在光宅元年徐敬业举兵反武则天的时候，鱼保家还曾为徐敬业效力，制作武器。庆幸的是后来没有因为徐敬业受到牵连。史家称：“做刀车及弩，敬业败，仅得免。”

可一个伺机折腾的人总是不肯安安稳稳地生活，现在他又迎合起武则天“欲大诛杀以威之，盛开告密之门”的心理，设计出了铜匦这件东西，可谓为武则天量身定做。武则天自然对这种发明很感兴趣。

其实这个铜匦就相当于今天的意见箱，更确切地说，是检举箱，只不过它的结构更为复杂。这个箱子只有武则天可以打开看，其他人无法打开。铜匦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漆的是不同的颜色，分别为青、红、白、黑，其中，立于东面的叫“延恩”匦，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这是供读书人求取功名用的，也是为国家招纳人才的。放在朝堂南面的铜匦叫“招谏”匦，“言朝政得失者投之”，是让官民畅所欲言，批评朝政的。立于西面的叫“申冤”匦，“有冤抑者投之”，是让受冤屈的人直接向中央申诉，免得州县官员上下串通搞出冤狱，民不得申。如果武则天是个男人，敢于让黎民百姓直接到皇帝那里投状，史学家们不知该如何称颂了。北面的铜匦叫“通玄”匦，“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这个铜匦有点神秘色彩，但是在古代，人们对天象问题颇为看重，此铜匦也就不足为怪了。

铜匦是设起来了。非但如此，当时还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

看来武则天很看重这种检举机制，连食宿都包了，当然会让很多人一窝蜂地拥来了。而这个五品食的标准是什么呢？据《唐·六典》记载：“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但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非常之糟，“是岁，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所以，“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因为“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

这更让争相告密的人层出不穷了，一时间四面八方进京告密的人蜂拥而来。对于告密者，武则天刚开始时也都耐心地一一接待。对于这些人检举的那些贪官污吏，武则天给予详查，一旦查出事情属实马上办案。当然，冤假错案也不免出现了。据说当时“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而这样的状况竟然持续了十几年，难怪当时很多对武则天不满的大臣都闭口不敢言语了。

为了规范投检举信的秩序，武则天甚至还设了一个“知匦使”，派正谏大夫和垂拱元年新设立的谏官“补缺”、“拾遗”各一名，专门管理这件事。来投检举信的人，首先要被验明正身，然后才可以往里投信。同时，还设有两名“理匦使”，由御史中丞等官员专门处理收到的这些信件。

本来她是想广开言路的，让全国的百姓和地方官一起帮着她防备有人搞阴谋诡计颠覆朝政。同时，也让百姓监督官员，官员们互相监督，治好官风。不曾想做得有点过度，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这个身份太特殊了，又在这样一个男权氛围极盛的社会里，所以时至今日，人们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争议还是很大的。她每做一件事，都在人们的口中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就比如她设“四匦”的目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消灭异己，有人说是为了广开言路。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这件事上曾这样总结过：设铜匦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时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残。武后初立时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南洋来的外商所杀，中国的记录也都说是因为路的僚属侵渔番舶，向官厅告状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经过武后的一段严厉的惩治，到她末年，还有文昌左丞宗楚客兄弟犯赃。他们住宅的崇丽使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都叹说：“吾辈乃虚生耳。”而最令人发指的则是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通敌论，动加杀戮，只有狄仁杰才能将这些事情报达武后。所以从各种事迹看来，唐初大规模的整肃官僚的行动，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