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第二军事政治学校_牛化东将军事迹

回忆第二军事政治学校_牛化东将军事迹

1926年秋，我于定边小学毕业，准备去投考绥德师范时，突然接到定边党组织负责人汤宏宾、丁正奇同志的通知，让我和吕振华、贺元勋等党员到兰州刘郁芬部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钱清泉（第七方面军总指挥是刘郁芬）也带领陕北特委派往甘肃新开辟工作的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从榆林到了定边。他们大都是中学生，有的还是高中毕业生。我们一同从定边出发，经过银川时，留了几位同志建立国民党宁夏党部，同时也建立我们党的特别支部，其余的人，都去了兰州。抵兰后，文化程度高的分配到省党支部或政府机关工作，程度低的则进了第七方面军办的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我们到达兰州的时间是1926年年底。开始，住在小稍门外毛纺厂教导队，并在那里受训。生活很艰苦，训练也非常紧张。翌年春，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开学，我们就搬进了东教场的堡子里。

少将军衔的第二军事政治学校第一任校长杨其祥，在开学典礼上讲：我们是第二军事政治学校，那么，第一军事政治学校在哪儿呢？他接着回答说，在苏联，是列宁办的。因而，在我的印象里，他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个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是王孝锡，他是大学生，“清党”时被捕牺牲了。校长杨其祥也在“清党”中换掉了，接替他的是河北人张和肪。

当时，钱清泉常到学校讲课，他是江西人（钱为江苏江阴人—编者），三十多岁，长于演说，讲话娓娓动听，感人肺腑，极富鼓动性，听众的注意力，常被他的讲词所吸引，心潮随之起伏。来校讲课的还有马凌山、胡廷珍、延国符等。马凌山讲的是政治经济学。军校学生中，有我们党的支部，支部书记是马尔逊，陕西富平人，北大（或清华）学生，我和他同一个班。支部书记和党员分别单线联系，党员之间没有横的关系，但从行动表现上，我们也大体知道谁是党员。我们这个支部是军队中的秘密支部，虽然我们当时听说兰州有张一悟，是共产党员，但我们与他们没有横的联系。

1927年“清党”时，钱清泉、马凌山、胡廷珍、王孝锡都不见了，讲课的人换成了骆力学、苏振甲等。后来从报纸上看到冯玉祥“礼送”出武胜关的共产党员名单中，有钱清泉的名字。这年冬天，有一次出操回来，异乎寻常地不宣布解散。我们正在怀疑间，忽见刘郁芬的军法处处长，亲自带领四五十人，手提镣铐，向我们走来。军法处处长拿出名单，逐一念名叫人，我们二十多人被叫出队外，带上了镣铐。在叫人的过程中，班长许肇基走到我的背后，悄声问我，带有什么东西没有？我偷偷地将一本《共产党宣言》递给了他，并请他问一下马尔逊是否带有东西。班长不是共产党员，但很同情我们，为我们进行了掩护。被抓的人员中，有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其中还有一些军官的子弟。我们被铐上后，带到了省政府后花园军法处，分别隔离关押起来。关押的地方，有四个人站岗，监视得很严。当时，弄不清楚是谁叛变出卖了我们，因而，很想和监禁在隔壁的马尔逊通通消息。我扫视了一下房间，房内有一盘土炕，炕上铺有席子，地下放有火炉、火筷等物。我就顺手拾起火筷，在炕席下向马尔逊房间的墙上凿洞。洞打通了，我给他递过去了一张询问的纸条。马尔逊、吕振华、贺元勋、蒙佳惠、葛克强、田玉芬等人依次打通了墙壁，从此，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秘密联系。马尔逊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要求我们经得起任何考验，绝不能暴露组织，监押期间，一天放两次风，但很少有交谈的机会。七八天后，开始审讯，被提审的人都受了刑。一天晚上，我被提审，审讯室里有七八个人，其中有持枪的士兵，地上还摆放了刑具。军法处处长亲自审问我，他问了我的年龄、学历、籍贯后，接着就问我是怎样到军事学校来的。我回答说是政治部主任钱清泉招收来的。他又追问：“钱清泉是共产党，你知道吗？”我说：“他是什么人，当然你们是知道的，我怎么会知道他是共产党！”他又问我和王孝锡一起开过什么秘密会议，我当即加以否认。这时，他却提出：“王孝锡的笔记本上为什么记有你们的名字？”从这句话，我才恍然大悟，逮捕我们，原来和王孝锡的笔记本有关。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不光王孝锡，恐怕所有讲课的教员，他们的本子上都记有我们的名字！”后来，他们从苏振甲的笔记本上，也确实发现记有更多的名字。这次审讯，我受了刑，两腿压了杠子后，无法行走，他们把我架回了牢房。我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在刑讯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一个暴露身份的。有些非党群众，却因熬受不了苦刑，反而供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在押的军官子弟，在刑讯逼供下，有的乱供某某军官是共产党，从而，在军官中引起了混乱和不安。也有在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又翻供的。这样，使军法处审理了一个多月，无法结案，不得不草草结束，给我们卸掉镣铐，把关押我们的监狱改成三民主义学习班。虽然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却仍不给我们自由。学习班办了三个多月，最后进行了一次考试，我们都取得了“好”成绩。从这时起，我们的人数天天在减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书记马尔逊也不见了，大家怀疑是不是分批拉去活埋了。正在此时，又通知我准备行李。我暗想，可能要活埋我了。这天下午，来了一辆洋车，让我装上行李，坐到车上，由一位副官把我送到小稍门我们刚来时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此时是无线电传习所，所长马大伦，是个年岁较老的少将，他分配我搞基建，经常上街买东西。有一天我在街上和吕振华邂逅，据他说，除马尔逊外，所有的人都回到军事政治学校了，但学校的党组织没有人负责。并说，兰州不是久留之地。我们约定回定边找党组织去，谁有机会谁先走。从此，我常到黄河边，找筏客拉关系，想从水路离开兰州。不久，我便结识了一位靖远筏客。一天，所里给了我70元买东西，剩下20元，我就去找那位靖远筏客，坐上他的筏子，顺流而下，到了吴忠。然后，步行回到定边，向党组织汇报了兰州的情况。一个月后，吕振华也回来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又开始了新的战斗。(www.guayunfan.com)