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婚姻从中学时开始_江姐真实家族史

首次婚姻从中学时开始_江姐真实家族史

第三章　首次婚姻从中学时开始

五岁丧父，彭咏梧成了这个贫苦农家的一根独苗。偏偏他的心“野”了，惹祸了。插香娶亲，能拴住这娃儿吗？还在上初中的他，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婚姻生活……

12岁的江竹筠进入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小学读书的时候，她还浑然不懂爱情是什么，婚姻是何物。可远在大巴山区云阳县立初级中学上学的、那位她后来生命中注定的革命伴侣彭咏梧，此时，他的母亲任氏正在为他谋划一桩婚事。

这是1932年的冬天，当时名叫彭庆邦的彭咏梧刚刚在学校里惹出一场风波，差一点被开除学籍。他的母亲任氏正日夜为儿子担心，不少人在她的耳边嘀咕，说庆邦这娃儿长大了可不得了，他的心野了，以后不知还会闹出什么惊人的事。任氏听了，更加忐忑不安。(www.guayunfan.com)这时，邻居给任氏出主意说：“彭家嫂，你不如趁早给庆邦说个媳妇，把他的心拴住。娃儿成了家，心就不那么野了。”

任氏听进了这番话。她守寡12年了，含辛茹苦把庆邦这根独苗苗拉扯到17岁，可不能让娃儿有什么闪失啊！家里没个男人做主心骨，她便托人带口信把董家坝娘家的老母和故陵沦的小姑请来商量。

任氏问小姑：“有没有合适的姑娘可以说给庆邦娃儿？”

小姑想了想说：“我们龙洞故陵沱谭家有个幺姑娘，名叫政姴。他家父母老实厚道，对这姑娘管教很严，看起的这名字你们就晓得。这姑娘小时候寄养在她有钱的姨妈家读过两年私塾，认得字，看得了书呢。人品也好，又勤快，又能干，又温顺，一手针线活好得没话说。”

听小姑说得越来越起劲，任氏忙问：“长得可好？安南子(庆邦的小名)这娃儿心劲很高哩。”

“我常看见这姑娘，出落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年纪跟庆邦这娃儿也差不多，庆邦保证看得上。”小姑蛮有把握地说，“我们两家关系很好。如果妈和嫂子都同意，这门亲事我一说准成！”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这几个女流之辈，毕竟不敢不跟脾气倔强的庆邦征求意见，就轻易大包大揽地去求亲。她们只有耐着性子等待庆邦回家再说。

寒假很快就到了。彭庆邦浑然不知自己就要有媳妇了，他急匆匆地回家看望一直病怏怏的祖母和母亲，从县城回到故乡红狮坝彭家湾。

出云阳县城，往东行30公里，有条大溪沟，沿沟上山8公里处有一块较平坦的斜坝，因传说早年间这里有一对红色石头狮子而叫红狮坝。红狮坝背靠一座陡峭的高山。山上有个深不见底的大岩洞，因为老熊等野兽时常出没这里，此山便称之为老熊洞山。山下有个溪水顺流的山弯弯，垂柳沿岸轻扬，一片葱郁的翠竹掩映着几间房屋。因为屋主姓彭，人称彭家湾。

彭家湾就是彭庆邦的家乡。这种地理环境，与千里之外的江竹筠的家乡自流井大山铺朱家沟江家湾太相似了。汩汩的溪水和茂密的翠竹的环绕和掩映，是否也预兆着彭庆邦、江竹筠这两个具有翠竹一般气节的革命志士后来的缘分？只是，在他俩之间缘分首先绕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就像溪水顺流必然要绕过山弯弯一般。

彭庆邦的祖父彭绘图和父亲彭成强，都在当地教私塾养家糊口，当地人因此都尊称这对父子为“私塾先生”。彭成强长大成人后娶了本县董家坝的任家姑娘。任家岳母娘家在县城，出嫁到山高谷深的董家坝时，娘家陪嫁较好，在董家坝就买了几块坡地种着，家境自然比彭家要好。但彭家父子都是私塾先生，远近知名，任家就乐意把姑娘嫁了过来。从此两家人都殷切地盼望着彭成强这对夫妇早点生儿得子，替彭家传下香火。

1915年2月的一天傍晚，彭成强教书回家，冒着溪沟春临乍冷的寒意，走过含苞鼓芽的溪岸柳丛，刚到家前的石梯，正翘首相望的母亲就高兴地大喊：“成强，你屋里的生了，是个儿娃子！”

彭成强一高兴，快步就跑，不料绊了一跤。他爬起来，跑进屋里，就去看刚出生的儿子，乐得手都不知如何摆放。他是家里的独苗，如今有了儿子，高兴异常的岂止是他呢？

媳妇任氏让他给孩子起个名字，懂礼教的他却把这个权利转交给了孩子的爷爷。彭绘图也没推辞，吸了两口旱烟，说：“起个吉利的名字吧。我就盼这娃儿平平安安地长大，小名就叫安南子吧！学名呢咱家添男添帮手，还得望这娃儿长大了有志向，能救民安邦；娃儿是庆字辈，我看就叫他庆邦吧！”

小庆邦在彭家大人的格外疼爱中长到两岁，母亲任氏就把他送到家境较好的董家坝的外婆家去抚养。外婆家的人自然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只是小庆邦并不像他的爷爷和父亲那样文质彬彬，在外婆家长到四五岁，居然就成“孩子王”了。

董家坝山高林密，村里人都喜欢打猎。小庆邦模仿着大人，用砍柴刀砍来竹子，锯成竹简，装上竹片，做成了竹枪，然后，一声“号令”，孩子们就跟着他上山打猎去！有一天，他们在山林里真的碰到了野兽，吓得孩子们大叫着拼命往坝里跑。外婆也吓怕了，骂了外孙一通，再也不让小庆邦上山入林了。可是，小庆邦仍领着一群孩子在田野里“玩龙”、“打仗”。外婆兴奋地对来看望孩子的女儿说：“这娃儿日后有出息呢，你看哟，细娃儿都听他的，跟着他的屁股转哩！”

让外婆更吃惊更欣慰的事还在后面。严冬到了，小庆邦穿上外婆做的新棉袄依旧带着一群孩子往溪沟里去玩耍，回来时却只穿着一件单衣和棉背心，冷得上牙不住地磕下牙。他的新棉袄哪去了？外婆一遍遍地问，小庆邦就是东扯西拉不回答。外婆终于生气了，从灶门口的柴堆里扯出一根荆条就要打他：“疯玩，把袄子都玩掉了，快说，掉哪里了？”小庆邦居然昂首挺胸地回答；“我没掉！”“那啷个不穿？藏哪里了？”“我送人了！三娃子在沟边不小心滚水里头去了，衣服全打湿了，冻得直打哆嗦，我就把我的袄子送给他穿了！”外婆愣了，一时不知该如何责怪外孙了。这个娃儿，就这样慷慨地把唯一的棉袄拱手送人了？小庆邦这时以为外婆仍要责骂自己，便依然理直气壮地说：“外婆，你不是说别人有难要相帮么？三娃子冻成那个样，我脱给他穿，不该么？”

“该！该！”外婆把外孙搂在怀里，抚摸着他冻得发乌的小脸，心想：我这娃儿这么小，就懂得行侠仗义了哩！

彭庆邦5岁时的那个夏天，他身患痨病的父亲彭成强从县城把一位病死的亲戚抬回后，自己竟然也一病不起，吐血身亡。

彭庆邦从董家坝外婆家回到红狮坝彭家湾替父压棺奔丧，岂料，祖父彭绘图不久也相继病故。从此，他开始了与体弱多病的母亲、祖母相依为命的苦难生活。

母亲任氏勤劳善良，她自己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婆母和年幼的小庆邦，艰难地挑着持家养口的重担。彭家附近有个粉坊，她就天天去担那粉水回家喂猪，时常累得直不起腰。小小的庆邦看着心疼，便琢磨如何帮助母亲。他棒着个瓦盆悄悄地跟在母亲的身后。母亲挑着—担粉水在前面走，他端着一盆粉水在后面蹒跚地跟，累得气喘吁吁。母亲知道后，鼻子一酸，泪水直流。她不让儿子这样累这样做，她勤扒苦做，还不是为了儿子？儿子却一抹脸上的汗，大人似地说：“我能端！我是男人！我端一盆，你就少挑一盆嘛！”

穷人家的孩子早懂事呀！母亲不再阻止儿子跟着她做力所能及的活儿了。小庆邦就跟着母亲背着背篓上山打猪草，挖地种菜，烧火做饭，啥子家务活都能干了。

一晃，小庆邦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任氏对庆邦说：“安南子，妈要送你念书。妈就是吞糠咽菜，也要送你上学，让你像你爷爷你爸爸那样读出个人样儿！”第二天一早，她就让小庆邦背着亡夫彭成强小时候读书用过的竹编书夹子，穿着她用土布缝的一件长衫，母子俩牵着手走田埂，翻山梁，过陡坡，过河沟，走进了学堂堡私塾。

小庆邦知道自己能够读书，全靠了母亲的坚强。他的身上，寄托着清贫而劳累的母亲的所有希望啊！他因此尤其发奋。那时，学堂里的先生信奉“黄荆条下出秀才”，谁不听话，谁的成绩不好，男生就被打屁股，女生就被打掌心。可庆邦的成绩在学堂里是最好的，居然一次也没挨过打。

1930年夏天，彭庆邦读完了小学。在穷乡僻壤的红狮坝，他成了乡邻们个个称道的“小秀才”了。令乡邻们更加惊喜的是，这个失去了父亲的乖娃儿庆邦，次年8月竟然又考取了“洋学堂”——云阳县立初级中学。

这是一所名校，建于1902年，辛亥革命后规模扩大，年年招生，课程不仅开设有国文、化学、物理、数学等，还开设了英文！

置身在这“洋学堂”里，大山沟里来的彭庆邦一身粗布衣衫，与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相比，是个道道地地的土包子。然而，彭庆邦一点都不自卑，他自信要让那些纨绔子弟们一个个地不敢小瞧自己这个穷山沟来的学生。

他像读小学时那样发奋苦读。他不仅理科、文科成绩都好，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而且课余还看了大量的书籍，《三国演义》、《水浒》等名著，他都能从头到尾地讲给同学们听。在这所学校学习期间，他的国文、英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等12门功课，平均成绩达到了87.88分。同学们没有不佩服他的。他在同学间常常一呼百应，小时候他在山沟里是“孩子王”，如今在这县城的“洋学堂”里，他依然是众所跟随的“学生头”。

彭庆邦很庆幸，他遇上了两个令人敬佩的好老师——萧老师和黄老师。他是这两个老师都很器重的学生。两个老师常与他和几个进步学生摆龙门阵，给他们讲列宁、斯大林如何领导苏联革命的故事，讲苏联已经没有剥削和压迫，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美好社会，甚至告诉他们，在中国已经有人在为创造这样的美好社会而革命、而奋斗了。

彭庆邦被老师这些新鲜的故事和道理吸引住了。他不知道这两个老师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他朦胧地意识到这两个老师正是为这样美好社会奋斗着的人。他因此经常独自去找萧老师聊天，从萧老师借给他的进步书籍里逐渐弄懂一些革命的道理。

有一段时间，同学们都说他是一个“书虫”。他为了看到想看的书，居然啥子地方都敢去搜借。学校图书馆和县图书馆里时常见到他的身影不说，他还直接跑到女师、云中的一些教师家里去借。他被借到的进步书籍迷住了，读起来经常忘了吃饭、睡觉，有些同学问他什么，他嗯嗯两声，到头来却像没听见似的。假期里，他又总是背着一背包的书回乡下的家里，帮母亲做完家务，就在暗淡的桐油灯下一读就是一个又一个通宵。回到学校，同学们发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庆邦向大家讲起苏联农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五四运动、鲁迅等人的著作等，一套一套的。进步的同学“呼啦啦”地全都被吸引到他的周围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北三省沦陷，三千万同胞沦入了日军的铁蹄之下。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工人、学生纷纷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云阳县城里一队队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贴标语，撒传单，搞讲演，游行集会。少年彭庆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挥动着小旗，领着同学们满街高呼抗日救亡的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枪口对外、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呼吁群众一致抵制日货、抗日救国。

在云阳县城的大街上，17岁的彭咏梧甚至召集群众集会，慷慨激昂地当街发表长时间的讲演：“父老兄弟们，同学师长们，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亡我中华，政府竟然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短短的两个月，日本人就占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被奴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践踏了啊！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能容忍这样吗？不服！不能！同胞们，我们不能任人宰割，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只有抗日才能救国！全国有良心的人们行动起来了，罢工、罢课、罢市，要求政府枪口对外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我们也是有良心的人，我们也应该行动起来，我们也应该勇敢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谁不抵抗，谁不抗日，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同胞们，我们就打倒谁！”

彭庆邦的集会演讲，轰动了云阳街头，轰动了云阳中学。同学们簇拥着他回到学校。岂料，学校当局立即传唤了他，蛮横地要开除他的学籍！

彭庆邦惊愕了。他进校读书多么艰难，这是母亲在家带病劳作供读的，母亲对他寄予了多大的厚望，何况他的求知欲是如此的强烈。他怎么能承受如此严酷的令母亲伤心也令自己失学的打击呢？

彭庆邦愤怒了。他不能囿于这样的威胁和压制，他不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畏缩。他凛然质问学校当局：“我宣传抗日救亡有什么罪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凭我这样的爱国志向就要开除我吗？你们有没有中国人应有的良心？你们如何为人师表？你们开除了我的学籍，就能开除得了我抗日救国的决心吗？就能压制得了学校的抗日激情，以做效尤吗？我想不能，只能是激起学校爱国师生更大的义愤！”

学校当局惊讶了。他们没有料到这个进校才一年的初中生如此地伶牙俐齿，敢于如此演讲般地怒斥“领导”。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消息很快地传到了红狮坝。彭庆邦的母亲焦急万分，顾不得病重，立即赶到娘家董家坝，请庆邦的外婆解救。外婆自然也心急如焚，赶到娘家云阳城里，四处奔波；她的幺女——庆邦的幺姨赶紧托关系，给学校当局送礼说情。

庆邦的学籍终于保住了。然而庆邦母亲的心再也难以轻松地放下。终于，她和庆邦的外婆、小姑策划想出了一个拴住庆邦的“妙主意”——给庆邦定一门亲事。

彭庆邦寒假急匆匆地回到红狮坝彭家湾的家，本想好好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和祖母，给两辈大人压压惊，没料到母亲和祖母竟然想好了给他说亲娶媳妇这么个主意，要拴住他“野了”的心。

他皱着眉头断然拒绝：“我刚进中学就说媳妇，读书要分心的哩！你们还想不想我读好书呢？再说，全国正在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我倒考虑起啥子说媳妇的事儿，说出去，我有么子脸面见人嘛。”

母亲和祖母却不依不饶，天天围着他唠叨。

隔两天，小姑也来劝说庆邦了，说：“那可是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女娃哩，要相貌有相貌，要人品有人品，要贤惠有贤惠，还知书达理，配你安南子还有多的呢。你还不赶快答应？我还怕人家谭家不答应哩！”

彭庆邦终于拗不过去了，被说动心了。他是一个孝子。他是一个理应撑持这个只有他这一个男人的家的人。自己上学在外，撇下身体不好的祖母和母亲在家，他本来就时常惦记不安。如今家里大人们这样入情入理地好说歹说，他哪能狠心反对下去？只能点头答应订婚了。

订婚都要“插香”，这是当地的风俗。可是，彭家如今清贫得家徒四壁，哪有钱去置办“插香”的聘礼呢？

幸亏穷人有穷人的热情善良。亲戚朋友们得知消息，凑着钱赶来帮助张罗，好歹终于凑齐了“插香”用的衣服、猪肉、面条、油条、糖等礼品。

这年大年三十那天，彭庆邦在叔伯堂弟的陪同下，请人挑了礼品，荡悠悠地走过湾前的河溪柳丛，渡过长江，来到南岸的云阳县龙洞乡故陵沱谭家“插香”。交换了两人的生辰八字，正式同谭家姑娘谭政姴定了亲。

谭政姴生于1917年6月30日，比彭庆邦小两岁。她上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哥哥谭策安很小就在店铺里做学徒，弟弟谭竹安正在上小学。谭家父母都非常和善，都很喜欢彭庆邦这个正上“洋学堂”的女婿，谭政姴的哥哥弟弟自然也十分敬重他这个妹夫姐夫。16岁的谭政姴与彭庆邦羞羞答答地见了面，就忙着做家务，偶尔偷偷地看一眼英俊帅气的未来夫婿。

彭庆邦的心释然欣然。谭政姴健康的身姿、俏丽的面容、端庄的仪态、勤快的举止，都是那么令他心仪。虽然是出于孝心答应这门亲事的，然而看到了谭家的情况和谭政姴得体的言行举止相貌，他开始由衷地庆幸母亲、祖母、小姑替他选了个一见倾心的媳妇。

1933年春节过后，彭庆邦带着订亲后的喜悦回到云阳中学。他满足了母亲和祖母的心愿，家里有什么急事，未过门的媳妇谭政姴可以过江来红狮坝帮他照料了。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完全放心地投入学校的进步活动了。

刚到学校，云阳县城就遍传着红军的消息。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年前的12月转移到川陕边境，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专打不抗日的武装，专替老百姓办事。传说有一支部队已经打到云阳的邻县了。

消息不胫而走，消息鼓舞着彭庆邦。他从学校的萧老师、黄老师等令人敬重的老师那里，得知了什么是红军，什么是共产党。有些道理他一时还不明白，但他很欣慰这么一点：红军到处都宣传抗日救国！

然而红军逼近的消息却吓得云阳县政府和学校当局惶恐一片。诬蔑红军的谣言随之传开来。“红军共产共妻，杀人如麻，要血洗云阳”的谣言弄得满城人心惶惶。而城里到处增加岗哨，如临大敌，驻扎的两团国民党部队还招摇着开拔前去围剿。云阳中学的一部分学生害怕了，想离校回家了。

但是，他们信赖彭庆邦，一个个地找他商量，向他们觉得“啥子事都晓得”的彭庆邦讨准信。

同学们信任彭庆邦。经过彭庆邦的一番鼓励，同学们释然，又聚集在彭庆邦周围。

过了两个星期，从云阳县城开拔去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的两个团撤回了。当局把云阳中学和女师的师生召集到广场上，听两个团长的“报告”。学校的萧老师与彭庆邦边走边悄悄地摆谈了几句，彭庆邦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报告会”开始了，两个团长中的一个开始在台上讲话。台下的学生却搭肩挽臂地谈笑，有的甚至追逐打闹，会场顿时乱起来。当局的主持人在台上大声训斥维持“纪律”，台下又忽然响起尖厉的口哨声，随即哄笑声、口哨声、打闹声一片。两个团长气急败坏，拍桌子，吼叫着，依然无济于事，只好把主持人一通责骂，灰溜溜地“到此结束”。

彭庆邦等成功地破坏了这场“剿匪”报告，学生们更加拥戴他了。彭庆邦呢，却开始真正地接受中共地下党员萧老师等的进步教育。他敬佩共产党，倾向共产党，赞同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主张。他渴盼着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早点打到云阳，吓跑那些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军阀，亲自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救穷苦百姓的革命之中。

岂料，没过几天，彭庆邦上午正在上课，堂侄彭松亭急匆匆地从乡下赶到学校，说是他母亲病重，要他立即回家。彭庆邦深感事情不妙，当即请假随彭松亭回红狮坝。这一去，年前侥幸没有被开除学籍的他，就此被家事拴住了，辍学了，遗憾地没能亲自投身马上就开始酝酿的云阳县的第一次暴动。

刚刚18岁的彭庆邦心急如焚地赶了七八十华里的山路溪沟，一回到彭家湾的家里，一幅惨景就震慑了他。

老祖母瘫痪在床。母亲也病倒了，躺着，发着高烧，昏迷中一声声地呼唤着他的乳名。

彭庆邦悲不能抑，一下扑倒在母亲的病床边，连声唤妈，呜咽不已。母亲终于听清了儿子的哭唤，尽力睁开眼，挤出一丝笑容，然而泪水迅疾夺眶而出。她艰难地挤出两句模糊不清的话：“安南子……政姴……”

彭庆邦明白了母亲的心思。他拜托陪同到家的堂侄松亭送信过江，把他未过门的媳妇谭政姴从故陵沱喊来。

他就此辍学了，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是1933年的春天，溪水清流，柳树吐绿，竹笋破土，然而清寒的彭家却看不到生活的新机。彭庆邦抱柴做饭，借钱请乡医给母亲看病，熬药喂水，母亲的病却依然一天天加重。

未婚媳妇谭政姴来了，麻利地做活，照料婆母，没有一点少女的矜持。传统的教育，朴素的品格，特殊的背景，使这个只有16岁的女娃儿那么懂事，那么贤淑，那么会持家。彭庆邦看在眼里，爱在心上，而他的奄奄一息的母亲竟也因此欣慰地似乎清醒了两天。

母亲在病床前紧紧地把捏着谭政姴的手，含泪说：“政姴咧，早点过门好不？我死后，这彭家的门户要靠你支撑了哩。安南子……莫让他老守在家里头，那不是正路，再苦再累，也要让他把书读完，图个出息，记住了吗？政姴，妈拜托你了。”

“妈，你放心，我记住了。你莫这样担心，你会好的，你会好的……”谭政姴答着，禁不住泣不成声。

母亲的病终于还是没能好转，两天后就离开了人世。

谭政姴和彭庆邦悲不能抑。彭庆邦到红狮坝的远房亲戚地主易家借了笔债，操办了母亲的丧事。谭政姴记着婆母临终前的嘱托，在父母过江赶来奔丧时说服善良的父母同意，就在婆母的灵前与庆邦一起磕了头，做了彭庆邦的媳妇。

然而，真是应了“屋漏偏遭连绵雨”的古话，红事竟然没能冲走白事，母亲任氏的丧事刚办完，这对少年夫妻的新婚生活刚刚开始，老祖母竟然就跟着辞世了。

彭庆邦只得又去易家借债。他好话说尽，跑了一趟又一趟，总算借了点钱安葬了祖母。

然而，易家的借债还期跟着就到了。彭家仅有的几亩田因此被诈走了。种田没地，下锅无米，还债无门，18岁的彭庆邦和16岁的谭政姴这小两口在接二连三的灾祸打击面前，哪有新婚的甜蜜？

糊口是唯一紧迫的任务了。彭庆邦只得重蹈祖父和父亲的旧路，去瓦房沟当了私塾先生。

1949年后的谭政姴(正伦)

私塾是一家私人办的旧学，有30多个学生，却只聘了他一个先生。既要备课上课，又要自己生火做饭，山洪暴发，他还得接送学生们上学放学越山过河。他的课讲得新颖有方，他待学生细心周到，学生和家长们都敬他爱他，可他自己却是一个刚辍学的中学生哩！

彭庆邦不可能不苦恼，不可能不留恋那云阳中学的生活，不可能不向往云阳县城那酝酿着的革命潮头。然而，他却只能把这苦恼、这留恋、这向往深深地埋在心底了。他是一个有媳妇的男人了，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一家之主了。他唯一开心的事，就是在教完书回到家与新婚的妻子共同忙完家务后，拥着新妻，向新妻讲述他在云阳中学读书时的故事和读书中懂得的改造这社会的道理。

年轻的谭政姴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妻子。她哪里不明白丈夫心里深藏的苦恼和向往呢？她哪里会忘记婆母临终前的嘱托呢？

1935年春节刚过，谭政姴就决定独自承担持家的重任，供养丈夫庆邦继续读书。这个想法让彭庆邦大吃一惊。他是一个“大男人”了，天下哪有让妻子供丈夫上学的道理？他不能不犹豫。

然而，谭政姴主意已定，毅然决然地说：“庆邦，我们还分啥子你我哩！你继续念书，是妈临终前的嘱咐呢！你不去念好书，妈在九泉之下哪能瞑目？我又哪能心安？你念好了书，有个好出息，我也光彩呀！”

彭庆邦感动了，一下把妻子搂得紧紧的。春节过后，他惜别妻子，离开了清苦然而温馨的家，再次进入云阳中学插班学习，像此时正在重庆的江竹筠一样，从此开始了真正寻找革命真理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