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合理的统御”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提倡合理的统御”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29师建军时4个团,13000余人,其中1937年10月渡过黄河上前线抗战的为3个团,9000余人。一年后,发展到6个团又6个游击支(纵)队,共5万余人。到1940年五六月整编时,又扩大为9个旅40多个团,10余万人。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129师发展到近30万人,分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河南5个军区,拥有18万平方公里、2400余万人口的根据地。刘邓大军,名归实至!

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执政地位,没有掌握国家政权,领导的根据地都是一些今日普遍为国家或省级“贫困县”的地区,等等。中共凭什么去壮大自己的队伍?129师及整个八路军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壮大?

参加八路军的,有的是农民,有的是民间的游杂武装,有的是从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来的,有的是投诚反正的伪军,有的则是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城镇青年,“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等骨干的比例相当小,大体上只能满足军队团以上、地方军分区干部的需要,等等。中共又如何去领导好这支队伍?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时就已有一些宝贵的认识和设想,其中的一个认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以为完全用长官的严厉统制办法,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固然,军队的严格的纪律与合理的统御是必需的,但是不够的,还要求政治工作的配合。”通过政治工作,使战士从“自己的觉悟中发生出无比的战斗威力”,“在任何困难环境中还会保持一致以支持艰苦的斗争”。“提倡合理的统御,采取更多的教育说服方式,推动新战士自觉地遵守纪律,努力学习。”(www.guayunfan.com)合理的统御与严明的纪律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致的。

1957年1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作了一次报告,在开场白中,他说:“过去,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全场响起了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显然,后来人们非常熟悉的那种台上讲空话、套话、大话,台下打瞌睡,讲小话、笑话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存在,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印象,并深知战士们对它的厌恶。

政委是专职政治工作领导者,邓小平又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呢?要而言之,就是围绕实际问题——重大实际问题做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出任129师政委不久,就主持了一次给人印象深刻的军人大会。那是一次宣判大会,处决一名强奸妇女的老战士。

就像回忆人员所说,师政委通常不在军人大会上作报告,一般只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才作报告。邓小平话不多,不太喜欢作报告,更不会轻易破那个例。但这件事很严重,除了强奸妇女本身性质严重外,更严重的是有一些人前来政治部为强奸犯求情,认为判重了,群众也来求情。这说明部队内部和当地群众对八路军这支抗日队伍还有模糊认识,对其严明的纪律认识不清。因此,邓小平亲自上台讲话。他非常严肃、严厉地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同军阀队伍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纪律严明,决不允许侵犯群众利益。只有做到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才能在敌后生存。老百姓历来怕当兵的,山西的统治者过去还向群众灌输过共产党红军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怕。为了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八路军的真面目,它完全不同于旧军队,那就需要用我们的实际模范行动,来打动群众。这次奸污妇女的事件,虽然是一个战士的犯罪,但一传开,就会对我军造成很坏的影响,并会破坏我们这几个月来好不容易在群众中树立的好印象。我们决不能心软,一定要严肃地处理这件事。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严明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愧为革命军人。

在大别山时期,邓小平还更为严厉地处分过一名警卫团的副连长。

194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路上发现一名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当即指示查明此人此事。得知是警卫团的一名副连长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店铺里拿了这些东西,因为当时该地老百姓都已经跑光。

大别山区是老革命根据地,由于红军在此四进四出,每次来了又走,进出都要打仗,走后敌人又疯狂报复,给当地群众造成了极大伤害。当地群众对共产党的军队颇有怨声,说他们每次都使大别山搞得“箩里精光”(大别山区四座山山名的谐音: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剥皮”(一条河名“陂皮河”的谐音)。所以此次刘邓大军进大别山,老百姓基本上是闻风而跑,不与大军接触。刘邓决定以严明的纪律来争取群众,规定:“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在与刘伯承、张际春(副政委)和李达(参谋长)讨论副连长之事时,邓小平主张对此人以“抢掠民财”治罪——枪毙。当天下午,李达召集军人大会,并请当地商贩参加,对那名副连长执行了死刑。当地群众深为感动,也深为抱歉。几十年过去,当地一些老人还遗憾地说:“如果我们当时不跑,留在家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刘邓治军严又是同爱兵联系在一起的。

1940年9月5日,在129师各部参加百团大战连续作战了15天后,刘邓下了一道“休整令”,布置了收容整理等6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第一条命令是:“1.休养体力,保障供给,买羊肉吃。”129师《关于百团大战给奖问题的命令》,规定了十几项评奖标准,其中名列第三的是保障供给让官兵“从未饿过一餐饭”的人员,奖品全部是衣服、布鞋、毛巾,一等奖衣服一套,布鞋一双,毛巾一条,以下递减。

1943年8月1日,129师发布《关于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其中之一,是降低小米供应标准,主力部队由每人每天一斤半(旧制24两)分期减到一斤(16两),地方武装,由一斤减到15两,机关人员由一斤减到13两。这虽然是“节食”,但在当时则称得上一个奇迹。在1941年至1943年,八路军经受了一个严重的饥荒时期。1943年3月,彭德怀在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也坐不稳,一贯对作风要求严厉的彭德怀只好请与会者躺在坑上。回总部后,彭德怀立即下令将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的机关人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供应粮食标准,从4月到秋收,减为7两(旧制11两)。有一次,邓小平来到边区政府找杨秀清、戎子和、李一清三人谈工作,看到戎子和瘦得只有100斤(原125斤),谈话时,杨还硬撑着,戎、李两人则因精力不济,打起了瞌睡。邓小平心疼得很,当面告诉杨秀清,政府厅一级干部,每月津贴增加到10元(当时129师战士干部的月津贴为1.5元至5元)。

因此,刘邓带兵,要诀之一,就是很简单但也最根本的吃饭第一,力求温饱。这个秘诀,后来为日军发现,一位叫河野的日军参谋长说:“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粮食是第一位。”因此,从1942年开始,日军开始了以抢粮食为目标的作战,1943年更为突出。这年秋天,日军集结20余万大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亲自率领下对华北各根据地展开全面“扫荡”,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抢粮食和破坏我根据地军民的秋收。我军反“扫荡”,一个主要的任务也是保护主要产粮区的抢收抢种。769团,是129师的三个老团之一,是一把不轻易出鞘的镇军宝剑,但在这次秋季反“扫荡”中,却为保护秋收作战45次,掩护屯粮88次,武装护送粮食23次。邓小平这种统兵、用兵思想,看来很平常,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也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吃饭问题、温饱问题开始的。现在温饱已不是一个问题,但一个人成功与否,则永远都首先取决于是他立足于实际问题,还是着眼于一些说起好听的东西。

对将领,同样也是严与爱相结合。上节说过,邓小平曾经对陈赓这名大将发了火,使得陈赓都有点怕他。但另一方面,陈赓又是刘邓手下最受喜爱和最受重用的大将。邓小平女儿说,每次谈到陈赓,邓小平都流露出一种为之骄傲自豪的感情。他曾向儿女们讲过这样一个陈赓的故事,他说京沪杭那些仗呀,打得快。原因是敌人跑得快。我们分成很多路,成排、成连、成团地跑路,否则追都追不上。陈赓打得最远,占领了江西的全省。红军时期,蒋介石抓住了陈赓,后来念及陈赓在大革命时期曾救过蒋介石一命,就把陈赓放了。蒋介石放陈赓的时候,在南昌,有人说:欢迎你再来。陈赓说:“再来,我就带十万部队来!”结果,真是陈赓带兵占领了南昌。幸好我们当时没让陈赓打南京,让他直接往南边打去。否则,陈赓就实现不了他的诺言和愿望了!

刘邓合理统御大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部下高度信任。邓小平在与二野老同志们谈淮海渡江战役时说:“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