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名人故事 “住在司令部”的政委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住在司令部”的政委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时间:2022-03-21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住在司令部”的政委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一月十八日 晴西河头”“十八集团军总政邓主任小平到了司令部,个子不高,见了我们总是笑,大家议论说什么刘师长刚走,他就来了。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大概是代替刘。”“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看来只是一个形式,一种方式,但其中的韵味,淳厚深长。邓小平这位“住在司令部”的政委,在这段为期1年9个月的时间内,真的实际上承担了司令员的责任。

“住在司令部”的政委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38年)一月十八日 晴西河头”

“十八集团军总政邓主任小平到了司令部,个子不高,见了我们总是笑,大家议论说什么刘师长刚走(先天去洛阳开会),他就来了。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大概是代替刘。”

这是当时在129师机要科工作的杨国宇当天所写的日记

这些业余分析家们的判断力不行,但观察力还是很敏锐,他们从新政委“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这个细节发现了这个政委的不寻常。从这个时候开始,刘邓搭档了13年,结成了“刘邓就是刘邓,中间顿号都加不进”的关系,形成了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密切结合而产生的巨大威力,这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联想到古今中外那些因“双头”、“多头”造成的低效、麻烦、混乱和悲剧,还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核心”、“中心”之争,刘邓带出来的,何止是一支大军呀?!(www.guayunfan.com)129师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但在1937年10月过黄河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时,却是十分寒酸。兵力约有一万,但带刺刀的步枪,也就是新式一点的步枪全师只有55支,手榴弹全师只有203颗。不过刘伯承曾经说过,会打仗的话,一个班也可以同敌人的一个军打,打尾巴,打散兵,打后勤机关,战机多得很。何况一个师呢? 129师一过黄河,就在1937年10月19日夜袭日军的阳明堡机场,一举烧毁了敌机24(一说25)架。所以,能不能打,打得怎么样,前提是战略战术正确。战略战术不正确,一个班不要一分钟就会被一个连消灭,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的力量也打不下24架飞机。而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以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为前提,这个大前提,在129师,就得依靠邓小平这位大政委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正确的路线方针付诸实践,仍会有不少问题。而且党内干扰也不少,“左”的右的,游击战、阵地战,把握得不好,对党和军队来说,就是大失误、大灾难,“皖南事变”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刘伯承是中共的大军事家,1911年从军,参加中共革命前就有“军神”之称。先后在重庆将校学堂、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加入中共后、任129师师长之前,先后任过中共重庆军委委员、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中共前委参谋团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是中共党员中第一个担任军长职务的人。当然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也受冷落,在任129师师长之前,在红军中没有切实掌握过军权。邓小平能否把129师这支大军领导好,如何为刘伯承提供政治上的保障,是一个关键。“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看来只是一个形式,一种方式,但其中的韵味,淳厚深长。工作人员当日就感觉到了,何况刘伯承本人呢?当然刘伯承不会像工作人员那样作出错误的判断。

政委“住在司令部”,实际上也不完全是一种形式,而是邓小平工作作风的一个表现。《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说:“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那时他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父亲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在他就任更重要的职务后,他也是这样崇尚简朴。整个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中,他也只有一个秘书。对他来说,不在人多,重要的是效率要高。”129师既然由师长政委共同指挥,要讲效率,两人住在一起,多好。当时,军情紧急,事务繁多,首长经常分开,联络又不便,除了少数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刘邓首长与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共同商量外,其他要请示首长的事,碰到刘就向刘请示,碰到邓就向邓请示,反正都一样。刘说了的,邓会说:“就按刘师长(司令员)说的办。”邓说了,刘会说:“就按邓政委说的办。”由于刘伯承是大军事家,年龄又大,身体也不太好,为了让刘集中思考重大的战略战术问题,在刘邓合作时期,根据邓的反复交代,刘邓大军的事务,在一般情况下,都由邓和参谋长李达来处理,只有大事才找刘伯承。邓小平这位政委——军队中党的最高领导,的确是很不寻常。这除了因为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经验丰富,能力全面和对刘伯承特别尊重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对党如何领导军队有自己的看法。1941年,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批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使有人称党组织为“最高当局”。邓小平说,“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众所周知,邓小平后来有一个“领导就是服务”的著名论断,这一思想的起源,也许就在他任129师政委时期。

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刘伯承在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中共七大,同时,彭德怀、陈赓、陈再道、陈锡联、杨得志等主要军事领导也先后去了延安,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合并。邓小平以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的身份统一领导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和整个晋冀鲁豫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河南五个军区)的党政军工作。在此期间,刘邓大军在邓小平领导下,先后进行了太岳区、冀鲁豫边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晋冀鲁豫1944年攻势作战,1944年7月至1945年5月的扩大豫东作战,1944年秋至1945年春的开辟豫西作战,1945年1月至7月的晋冀鲁豫区攻势作战等一系列的大战。邓小平这位“住在司令部”的政委,在这段为期1年9个月的时间内,真的实际上承担了司令员的责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