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_周敏勤慎，配享太庙_古代宰相故事

张廷玉_周敏勤慎，配享太庙_古代宰相故事

清朝是满洲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也重用汉族官吏，但重用有个限度，不允许进入最高权力中心。清世宗雍正皇帝时出现例外，汉人张廷玉出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总理朝政多年，死后配享太庙，为满、汉民族团结和国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廷玉（公元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张英官至大学士兼翰林院编修，为康熙帝最早选用的南书房翰林之一。张廷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诚实正派，学识渊博。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考中进士，步入官场，历任庶吉士、检讨、洗马、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入值南书房。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任刑部侍郎。期间，他赴山东处理一件大案：盐贩王美公等纠合一帮人，利用民间宗教，聚于运河一带，劫掠商旅。山东巡抚奉命镇压，捕捉一百五十余人，以反叛案定为死罪。张廷玉经过审讯和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抢掠案，而非反叛案。因此只批准诛杀首恶七人，流放次恶三十五人，而其他受蒙蔽者，均予释放。这一处理，得到康熙帝的认可。次年，张廷玉调任吏部侍郎。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帝病死，其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继位，就是清世宗雍正皇帝。张廷玉升任礼部尚书，仍入值南书房。他出任顺天府乡试考官，出以公心，谨慎主持考试，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而又被授为太子太保，再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继调任户部尚书。当时，江南地区还存在着零散的反清势力，他们不堪忍受朝廷的压迫和剥削，逃进深山老林，开荒种地，结棚而居，称作“棚民”。天长日久，棚民人数越来越多，其强悍者，不时外出剽掠，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张廷玉认为，这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特向雍正帝建议：各地督抚应该选用一些能人，约束棚民的行为；最好把他们编入户籍，视为平民；对于其中读书向学、勇武有力者，酌情任用，以为朝廷效力；对于棚民的后代，也应给予文化教育，不得歧视。雍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诏令各地督抚参考执行。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起，张廷玉陆续被授为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加少保衔，兼吏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臣。

雍正帝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削弱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首先收回诸王军权，八旗中除“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原先就归皇帝直接统率外，又把“下五旗”（正红、镶红、镶白、正蓝、镶蓝）的统率权收归皇帝所有。接着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把南书房改称军机房，并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正式把军机房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成员，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名称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等。为首者称“领班”，亦称“首枢”，也就是宰相，其他人则是副相。从此，大学士只有充任军机大臣，才有机会参预国家机务。张廷玉是最早进入军机房和担任军机大臣的官员之一。由于领班（首辅）通常由皇家亲王或满洲王公兼任，他们只是名义上的，不管具体事务，所以实际主持军机处工作的是张廷玉，历时二十年，直至致仕。(www.guayunfan.com)张廷玉为军机处制定了各项规制。主要是：军机大臣必须是皇帝的亲信，完全听命于皇帝；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廷寄”；各地督抚也将重大事项，直接寄给军机处转呈皇帝，称“奏折”。军机处在奏折上拟旨，皇帝朱笔御批后，即下达执行，中间不再经过内阁这道手续。凡是军国大事，皇帝和军机大臣一起决断和处理，无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大臣以下设若干辅助人员，称“章京”，任务是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张廷玉主持的军机处，机构精简，人员干练，办事效率很高。这是清朝国家政治机构的一次重大改革，标志着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张廷玉待人处事，“周敏勤慎”，尤为雍正帝所倚重。凡张廷玉奏请的事项，如纠正刑部弊端，防止冤假错案；救济灾区贫民，实行以工代赈等，雍正帝皆批准施行。张廷玉为相期间，身兼多职，公务繁杂，每天在官署时，总会有数十或上百名官员排队，等候接见、请示和汇报问题。即使坐在车上，也要批阅文书，处理事情。他的权力很大，但从不专权，一般事情，自己决断，重大事情，必奏告雍正帝，执行皇帝的旨意，不打任何折扣。因此，雍正帝绝对信任张廷玉，曾御赐“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的对联。为了表彰其功劳，诏令张英祀京师贤良祠，并赐帑银，让张廷玉在家乡为张英建祠。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雍正帝病重期间，遗诏由张廷玉和另一位军机大臣鄂尔泰，同为顾命大臣。遗诏特别强调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的品格，并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太庙是祖庙，供奉着清朝过世皇帝的灵位，极少数功勋卓著的满洲王公，死后方可“配享”，外族人和外姓人死后，是没有“配享”资格的。雍正帝的决定是一破例，等于给了张廷玉最崇高的荣誉。

清高宗乾隆帝继位后，张廷玉仍为军机大臣，总理事务，受封三等子爵，准予世袭。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张廷玉任总裁的《明史》编纂定稿，开始付印。《明史》编纂始于顺治年间，先有万斯同、王鸿绪等编纂的《明史稿》。雍正年间，张廷玉出任总裁，以《明史稿》为蓝本加以增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全书三百三十二卷，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取材丰富，体例严谨，基本上反映了明朝历史的真实情况。除《明史》外，张廷玉还任《会典》《皇清文颖》《世宗实录》《玉牒》等典籍的编纂总裁，算得上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史学家。

乾隆朝，张廷玉已垂垂老矣。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张廷玉请辞总理事务，只任军机大臣，掌管吏部事务。乾隆帝封他为三等伯，赐号“勤宣”，两年后加授太保。乾隆帝关爱这位老臣，晓谕群臣说：“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又说：“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也无需强入。”其后年间，张廷玉力所能及，继续发挥余热。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张廷玉请求致仕。乾隆帝盛情挽留，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哪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的呢？”张廷玉说：“宋、明配享诸臣，有请求致仕得到批准的。七十岁退休，古今通义。”乾隆帝说：“不然，古时还有八十岁拄杖上朝的。武侯诸葛亮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张廷玉说：“诸葛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不可同日而语。”乾隆帝坚持要张廷玉留任，说：“既然身任天下之重，就不应以艰巨而推诿责任，更不应以太平而自图安逸。朕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朕以为古人致仕之义，必遭遇不偶，不得已之苦衷。为人臣者，如果预存此心，必然漠视一切，年龄到了就退休，那么还有谁肯为国家效力呢？”张廷玉不敢再说什么，但还是辞去了掌管的吏部事务。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张廷玉且老且病，还每十日一至都堂议事，每五日一至内廷备顾问。冬天，他再次请求，方才辞去了兼领的监修、总裁等所有职务。他说：“臣受皇恩，不敢言去，私意愿得暂归。后年，皇上南巡，当于江宁迎驾。”乾隆帝终于批准张廷玉致仕，许归老家，并作诗三首相赐。

张廷玉一辈子以国是为重，这时却生出私心，唯恐死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请求乾隆帝赐一言为券，以作配享太庙的凭证。乾隆帝心中不乐，但还是写了手谕，重申雍正帝的遗诏。手谕写好，张廷玉没有亲自前来领取，只派了儿子张若澄入朝谢恩。这引起了乾隆帝的不快，“遂发怒，降旨诘责”。张廷玉听到风声，赶忙入朝谢罪。事后，满洲王公纷纷进言，要求削夺张廷玉的官爵，罢去配享太庙的资格。乾隆帝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削夺了张廷玉的爵号，允许其以大学士身份致仕，保留“配享”。乾隆十五年（1750年）二月，乾隆帝因皇长子病死，心情悲痛。张廷玉恰在这时请求还乡。乾隆帝大怒，命把配享太庙大臣的名单送给张廷玉过目，让他审定，自己配不配“配享”。张廷玉十分惶惧，疏请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中去掉，并予治罪。乾隆帝与大臣廷议，罢其“配享”，但不予治罪。偏偏四川编修朱荃犯事获罪，而朱荃正是张廷玉推荐的，双方且是儿女亲家关系。乾隆帝因此切责张廷玉，收回历年来颁赐的诸物。

张廷玉是怀着惶恐、失落的心境回归老家的。从此，他深居简出，淡泊自适，不再过问世事。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三月，平静地死于家中。这时，乾隆帝表现出了“宽宏”，仍然遵从雍正帝的遗诏，批准张廷玉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曰“文和”。

张廷玉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但任职勤勉，办事公允，有理有节，分寸适度，出色地尽到了一位宰相的责任。三十年后，乾隆帝仍记着张廷玉，发出过“朕以廷玉之戒为戒”的感叹。整个清朝，汉大臣配享太庙者，唯张廷玉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